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6月5日，在日军地毯式无差别轰炸下，发生了震惊世人的重庆“6.5”大轰炸惨案。重庆解放后，这里成为大轰炸惨案遗址，无时无刻警醒世人：珍惜和平，勿忘历史。
作者王自军《同舟共进》编辑出版
抗战时期，由于中国防空力量薄弱，陪都重庆屡遭日军飞机轰炸。1941年6月5日，日机突然飞临重庆上空，对重庆市区进行狂轰滥炸。位于市中心较场口的十八梯隧道里，当日涌入了上万名躲避轰炸的市民。在这场长达5小时的大轰炸中，由于隧道里空气不畅，大量毒瓦斯和二氧化碳无法排出，导致大量市民窒息身亡。此次隧道惨案，和河南花园口决堤、长沙文夕大火，并称为抗战时期三大惨案。
据资料记载，抗战期间，日军飞机对重庆的大轰炸，长达5年半，共计空袭218次，出动飞机9513架次，炸死市民11889人，炸伤14100人，炸毁房屋17608幢。而其中的较场口惨案，最为惨痛。
中日飞机对比1：7
抗战时期的很长时间里，中国百姓都有一个疑问：为什么日本飞机可以随意在天空中游荡，想轰炸哪里，就能够轰炸哪里?为什么天空中少见中国飞机的身影?这是因为，日本的空中力量比当时的中国强大得多。
和中国军队的编制不同，日本没有独立编制的空军。日本的空军一分为二，一部分分属于陆军航空本部，一部分分属于海军航空本部。
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双方都投入了气球队，对对方阵地进行观测。这是日本最早用于作战的飞行器。十年后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日军派出了5架飞机，到中国青岛与德国作战。1915年，日本成立陆军航空部。第二年，又成立了海军航空部。
此后，由于日本积极扩军备战，航空力量得到极快发展，到1937年，日本陆军航空部已拥有作战飞机1156架，海军航空部拥有各种飞机1045架，合计2200余架。而且，90%都是自主研发制造的。
而中国在航空方面，比日本落后得多。日俄战争时期，日本用于观测的气球，引起中国的关注，第二年，湖广总督张之洞就从日本订购了两架气球，用于研究。
1910年2月，清朝军咨府大臣载涛奉旨出国考察军事，对欧洲的飞机极感兴趣，回国后，力主发展航空事业，并购买了一架法国小型飞机以作效仿。然而，清王朝很快就分崩离析，航空梦也随之破碎。
此后，中国连年混战，再加上薄弱的工业基础，使中国的航空梦举步维艰。1930年代中期，尽管南京政府分别和美国、德国、意大利签订合同，合办飞机制造厂，但直到抗战全面爆发，中国仍无一家工厂能够批量生产飞机。而飞机上的关键部件发动机，更无法自行制造。所以，当时中国的飞机只能依靠向外购买。
据各种资料记载，全面抗战开始前，中国有各种飞机314架，仅相当于日本飞机拥有量的1/7。如此落后的航空力量，根本无法对领空进行防御。
日军多次轰炸重庆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军开始全面侵略。一月后，双方在上海展开了大规模会战，总计投入兵力上百万人。与陆军作战的同时，双方的空中力量也展开厮杀。
这场空中厮杀，中国是在没有外援的情况下独立进行的。交战两月后，中国空军的314架飞机仅剩81架。日本飞机被中国空军击落、击毁230架，被高炮部队击落37架，被中国陆军袭击机场击毁54架。中国占据上风。
然而，由于日军飞机数量远远多于中国，到淞沪会战的后期，日本飞机补充到了400架，而中国飞机几乎丧失殆尽，退出了战场。此后几年里，空中再难见中国飞机的身影。
淞沪会战后期，形势对中国越来越不利，与上海咫尺之遥的南京岌岌可危，于是，国民政府搬迁到了西南重庆。为了摧毁中国人的抗战意志，日军一次次轰炸重庆。
据史料记载，日本对重庆市区的轰炸，从1938年初开始。此时，日军出动的飞机，皆为陆军航空队的飞机，所实行的是试探性轰炸，出动架次较少。1938年10月，日军攻陷武汉，因为武汉距离重庆较近，日军大本营便对侵华日军颁布“由空中入侵，对敌军战略中枢加以攻击，同时进行空中歼灭战”的命令。
由于日本海军溯长江而上，进驻武汉，此后，日本海军航空队担任对重庆的轰炸，给重庆带来深重灾难。仅仅在1939年5月3日和4日，短短两天里，日军连续轰炸重庆市区，并且大量使用燃烧弹，市中心商业店铺被烧为废墟，造成3991人死亡、2323人受伤、20万人无家可归。罗汉寺、长安寺被大火烧为灰烬，同时被炸的还有外国教堂及英、法等各国驻华使馆，就连悬挂纳粹旗帜的德国大使馆也无法幸免。
1940年，日本陆军航空队以山西运城为基地，海军航空队以湖北汉口为基地，继续对重庆等中国后方基地进行野蛮轰炸。据统计，日本海军航空队在1940年上半年，针对重庆的轰炸就出动了2000架次。而下半年的轰炸更为密集，1940年8月19日，日军一次性出动140架轰炸机，对重庆进行轰炸，造成了2000多间房屋被毁。
这时期，由于中国领空缺乏有效的保护，民众只能被动挨打。各地对付日军飞机轰炸，只有两种办法：防空警报和防空洞。重庆多山，防空洞依山挖建，人们躲在防空洞里，安然无恙。
