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松是中国共产党优秀的理论家、宣传家，是东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东北抗日联军的积极倡导者和组织者。虽然他的一生只度过了暂短的35个春秋，但是他对中国革命的贡献，特别是对东北抗日战争的贡献，永远为人民所称颂。在他去世后，毛泽东在送给他的挽联上写道：“杨松同志办事认真，有责任心，我们应当记住他，学习他。”
一、整顿组织，出任吉乐特委书记
杨松原名吴绍镒，1907年出生于湖北省大悟县。20世纪20年代初，他受共产党人陈潭秋、董必武的影响积极参加学生爱国运动，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7年春被团中央派往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3年夏，杨松调到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工作，受代表团指派，他开始研究并负责指导中国东北地区中共党组织——中共满洲省委的工作。1934年秋，杨松受党组织派遣到被日本占领的东北。杨松从东北地区抗日斗争实际出发，排除“左”倾错误路线的干扰，为东北地区党组织的恢复和发展，为东北地区抗日统一战线的形成和扩大，为东北抗日联军的建立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杨松来到东北时，党对东北抗日斗争的指导方针已经历了曲折的发展过程。1931年九一八以后，中共满洲省委从东北已沦为日本殖民地的实际情况出发，积极领导东北的抗日斗争，东北人民的抗日斗争曾得到很大发展。但是，中共临时中央在1932年6月召开的“北方会议”上.却严厉批评了满洲省委继续贯彻土地革命的方针。在“左”倾错误路线指导下，东北地区党组织未能抓住有利时机更大规模地组织和领导东北各界民众开展对日斗争。为扭转东北抗日斗争的不利局面，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中央的名义，于1933年1月26日向东北各级党组织发出指示信，要求他们把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作为主要任务，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一指示信的贯彻，推动了东北抗日斗争的发展。但是，1934年初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之后，中央在下发给东北地区党组织的指示信中，又错误地批评所谓东北党组织在统一战线中搞“上层勾结”，只允许实行“要兵不要官”的下层统一战线，并强调要“把反日游击运动提到土地革命的阶段”，使东北地区抗日统一战线再现危机。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代表团决定派年仅27岁的杨松以满洲省委巡视员的名义赴东北就地指导工作。
1934年7月，杨松化名吴平，从苏联远东地区进入东北穆棱地区，与中共吉东局接上了关系。吉东局原是1933年5月成立的满洲省委下级组织，下辖绥宁、饶河中心县委和东满特委，其基层组织与活动地区在黑龙江省东部、吉林省东北部的宁安、穆棱、密山、饶河、虎林、东宁、汪清、珲春等中苏边境一带。1934年春，吉东地区党组织遭到敌人严重破坏后，满洲省委决定取消吉东局，组建吉东特委。在特委未建立前，吉东局所属之党组织由满洲省委直接领导。吉东地区是全东北党员人数最多的地区，党员人数占全东北党员总数的一半左右。这一地区党的工作如何，事关东北地区党的工作的全局。自吉东局被撤消后，由于日伪的不断“讨伐”，吉东地区党组织遭到了严重破坏，处于瘫痪和半瘫痪状态。杨松到达东北后，首先视察了穆棱、密山等县，恢复和整顿了党的组织，指导各县委开展工作。
杨松到达穆棱，穆棱已无县委，只有一个由铁路工人安某、农民杜某和教师马某组成的三人工作委员会。但这个委员会没有开过一次会，县委工作实际上由团委书记主持。杨松在穆棱召开县委扩大会议，选举出新的县委成员，由群众基础好且有工作能力的李健侠担任书记。在密山县，上级党组织的重要文件，“书记都没有看，县委也没有讨论，谈不到传达到下层同志中去了”;县委的几名主要领导也不够团结。更可怕的是，当地群众都知道谁是党的机关负责人。一旦有人向敌人告密，县委就有被彻底破坏的危险。杨松到达密山首先召开县委扩大会议，改组了县委领导班子，将已经暴露身份的人调离。这一及时的调整，使得原县委成员在敌人的“讨伐”中幸免于难。随后，杨松又分别对宁安县委和勃利区委进行了调整。在调整各县区党委的基础上，杨松于1935年春组建了中共吉东特委，杨松任书记，李范五任组织委员，孟径清任宣传委员，张林和于化南分别负责青年和工运工作。新特委的建立，为推动吉东地区的抗日斗争提供了可靠的组织保证。
