在抗日战争中，八路军、新四军较早建立了各级敌工组织，培训敌工干部，开展敌军工作教育，并在战争实践中总结提高敌军工作策略，创造性地运用写贴标语、喊话与打手势、改唱日文歌曲、印发各类宣传品、利用俘虏等各种方法，使对敌宣传工作充分发挥了瓦解敌军的作用。
为了进一步针对日军开展瓦解工作，1938年11月在延安，中共中央军委总政治部更成立了敌军工作训练队，简称敌训队。敌训队为当时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及时培养输送了一批日语专业人才，在统战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抗战初期敌工组织的建立
1937年7月7日，抗战全面爆发。遵照中共中央军委的统一部署，八路军各部队开赴华北抗日前线。
为了加强对敌军的宣传瓦解工作，中共中央于1937年9月发布《中国共产党告日本海陆空军士兵宣言》《八路军告日本士兵书》等指导性文件，中共中央军委更发布命令，要求各部队尽快培养一批立场坚定、通晓日语、热爱对敌宣传工作的干部。为此，八路军指挥部抽调了统一战线部一部分人员和懂日语的干部，于1937年10月中旬成立了敌军工作科（1940年后改称敌军工作部），建立起统一的专门的敌工组织。
随后，晋察冀军区也于1938年成立了敌工部。在上级部门的指示下，到1938年初，八路军基本都成立了敌工部，分设敌工科与伪工科。为了更好地协调各部门的对敌宣传工作，八路军、新四军各师政治部内还陆续设置了敌军工作委员会，由师敌工部、民运部、除奸部及司令部组成，推动瓦解敌军的工作。
八路军120师还有工作队，分为组织、宣传、调查三组，并设有专门研究日本问题的研究会。1937年底和次年初，各旅和支队的敌工科也相继建立，分敌工股与伪工股，各部联合组成敌工委员会。
1938年夏季前后，团以下也逐步建立起敌工组织。各团政治处内设有敌工股，连队则建起敌工小组，负责收集敌人文件，领导喊口号、写标语、散发宣传品、管理俘虏等工作。敌工小组最初由支部敌工委员领导，1938年后则改为连队指导员领导。
为了辅助连队敌工小组的工作，在每排内又组织了火线喊话队，由副排长以上的干部担任队长，每班设一名专门负责向日军喊话的队员。
八路军到华北不久，就在部队中进行喊话、学习日语口号的教育，除一些新战士，其他人都会喊五六句口号，多的甚至掌握了数十句。后来，还把反战口号改编成日文歌曲的歌词，向日军官兵传唱，对瓦解敌军起到了相当好的效果。
1939年，新四军也成立了敌军工作部。
敌训队的诞生
1938年11月在延安，中共中央军委总政治部还成立了敌军工作训练队，简称敌训队。敌训队为当时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及时培养输送了一批日语专业人才，在统战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这个队的训练内容和训练时间，均由中共中央军委总政治部敌军工作部制定，在行政管理上，开始属于抗日军政大学第五期第五大队建制，不久改为由总政直接领导。因为谢振华曾在敌工部工作过，所以调他接替敌训队前任大队长兼支书邓飞的工作，直到1940年敌训队全部学员毕业。
敌训队的学员来源和组织情况，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精神，总政治部决定把抗大8个大队中的日本学员集中起来，再选调一部分学员，组成一个敌军工作训练队（当时又称日文训练队，其中女生占10%左右），共150余人，强化日语训练。
这一方案确定之后，总政治部和抗大联合发出通知，规定了学员的条件：1.党员或党员发展对象；2.高中以上文化程度；3.年龄在20至25岁之间；4.愿意学习日语并热爱对敌军的宣传工作。通知要求，积极认真地做好学员的选调工作并限于1938年11月底以前送至延安。
紧张而乐观的学习生活
那时，日军经常派出成批的飞机轰炸延安，敌训队的黎果夫不幸遇难。为了防备敌机再度轰炸，敌训队将开学延迟到1938年12月，并将教室迁移至延安北门城外二道沟西边山上的十几孔土窑洞里。
敌训队分为高级班和普通班。为了使敌训队的日语教学能够得到保证，成立了日语教员室，由朝鲜族人、中共党员徐辉担任主任教员。徐调离后，由留学日本的毕业生江佑书接替，教员有王水陆、刘念惮(后改名为刘公诚)，另有廖一帆、张宗瑛、杨作材、梅青则担任日语助教。刘念惮和这几位助教也同时是高级班的学员，后来又聘请了日本共产党的冈野进(即以后的日共总书记野板参三)做顾问。
此外，还有两位被我军俘虏的日本士兵———一位叫春田好夫(中文名高山进)，一位叫吉积清，也被聘请来教授学员的发音和会话。这两名士兵后来都成了日本反战同盟的成员。
敌训队分为14个班，每班有男生12人，普通班还有一名女同学，全队共有女生13人。敌训队下辖4个区队，一区队长刘增敏，二区队长郑文翰(曾任军事科学院院长及彭德怀元帅的秘书)，三区队长罗健，四区队长邱勇前。每位区队长负责3至4个班的行政管理工作，杨枫岚负责女生班。每个班内设一名行政组长，一名学习组长，一名党小组长。
在课程设置上，主要是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专业训练，占70%；一是政治训练，占30%。由于学员们来之前都不同程度地学习了军事知识课，所以敌训队没有安排军事课。在学习期间，学员们参加了延安各界声讨卖国贼汪精卫成立日伪南京政府的群众大会，还先后听过毛主席、周恩来、陈云、邓小平、李富春、邓发、蒋南翔、张鼎丞、朱德、董必武、林伯渠、邓颖超、蔡畅、吴玉章、王稼祥、罗瑞卿、罗迈(即李维汉)、郭化若等领导同志讲的政治课。还聘请专家、学者系统讲授马列主义理论课，请八路军总政治部敌工科科长刘型讲如何开展对敌军的宣传工作和对敌工作的纪律等。
日语专业课程设置有日语、《敌军工作》《侵华日军概况》《日本问题》等，其中日语是最重要的课程。敌训队要求学员“日语生活化”“日语口语化”，即从起床到就寝，能说日语的场合就用日语，以便迅速提高日语会话能力。
敌训队师生的学习生活很艰苦，伙食每人每天一斤半小米，5分钱菜金，津贴费学员每个人只发一元抗大票子，仅限于在抗大合作社买东西，没有鞋就打草鞋，没有袜子，有的同志就找些布块垫些棉花把脚裹起来。生活虽然极其艰苦，但在整个学习期间，师生们个个精神饱满，斗志高昂，保持着蓬勃向上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奔赴抗日战场
到1940年5月，150余名学员顺利毕业，毕业学员中的63%可担任口语翻译、78%可担任文字翻译。毕业生除50多人留在延安军委二局、军政学院、总政敌工部等部门外，其余100多人分批奔赴华北、华中各部队。毕业生到前方后一般都分在师、旅、团里当敌工干事，做文字翻译、对敌宣传、教育俘虏等工作，同时配合地方敌工部门做些内线情报工作。
到华中去的20多名敌训队学员随谢振华从延安经西安、开封、洛阳到达华东抗日根据地，分别被分在淮北、淮南和苏北工作，主要开展火线喊话，对敌据点发放宣传品，教育、遣送日军俘虏，成立“在华日人反战同盟”，对敌情的综合研究等工作，他们不怕牺牲，在艰苦的对敌斗争中始终坚持在一线，在促使日军下级军官和士兵认清侵华战争的反动本质、诱发其思乡厌战情绪以及协助管教战俘等方面都发挥了独特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