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作霖
1928年6月4日，日本关东军以阴谋手段，在沈阳皇姑屯车站炸死张作霖，企图乘乱全面夺取中国东北地区。1948年11月4日，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战犯的判决书，依据“皇姑屯事件”，将1928年1月1日确定为对日本战犯起诉的起始日。
爆炸现场
“安国军政府陆海军大元帅”张作霖在皇姑屯被炸身亡
1928年春夏时节，中国政局发生急剧的变化：南京的国民政府下令发动“第二次北伐”，很快击败奉军，打过黄河，逼近京津地区。由于连连战败，军心不稳，奉军许多将领表示厌战，张学良、杨宇霆等则企图与南方国民革命军和谈。“安国军政府陆海军大元帅”、奉系军阀首领张作霖眼看大势已去，不得不准备离开北京，撤往关外奉天老巢。
张作霖本是亲日的大军阀，这次奉军在前线战败，他本想“借日本的武力留在关内”，但日方近来改变态度，借口防止战乱波及“满洲”，即东北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地区，多次逼迫张作霖退回东北;并乘张作霖窘困之际，趁火打劫，向张提出“满蒙权益”的问题及让日本在东北修筑“满蒙五路”等问题。1928年5月17日，日本驻华公使芳泽亲自跑到“安国军政府大元帅府”，拜访张作霖，进行威胁讹诈。张作霖不愿就范，说：“我们家中的事，不劳邻居费心!”断然加以拒绝。谈到最后，张作霖竟勃然大怒，由座上站起来，把手中的翡翠烟斗猛力摔到地上，对芳泽骂道：“他妈拉巴子的，岂有此理!”说完之后，丢下芳泽，怒气冲冲离开客厅。1928年5月25日，张作霖又公开发表书面声明，反对日方5月18日提出的“警告”。事后，日方威胁张作霖，如果不听日方劝告，失败后想回东北，日方当解除其武装。
1928年5月30日，张作霖召集张作相、孙传芳、杨宇霆、张学良等人，举行最高级会议，决定下总退却令，率部撤离京津，退回关外。6月1日，他向北平外交团告别。6月2日，发表《出关通电》，声称他“本为救国而来，今救国志愿未偿，决不忍穷兵黩武。爰整饬所部退出京师”。在这同时，他令许兰州将“安国军大元帅”的印、旗以及重要档案全部运往关外。
在张作霖离京前夕，日使芳泽再次来找张纠缠，逼张正式履行日方帮助他镇压郭松龄反奉时所签订的《日张密约》。张作霖再次大发脾气，骂道：“日本人不够朋友，竟在人家危急的时候，掐脖子要好处……我不能出卖东北，以免后代骂我张作霖卖国贼。我什么也不怕，我这个臭皮囊早就不打算要了。”他拒不在芳泽带来的文件上签字。
在这时，张作霖接到奉天宪兵司令齐恩铭的密电，报告在奉天附近南满铁路(今吉林长春到大连的铁路)与京奉铁路(今北京到沈阳的铁路)的交叉点老道口、三洞桥、皇姑屯一带，日军戒严，不许行人通过，希望张作霖回奉时，加以戒备。当时，南满铁路由日本的“南满铁道株式会社”和日本关东军管辖，京奉铁路由中国方面管辖。两条铁路在沈阳近郊皇姑屯车站附近的老道口、三洞桥一带地段，以立交桥交叉通过。但张作霖没有重视齐恩铭的密电，只是按惯例，由奉天省省长刘尚清向铁路沿线各县发出一个密电，通知“该管境内铁路桥梁，仰督饬军警，事先妥为警备，毋稍疏懈”。
张作霖为避开日军，曾一度想乘坐汽车，取道古北口出关，但因怕公路坎坷、汽车颠簸，身体受不了，仍决定乘火车离京。机警的张作霖“故布疑阵”，先宣布6月1日启程，后改为2日，但2日开出的火车是张作霖的五姨太寿夫人所乘，最后在6月3日，张作霖才离开北京。
6月3日夜间，张作霖出中南海西门，乘黄色钢制防弹汽车出发，在严密警戒中开往火车站。车站月台上明晃晃的灯光照射着卫兵的刺刀，充满着森严、沉闷的气氛。张学良、杨宇霆、孙传芳等前往送别。随张作霖上车的除大元帅府的人员与卫队外，还有张作霖的第六夫人与三子张学曾，以及国务总理潘复和靳云鹏、何丰林、刘哲等军政大员与日籍顾问町野、仪我等。专车共有22节车厢，张作霖乘坐的包厢，是前清慈禧太后乘坐过的花车，车身宽阔，装饰华丽，据说是购自英国。包厢的前面是两辆蓝钢车，由军政大员与张作霖的随员们乘坐，后面是饭车与乘载卫队的警备车。在专列的前面，则是一列压道车。