听重庆上了年纪的人介绍说，那时候，只要不是雾天，几乎天天跑警报，有时候甚至一天要跑好几次，人们对这种生活习以为常。重庆又叫雾都，一年有六个月是雾天，除过雾天，日本飞机几乎都会来轰炸。
当时，重庆人家家有一个防空袋，里面装着生活必需品。人们时时观察山顶上的巨大气球，如果出现一个气球，表示日军飞机从武汉或者宜昌起飞了;如果是两个气球，代表日军飞机飞到了四川境内;如果是三个气球，则是告诉人们，日军飞机即将来到重庆上空，人们要赶紧躲藏。
当时，洞外的日军照常轰炸，洞内的人们照常生活，人们已经习惯了这种生活，直到1941年6月5日这一天来临。
防空洞变成人间地狱
重庆是中国三大火炉之一，每年夏季炎热无比。
1941年6月5日，天刚亮，日军飞机突然飞临重庆上空，重庆人像往常一样躲进了防空洞里。防空洞有深有浅，但都无一例外地简陋，只要能够容纳身体，不被炸到即可。
这天的轰炸断断续续持续到下午四五时，天空中没有了日本飞机的身影，人们从防空洞里走出来，回到家中吃晚饭。按照惯例，每天到这个时候，日军飞机不会再轰炸了。日机是从沦陷的湖北宜昌起飞的，这一来一往需要花费两个小时以上。
然而，谁也没有想到，这天下午6时，日军20多架飞机突然再次飞临重庆上空，进行轰炸。飞机突然来临，人们只能寻找就近的防空洞躲藏。这样，位于重庆市中区十八梯石灰市路口附近较场口大隧道的防空洞里，突然涌入了上万人，而按照设计和规定，这条隧道只能容纳5000人。
较场口大隧道是1936年仓促设计的，先从地面深挖入地底10米，然后平行深入两公里长。冲突分叉成三个洞口进出入。洞内宽度两米，高也两米，有多处急弯，两旁有木板钉成的长凳，每隔30米左右，洞壁上挂一盏油灯。此隧道里通风、防火、防毒、排水、医疗等设备都没有。这条隧道本来是作为交通用的，因为设计失败而废弃，后作为防空洞使用。
上万人涌入了仅能容纳5000人的防空洞里，灾难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这天下午，日军24架飞机，分三个批次，对重庆进行长达5小时的轰炸。因为上万人涌入了空间有限的隧道里，呼吸不畅，洞里有人发生头晕、呕吐等现象，洞壁上的油灯也因为缺氧而相继熄灭。尽管日军还在轰炸，洞内的人开始向外涌，然而，洞门却被从外锁上了。轰炸开始，工作人员为了防止更多的人涌入大隧道，便将洞门上锁了。
防空洞里面的人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们还在不断地涌向洞口，洞口的人出不去，于是发生了踩踏挤压，有人倒下去，后面涌来的人踩在了他们身上。有人高声求救，但声音被淹没在更大的声浪中……
夜晚11时，日军轰炸停止，洞门这才被人打开，然而惨剧已经酿成。时任重庆市市长吴国桢描述：“洞内之(难民)手持足压，团挤在一堆。前排脚下之人多已死去，牢握站立之人，解之不能，拖之不动，其后层层排压，有已昏者，有已死者，有呻吟呼号而不能动者，伤心惨目，令人不可卒睹。”
据目击者回忆：从洞内抬出的死尸，先用薄棺材入殓，但因为太多，就用粗篾席包扎。然而，粗篾席也远远不够用，剩下的死尸只好用20辆卡车运到朝天门河边，再用50只船运到黑石子地区掩埋。这项工作花费了5天时间才完成。
灾难发生后，防空司令部立即发布公告，宣称死亡461人，重伤291人。此事引起民怨沸腾，蒋介石命令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吴铁城、国民参政会主席张伯芩、重庆市临时参议会议长康心如组成“大隧道窒息惨案审查委员会”，对惨案进行调查。事后，据审查委员会调查公布的《审查报告》认定，死亡人数为992人(其中学生151人)，伤者近4000人。而重庆卫戍总司令部在给行政院的报告中则称：“三洞尸体已全部运出洞外，计有1115人。”《重庆市志》第一卷记载：“1941年6月5日，日军于夜间轰炸重庆，导致较场口和平大隧道大惨案，窒息9000余人。”
对当事人的惩处
惨案发生，有多方面的原因。
首先，是隧道里人员过多，据当时审查委员会调查公布的《审查报告》认为：“镇静之避难者，在换气设备的防空洞滞留一小时，每人所需之空气应为一立方公尺。通常以滞留2小时为准，每人应有3立方公尺的空气量。”按照较场口防空洞的容积计算，该防空洞最多仅能容纳4384人，而当日涌入了万人之多，造成很多人缺氧窒息。
其次，人员渎职也是一条重要原因。当天，日军对重庆进行疲劳轰炸，时间长达5小时，按照这种情况，负责防空人员应该按照实际情况，适时解除警报，让洞内人群分散到洞外，呼吸新鲜空气。当时，大隧道里的工作人员曾先后四次向负责防空的副司令胡伯翰提出，室内空气不良，存在安全隐患。而胡伯翰下令，努力维持秩序，不许群众乱动。警报解除后，胡伯翰这才下令打开洞门，但为时已晚。
再次，隧道改为防空洞，设计存在严重欠缺，通风排水系统都不具备。反观二战后期，美军飞机对日本本土多次进行轰炸，日本民众躲入防空洞里，却从无一例此类惨案发生。
较场口惨案发生后，震惊中外，蒋介石下令免去刘峙重庆城防司令的职务，重庆城防副司令员胡伯翰被撤职留任，隧道工程处处长吴国柄被撤职，重庆市长吴国桢被撤职留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