二、端正方向，推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在整顿党组织的同时，杨松认真地分析了吉东地区党组织面临的严峻形势，认为“左”倾错误是造成工作落后和被动的根本原因。一些党组织领导人不顾东北地区已成为日本殖民地的特殊情况，照抄照搬中央六届四中、五中全会文件和决议，在群众大会上大讲特讲“武装保护苏联”，“建立苏维埃政权”，群众对此非常反感。他们说：“日本鬼子还未打出去，你却引老毛子来”，有人当面对宣传员说：“现在还讲什么共产不共产，打走日本鬼子再说吧!”为改变这种状况，开创东北抗日斗争新局面，杨松经请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同意，果断停止执行中共五中全会的“左”倾错误方针，根据东北实际重新制定了党的中心任务“是推翻日本帝国主义和‘满洲国’在东三省的统治，建立东三省抗日救国的民众政府以争取中华民族独立和国家统一，以保护中国的领土完整。”为实现这一任务，杨松突破原有的限制，提出“除下层统一战线外，依具体情形，得实行上层联合”，做到“有钱的出钱，有枪的出枪，有粮的出粮，和有人力的出人力”，尽可能将一切抗日的力量团结起来。
吉东地区活跃着十余支抗日武装，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还有各种义勇军、山林队、救国军等，这些武装在抗日方面是一致的。但是，他们是由不同阶级、阶层所领导，政治立场也存在很大差异，在对待这些抗日武装、实行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上，临时中央的指导原则是，只许同他们建立下层统一战线。通常的做法是派人进入其部队，争取下层军官和士兵，然后乘机驱逐或杀死其长官，把队伍拉出来，投奔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这种“要兵不要官”的统一战线策略很少奏效，常常是不仅未能把队伍拉过来，反而引起了义勇军、山林队的戒心和反感，由此导致关系紧张，甚到出现义勇军缴游击队械的情况。杨松了解到这一情况后，严厉批评这种做法“实际上是破坏统一战线，客观上帮助日本帝国主义”。杨松认为，游击队“和其他反日队伍建立共同的总司令部不是上层勾结，而是上层联合战线。”为了把一切抗日武装力量团结起来共同对敌，杨松在密山县委扩大会议上提议，将密山游击队与人民革命军合并组成东北抗日同盟军第四军，由李延禄任军长。杨松还亲自与义勇军、山林队首领会面、谈话。通过接触，杨松认为，他们“并不像日本帝国主义所宣传的‘胡子’怎样杀人放火凶恶等等，他们是真正不愿意当亡国奴的抗日战士”。其中“打东洋”和“义君”的首领以前分别是铁匠和矿工，是典型的“无产阶级”;而“小白龙”首领在南方当兵时还受过红军的影响，只是由于他们“政治认识非常低，常在沟内活动，不知外面消息，脱离广大群众”，所以遭到共产党游击队的轻视与排斥，甚至被当做“土匪”。杨松一方面称赞他们“和日本作战三年，而未投降，足够称为中华民族英雄”;另一方面对他们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进行了耐心的教育和诚恳的批评。他问山林队“小白龙”首领：“你举义旗打日本.甚到把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身负重伤仍然不悔，决心和日寇血战到底，这是为了什么?“小白龙”答：“为的是赶走日本强盗，让老百姓过上太平日子。”杨松说：“这就对了。可是你的部下却有个别人打骂老百姓，抢夺群众财物，他们这样做，和你让老百姓过上太平日子的意愿不正相反吗?”“小白龙”无言以对。杨松接着向他讲解建立良好军民关系的重要性。“小白龙”感到这个共产党大官平易近人，说话在理，当时就表示要改正坏毛病。事后，“小白龙”将匪气十足、屡教不改的队员开除出队。通过整顿军纪，“小白龙”在群众中的名声大有改观。共产党的诚恳态度使这些山林队首领大为感动，不久，他们先后接受改编，加入抗日同盟军第四军序列，“小白龙”被任命为第三团团长。
1934年12月20日，杨松在宁安县召开县委扩大会议，他在会上发表讲话，要求破除“左”倾关门主义思想，坚决实行统一战线方针，联合一切抗日武装力量，共同抗日救国。会议通过了《关于“左”倾关门主义错误及目前工作任务问题》的决议。在这次会议上，杨松和绥宁反日同盟军领导人周保中商定，以绥宁反日同盟军为基础，吸收宁安、汪清一带的各抗日山林队参加，组成东北反日联合军第五军。经过紧张的筹备工作之后，1935年2月10日东北反日联合军第五军正式成立，周保中任军长。
在联合各抗日武装共同抗日的斗争实践中，杨松进一步提出了建立东北抗日联军的主张。他指出：“我们主张组织东北抗日联军，主张以现有的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军为骨干，联合其他义勇军、抗日山林队等，共同组织。取消原有各种各色的名义，而称为东北抗日联军”。“参加东北抗日联军有三个条件：抗日反满，收回东北失地，保护中华民国;没收日本及走狗财产;联合民众来抗日救中国”。这一主张得到东北各抗日武装的赞同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认可，为其后建立东北抗日联军奠定了基础。