约在晚上9点钟，张作霖的专车从北京开出。在天津站，潘复、靳云鹏与日籍顾问町野下车。车到山海关，这里是日军驻兵所在地，车上人员不免紧张，但车站上只有一两名日军守备队站岗，态度如常。在奉天留守的黑龙江督军吴俊升特地赶到这里迎接张作霖，上了张作霖的专车。专车平安地开出山海关后，大家觉得放了心，都解衣而睡。
车到新民时，天已放亮。这里已经离沈阳很近，铁路两旁皆有奉军的步哨警戒，面向外立，呈“预备放”姿势，十余步就是一岗。可是在京奉铁路与日本人管辖的南满铁路交叉点附近地段，就没有中国哨兵警戒了。
6月4日清晨5点左右，张作霖的专列在皇姑屯车站略作停留，奉天宪兵司令齐恩铭来接，登上专车。专车继续向东行驶，准备到沈阳车站停靠。这时沈阳车站里已由上千名军警警戒，沈阳城里的军政大员和绅商代表也早已齐集于此，恭候专车的到来。
5点30分，列车驶进了京奉与南满两铁路交叉处的陆桥—三洞桥的桥洞。在这里，南满铁路线在桥上通过，京奉铁路线在桥下通过。沿京奉线开来的张作霖专车必须从桥洞内通过。就在张作霖乘坐的包车进入桥洞的一刹那间，预先安放在桥洞上的炸药爆炸了，随着震天动地的两声巨响，全桥塌下，张作霖乘坐的包车首当其冲，连砸带炸，全车粉碎，车身被炸出三四丈远，只剩下两个车轮。吴俊升与张作霖的六夫人当场被炸死，张作霖身受重伤，血流满身，气息奄奄。据后来英文《时事新报》报道，共有20人被炸死，53人被炸伤。
正在奉天车站迎候张作霖的仪仗队闻讯赶来，变成救护队，抢救死伤者。宪兵司令齐恩铭慌忙从车上跳下，拦下附近一辆结婚汽车，将新娘强行赶出后迅速把张作霖架入车内，由副官王宪武抱着横卧车中，急驶回沈阳大帅府家中。慌作一团的张作霖家人用剪刀将其衣服剪开，发现一臂已断，随即找来医官施行紧急治疗。但终因伤重救治无效。张作霖临死前，对夫人嘱托：“我受伤太重……恐怕不行啦……叫小六子(张学良乳名)快回沈阳，好好干吧!”延至上午9时30分死去。
在民国初年中国政治舞台上活跃了20年左右、雄踞东北并进而纵横关内的奉系大军阀张作霖，年仅54岁，生命就这样突然结束了。
张作霖与日本当局复杂而微妙的关系
张作霖，字雨亭，辽宁海城人，1875年3月19日生。幼年家贫，仅入私塾读书数年，就改学兽医，后流浪于辽东。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期间，他曾一度投军，接受军事训练。张作霖为人机警，在退伍后，结识东北各路绿林人物，拉杆子起家，不断壮大，成为雄踞一方的著名胡匪头目。1902年，他设法买通清廷大员，带部队投靠清廷，当上马队管带，后升任巡防营前路统领。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后，张作霖窥测时机，带部进驻沈阳，镇压革命党人。袁世凯窃权后，张实力扩张，被任命为陆军第27师师长。1916年袁世凯帝制自为时，为笼络张作霖，任张为盛武将军、督理奉天军务兼巡按使。张从此实现了攫取奉天军政大权的夙愿。之后，张作霖以其过人的胆识与手腕，在北洋军阀内部的政治军事斗争中，投机取巧，不断扩充自己的实力，将其势力伸入到黑龙江与吉林。后来，他被北洋政府任命为东三省巡阅使，成为名副其实的“东北王”与奉系军阀首领。
1920年7月，直皖战争爆发，张作霖助直倒皖。战后奉系与直系共同把持北京政府，张作霖乘机扩张势力到察哈尔与热河。1922年4月，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张作霖战败，后退回关外，整军经武，接着发起第二次直奉战争，战胜直系。张作霖率奉军大举入关，把势力一直伸展到安徽、江苏与上海。1926年春，他又与吴佩孚弃嫌修好，共同击败冯玉祥的国民军。奉系发展到极盛时期。
1926年6月，南方国民革命军与冯玉祥部开始北伐，先后击败吴佩孚与孙传芳部。这时的北洋军阀中只剩下张作霖，仍拥重兵30多万。1926年12月，借15省“推戴”名义，张作霖出任“安国军”总司令，出兵与北伐军对抗。1927年6月18日，张作霖又在北京成立“安国军政府”，当上“陆海军大元帅”。直到1928年6月奉军战败、北伐军进逼京津，他才不得不离京返奉。
张作霖与日本当局的关系是复杂而微妙的。张是靠日本的支持，才得以成为奉系大军阀、爬上“东北王”宝座的;1925年底张作霖的部将郭松龄倒戈反奉时，张作霖同样是靠日军的支持，才得以击败郭军，保住他摇摇欲坠的统治;他能战胜直系吴佩孚与冯玉祥部国民军，更是离不开日本的支持与帮助。因此，张作霖在与外国列强的关系方面，基本属于亲日派，曾与日本签订了许多公开的与秘密的条约，出卖东北与中国的权益给日本，并多次阻止或镇压民众的抗日运动。但是，张作霖又与日本当局之间存在矛盾。他不甘心成为日本的傀儡，也害怕中国人民的指责。他甚至对某些已签订的密约，采取拖延与不合作的态度。尤其是，他在北京建立“安国军政府”后，逐渐与英美发生较密切的联系，而对日本有所疏远，甚至有所对抗。从1927年到1928年上半年，日本驻华公使芳泽谦吉多次找张作霖，要他在出让满蒙新铺设铁路给日本的条约上签字。张作霖想方设法推托，不是在条约上只签个“阅”字，就是让芳泽去找地方政府协商，成为解决不了的“悬案”。这一切，都必然与想一心独霸东北的日本当局尤其是与关东军产生矛盾，不能不引起狂热的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的嫉恨与仇视。
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的暗杀阴谋及其实施
日本军国主义早就有吞并与独霸中国东北的野心与计划。
日本明治维新后所确立的国策，所谓“大陆政策”中，最重要的一环，就是吞并与独霸中国东北，作为侵略中国关内广大地区的前提和基础。早在1895年，日本挟甲午战争的胜利之威，逼迫满清政府签订《马关条约》，其中就有割让辽东半岛的内容。这是日本当局对东北野心的最早表露。但因俄、法、德的所谓“三国干涉还辽”，迫使日本将到嘴的辽东又吐出来。日本为此愤恨不已。直到1904年2月日俄战争爆发、1905年1月沙俄战败投降，日本才踏上了这片觊觎已久的黑土地，根据日俄签订的《朴茨茅斯条约》，从沙俄手里夺取了租借地关东州，包括旅顺军港，以及从长春到沈阳间的南满铁路和铁路两侧地带大片土地的治外法权，即满铁附属地。日本在关东州租借地设立关东都督府，建立满铁守备队，后来发展为关东军，在旅顺建立关东军司令部，常驻兵力为一个师团和几个独立守备大队;设立“南满铁道株式会社”，开办矿山、工厂、商店、旅馆，设立学校、医院、报社，加强移民，加强情报侦查和军事活动，把触角伸向四面八方，苦心经营二十余年，势力和影响越来越大，仅在东北各地设立的领事馆就有几十个。
日本为了进一步完全控制东北，在黑龙江、吉林、辽宁三省和内蒙东部地区建立一个独立的满蒙王国，成为日本的独占殖民地，曾想将张作霖作为这个满蒙王国的代理人，通过张作霖来实现日本的野心与计划。为此，他们多年来给张作霖以各方面的支持，把张作霖扶上了“东北王”的宝座。但是，他们发现，张作霖越来越不听话;到1926年底、1927年初，中国南方大革命兴起、北伐军势如破竹时，日本当局看到张作霖的实力与威望都大大降低，就想采取“卸磨杀驴”的方针，抛弃张作霖，寻找和扶植一个新的代理人，或者就由日本直接出面统治东北。1927年4月20日成立的田中义一内阁，在1927年6月、7月与8月，先后召开了“东方会议”与“大连会议”，讨论对华政策，特别是所谓满蒙问题。会上意见不一。极端狂妄强硬的日本军部，特别是日本驻东北的关东军，力主采取强硬手段：一方面，乘张作霖困难之际，向张索取更多的“满蒙权益”;另一方面，如张作霖继续拒绝日方要求，则秘密布置对之实施暗杀，造成东北群龙无首、形势混乱的形势，乘机出兵占领整个东北。他们认为，“为伸张日本的在满权益，必须使用武力，并认为与张作霖谈判也是无济于事的”。在“东方会议”上，关东军高级参谋河本大作，作为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中将的随员，列席了会议，并为武藤司令官执笔起草了发言稿。一年后，河本大作成为暗杀张作霖的元凶。