三、总结经验，推进东北抗日斗争
在领导吉东人民开展抗日斗争的过程中，杨松深入实际，勤于思考，敢于突破，不断地把实际斗争经验加以总结，上升到理论高度。他先后起草了《东北人民革命政府纲领(草案)》、《东北人民革命政府组织条例》等文件，对党领导东北人民抗日斗争的政权形式、军事组织形式等重大问题，都提出了很好的设想和意见。关于东北人民革命政府，杨松提出：它在目前即非工农民主专政，当然不能采取南方苏维埃政权的组织形式，而应该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政府，是和日本及伪满洲国对立的政府。因此，“在执行委员中应包括东北各地抗日队伍与人民代表，如杨靖宇、赵尚志、李延禄、谢文东、周保中、吴义成、王德泰、孔宪荣、柴世荣、李三侠、李荆璞、李杜、王德林，蒙人、满人、韩人，各工业城市工、兵、学、商人等等之代表”，常务委员九人中，“我党可占五人，余四人不一定是我党同志。”此外，对于如何召开抗日救国大会，各军的队伍如何配合，如何处理好与朝鲜同志之间的关系，以及纠正东满地区肃反扩大化问题，杨松也都提出了具体的建议。
1935年7月，杨松到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并向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报告工作。在这期间，他参加了中共中央《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的起草工作。杨松根据东北抗日斗争实际提出的一些建议和主张，受到代表团的高度重视。特别是关于成立抗日联军的主张，更是直接写入“八一宣言”之中。会后，杨松被调回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仍负责东北地区党的工作。10月11日，他受共产国际指派，在苏联远东城市海参崴主持召开东北抗日军领导人会议，研究贯彻“八一宣言”及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会议发表了由杨松起草的“通电”和“宣言”，向全国同胞呼吁：“不论蒋总司令的军队也好，不论共产党领导的红军也好，不论过去参加过抗日战争的军队或未参加过的也好，互相打过仗的或没有打过的也好，都应不记旧仇宿怨，应该都以中华民族利益为前提，马上停止内战，枪口一致对外，一致去武装抗日，一致去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与统一，一致去保护中华祖国的领土完整”。11月26日，杨松在为吉东特委起草的一封指示信中，更明确提出了。在目前的东北反日统一战线，不仅包括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还要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及一部分地主。”这一思想，对于扩大东北抗日统一战线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在东北抗日联军工作的周保中等同志对杨松给予了充分的肯定，指出：杨松“对满洲工作有很大的功劳……推动了满洲游击运动和统战工作的发展。”
1938年2月，杨松回到延安，但仍然十分关注东北的抗日斗争。4月、5月，他在《解放》周刊上连续发表《论七年来东北抗日游击运动的经验和教训》和《再论东北抗日游击运动的经验和教训》长篇论文。在这两篇文章中，杨松将东北人民前七年的抗战分成三个时期，分别就每个时期的特点作了认真的分析，并从东北抗日统一战线、军队工作、根据地建设及群众工作、游击战作战原则等四个方面的经验教训作了概括性的总结。这些系统的分析总结，为党中央制定抗日时期新的方针政策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同年10月，他作为东北抗日联军的代表，出席了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在会上，杨松报告了东北人民抗击日本侵略军的英勇事迹，高度赞扬了东北抗日战士的爱国主义精神，使全党对东北人民英勇的抗日斗争有了更加全面的了解。
由于杨松在环境恶劣的东北工作时患有肺结核病，到延安后又在《解放日报》总编辑的岗位上废寝忘食、不知疲倦地工作，终因劳累过度而导致病情加重。1942年11月23日，杨松在延安中央医院与世长辞，时年35岁。
年轻的杨松走了，他把一生献给了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他像东北黑土地上的白杨青松一样，挺拔而坚强。我们的确应当永远“记住他，学习他”。
原载《世纪桥》2003年第8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