河本大作于1883年生于日本兵库县，是河本参二的次子，其家拥有大量土地和山林。1897年，他不顾其父反对，入大阪陆军地方幼年学校;1902年，升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15期，与梅津美治郎、多田骏、谷寿夫、中岛今朝吾等人成为同学;1903年11月30日，他以第97名成绩从士官学校毕业，1904年2月12日被授予步兵下士官军衔，从此开始了军事生涯。1904年他到中国东北参加日俄战争，这是他第一次踏上中国的土地。1911年，他入陆军大学第26期， 1913年升为陆军大尉，1914年以第24名成绩从陆大毕业，任陆军某部中队长。1915年奉命被派往中国汉口，任日本陆军中支那派遣队司令部高级参谋辅佐;1916年任该司令部驻四川成都武官。1919年任参谋本部第一部(主管作战)及第四部(主管编纂战史)部员。1921年河本大作任日本驻中国北京公使馆武官。1923年8月6日调回日本，在参谋本部第二部任中国班班长，专事向中国派遣间谍，搜集政治、军事、经济情报等活动。1924年7月奉派到德国游学，1925年12月回国任步兵第14联队联队长。
河本大作养成了放荡与叛逆的性格，极其崇拜日本的军事谋略高手明石元二郎、青木宣纯，立志要成为明石、青木那样的人物，以阴谋和暗杀辅助武力，来实现日本的“大陆政策”。1919年末，他加入日本军人少壮派组织—“二叶会”，并成为主要成员。“二叶会”因在东京涩谷的一家名为二叶居的法国料理店成立而得名，有陆军士官学校第15期至第18期毕业的军官冈村宁次、矶谷廉介、多田骏、板垣征四郎、喜多诚一、石原莞尔、花谷正、桥本欣五郎等人参加，这些人后来都成为侵略中国的骨干人物。日本史学家岛田俊彦曾在《皇姑屯事件内幕》一文中这样评述河本大作：“河本大作出身富裕家庭，相貌魁伟，有点不像军人，年轻时就不愁钱用，玩得令陆军省人事当局特别注目;高兴时，还会教乡下艺妓唱唱小曲。在另一方面，河本的心底却野心勃勃，大肆批评陆军当局的软弱，对于讨厌者，他肆无忌惮地予以痛斥;脑筋又好。所以人事当局对他敬而远之。”
河本大作于1926年4月重返中国东北，在旅顺的关东军司令部任高级参谋;四个月后，1926年8月，晋升为陆军大佐。在任此职期间，他曾以“参谋旅行”名义，对东北地区共进行了五次军事、政治踏查，为日后武装侵占中国东北作准备。
河本大作重返中国东北时，正是张作霖与关东军闹僵时。张作霖以捉迷藏的方式，回避和拒绝日方提出的更多谋求东北地区“特殊”权益的种种要求，引起关东军日益强烈的不满。当时日本国内流传着“满蒙生命线论”。河本大作认为张作霖是日本所谓“满蒙生命线”的障碍。他后来在《我杀死了张作霖》的回忆录中这样发泄他对张作霖的不满：“得了势的张作霖慢慢的犯了老毛病。自入关进了北京，自封为大元帅的称号，因多年的愿望实现而踌躇满志。在日清战争、日俄战争中用将士鲜血换来的满洲，一切都在奉系军阀的支配下遭到蹂躏。忘恩负义的事不胜枚举。”
河本大作在1928年初便秘密部署谋杀张作霖。他说：“一切亲日的军阀，我们统统抓住。能利用的时候就援助，不能利用的时候就设法消灭。”1928年4月18日，他在给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低他一届的矶谷廉介大佐的密信中，直言不讳地透露了“干掉”张作霖的计划和决心：“若张作霖辈死一二人又有何妨，此次定要将他干掉，即使因此获咎革职，亦在所不惜。”1928年5月，当得知张作霖即将败退撤回关外时，日本关东军司令部召开秘密会议，商讨对策，决定乘机解除奉军武装，控制东北。这时，河本吼道：“杀掉张作霖，岂不是一切问题都迎刃而解了!”他的话语惊四座。河本继续说：“只要把这个头子干掉，所谓奉天派的将领便会四分五裂，而在还没出现第二个张作霖以前，他们是不知所措的。……干掉头子。除此而外，没有解决满洲问题的第二条路。只要干掉张作霖就行。”
当时关东军中准备暗杀张作霖的，还有接替武藤信义担任司令官的村冈长太郎中将与一些少壮军官，如奉天特务机关长秦真次少将、张作霖的军事顾问土肥原贤二中佐等人。然而，河本大作断定他们的计划不周，绝无成功可能。他独自秘密策划布置。1928年5月底，在得知张作霖准备离开北京回奉天的那几天，村冈长太郎中将首先密派竹下义晴少佐到北京，企图依靠华北日军，组织刺客对张行刺。竹下义晴在从沈阳出发前，正巧遇见河本大作。河本得知竹下义晴此行的目的后，强烈表示不同意此举，对竹下说：“那是轻举妄动，干失败了怎么办?”河本指出，在北京没有那样大胆的、能干这种事的人，即使有，在北京有各国使馆监视，容易引起许多麻烦。河本建议：“不要让军方或国家负任何责任，而由一个人去负一切责任。否则虎视眈眈的列国，一定会乘这个求之不得的机会来胡搞。所以由我来干好了。”河本大作早就决定，要乘张作霖返奉时，炸其专车，实现杀张目的。河本要求竹下仍然前往北京，侦察张作霖的出发时间，随时报告他。同时，河本又密派一些日本特务到京奉铁路沿线的山海关、锦州与新民等要地，侦察地形与张作霖专车通过的时间，随时电告他。
河本率关东军参谋部人员在沈阳近郊一再侦察研究。他们曾准备将巨流河铁桥作为爆炸地点，但在派遣工兵侦察后，发现这里奉军把守严密，难以下手。最后，他们确定皇姑屯车站旁、京奉铁路线与南满铁路线交叉处的立交陆桥—三洞桥的桥洞，是最理想的埋药炸车地点。因为这里是张作霖回奉的专列必经之地，而陆桥正好处于中国人控制区与日本人控制区的交叉处，中国人控制的京奉铁路从下面通过，日本人控制的南满铁路从上面通过，中国的军警无法布置到陆桥上面。
1928年6月3日晚，河本得到了北京等地传来的情报：张作霖专车已开出北京，正沿京奉铁路线向沈阳开来，预计到达沈阳的时间是4日清晨。河本早已经通过关系，从张作霖的一个姨太太的嘴里，侦察到张作霖本人位于专车的第八号车厢。
河本立即率参谋部人员紧急行动起来。他们采用了两道暗杀计划：第一道计划是在陆桥桥梁上埋放30麻袋、200公斤烈性黄色炸药，并装上两道爆炸装置，由工兵在500米外的瞭望台上，用电气机控制触发爆炸;第二道计划是为防止爆炸失败，在交叉点以北装置脱轨机，埋伏一排关东军的冲锋队，让专车出轨，乘混乱时以冲锋队上去冲杀，结果张作霖的性命。河本大作亲自埋伏在三洞桥西侧不远处观测指挥。
6月4日晨近6点，张作霖的专车开到了埋设炸药的地方，关东军独立守备队第四中队长东宫铁男大尉在河本大作的指挥下，一按电钮，“轰”一声，炸药爆炸，黑烟飞扬至200米上空。
“皇姑屯事件”后，日军原定乘乱全面夺取东北的企图落空
皇姑屯爆炸张作霖专列成功后，日本关东军参谋部按照预定计划，为掩盖事实真相，立刻调动工兵赶修铁路被炸部分，又专门枪杀了两名无辜的中国人，把两人的尸体扔在肇事地点，在尸体衣服口袋里塞上伪造的“北伐军东北招抚使”的信，诬称炸张作霖专车是北伐军派来的南方便衣队所为。
与此同时，日本关东军一方面派遣人员，千方百计侦查张作霖被接回帅府后的治疗情况，并试图进一步杀害27岁的张学良;另一方面下令全军戒备，作好作战准备，并在沈阳等地制造一系列事端，企图引起东北进一步混乱，乘奉军无人统一指挥之机，全面占领东北，建立汉奸傀儡政权。
在这危急存亡之际，沈阳奉军当局识破日方阴谋，力持镇静。他们先对张作霖之死采取严格保密措施，稳定人心与社会秩序，瞒过日方的窥探。6月6日，奉天省公署发表通电，假称张作霖仅“身受微伤，精神尚好。……省城亦安谧如常”。每日厨房照常开张作霖的饭，医官天天来帅府假装换药并填写医疗经过与处方。日方不断派人来慰问借以探听张作霖消息，皆婉言谢绝。同时密电张学良秘密赶回沈阳，主持大政。待局势稳定后，才宣布为张作霖发丧。不久以后，1929年1月，张学良宣布改旗易帜，归顺南京国民政府，使得中国在分裂多年后，终于实现了形式上的统一。
日本关东军原打算在炸死张作霖后，乘乱全面夺取东北，结果适得其反，把张学良逼得与南京政府统一了。在国内外的强大压力下，田中内阁曾企图追究河本大作的责任，但军内少壮派军官，如永田铁山、冈村宁次、矶谷廉介、板垣征四郎、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等人，采取坚决袒护河本的方针，反对以军法或司法程序处置河本。他们得到了陆军大臣白川义则及陆军上层人物荒木贞夫、小矶国昭等的支持，形成陆军全体结成维护河本的阵势。河本大作仅在1929年4月被解职，退出军界，编入预备役。他在临离开关东军时，推荐与自己志同道合的好友板垣征四郎接替自己的位置，担任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成为“关东军的大刀”，在两年后的1931年9月18日，策划和指挥实施了沈阳事变，迅速占领全东北，建立伪“满洲国”，实现了河本的梦想。
河本大作在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后被捕。作为战犯，他在审判台上供认了阴谋炸毙张作霖的罪行。1953年8月25日，他病死于太原战犯管理所，终年72岁。至于那位按动电钮炸死张作霖的关东军大尉东宫铁男，后来策划和指挥数十万日本人移民伪“满洲国”，被称为“满洲移民之父”;1937年冬，他被编入日军第114师团，任大队长，参加杭州湾登陆，在向南京进攻的途中，被中国军队击毙。
这是侵略者的必然下场!
1946年5月3日，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庭对日本甲级战犯进行审判。国际检察局在撰写起诉书时，首当其冲碰到的问题是，控诉这些日本甲级战犯的犯罪行为，从什么时间算起?国际检察局内部对此发生了严重的分歧与争论。一种观点认为，要从1941年12月7日日军偷袭珍珠港、发动太平洋战争算起;另一种观点认为，要从1937年7月7日日军制造卢沟桥事变、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作为起点;还一种观点认为，要从1931年9月18日日军制造沈阳事变、占领中国东三省开始。
中国方面的检察官向哲浚经认真研究，向国际检察局郑重地提出了中国的看法：应以1928年6月4日日本军人阴谋炸毙张作霖的“皇姑屯事件”，作为控诉日本战犯的犯罪时间起点。“皇姑屯事件”是日本对中国蓄意发动侵略战争的开端与序幕!
向哲浚的主张占了上风，并最终为国际检察局所接受，1928年1月1日被正式确定为对日本战犯起诉的起始日。1948年11月4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判决书写道：
关于罪状的内容，可以概括如下：
第一项罪状：控告全体被告，在一九二八年一月一日至一九四五年九月二日这一期间，以领导者、组织者、教唆者或同谋者的资格，参与共同计划或阴谋，欲为日本取得对东亚、太平洋、印度洋以及其接壤各国或邻近岛屿上之军事、政治、经济的控制地位，为达到此目的，使日本单独或与其他国家合作，对任何一个或一个以上之反对此项目的国家从事侵略战争。
第二项罪状：控告全体被告，在同上期间，参与共同计划或阴谋，欲为日本取得对中国辽宁、吉林、黑龙江、热河省(满洲)的整个控制地位，为达到此目的，使日本对中国从事侵略战争。
第三项罪状：控告全体被告，在同上期间，参与共同计划或阴谋，欲为日本取得对中国的整个控制地位，为达到此目的，使日本对华从事侵略战争。……
近现代日本对中国的阴谋与侵略早在19世纪中叶就开始了。“皇姑屯事件”可视为日本对中国蓄意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的序幕与起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