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7月爆发的七七事变，标志着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的爆发。中国的全国抗战随即开始。这场中日两国倾尽国力的大战，波及到了中国东部、中部的绝大部分地域，近4亿人口直接卷入了战火硝烟。这是一场侵略与反侵略的战争。战争打断了中国社会与经济的现代化进程，也使中国社会形态与结构发生了若干重大的不规则变化。
政权控制区域一分为三
1927-1937年间，国民党执政后建立的国民政府，通过一系列军事、政治、经济的努力，逐步树立起了中央政府的政治权威，各地方势力纷纷表示服从国民政府领导，中国政治格局初步统一。随着日本侵华战争与中国抗日战争的全面展开及国民党军队的节节败退，国民政府的行政控制区域急剧缩小。1938年初，国民政府尚保对山东、河北、浙江、江苏等省部分地区，河南、湖北、湖南、江西、安徽、两广及西南、西北地区诸省的行政控制权;但到1938年底，侵华日军在付出了伤亡45万人、军费支出近100亿日元的代价后，相继占领了华北、华中等省的大部和广东省的局部地区。国民政府被迫一退武汉、再退重庆，实际控制区域只有经济欠发达、财政较贫穷的西南、西北诸省(此时外蒙古地区处于“自治”状态)，财政收入、工业产出等均大幅减少，抗战面临着严重危机。
自1938年底始，在正面战场长达3000公里的战线上，国民革命军与200余万日伪军一直处于胶着状态。双方互有攻守，中日军队间曾爆发过南昌、枣宜、桂南、豫南、三次长沙会战、浙赣、常德等重大战役。如日军于1944年中发动的豫湘桂战役，曾占领大片国统区土地，但整个控制区域变动不大。至1945年时，国统区面积约为416万平方公里，约占当时全国总面积的37.5%，有城市1020个，占总数的51%。全国未沦陷区(包括陕甘宁边区和外蒙古地区)的面积约占全国总面积的75.4%。
战前，国民政府对西南、西北诸省的控制相对无力，诸多省份均在地方势力的控制下，如桂系势力对于广西事务的专擅，马氏家族对于青海、甘肃等地的控制。抗战时期，国民党政权以强大的军事力量为依靠，以“抗战建国”为号召，致力于战时行政与经济体制的确立，建立起完整的省、市、县三级党政双轨管理体制，大大强化了对西南、西北地区的行政管理，也加强了西南、西北诸省与中部省份的联系与交流。
根据抗战全面爆发初期国共两党达成的合作协议，红军控制的陕甘宁地区改为陕甘宁边区，直属国民政府领导，辖有23个县，人口约150万。随后，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新四军，分别在华北、华中等地的农村和山区展开游击战，积极进行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建设，在国民政府地方行政体系崩溃的地区建立起抗日民主政权。自1938年起，八路军在华北区域建立起了晋察冀、晋绥、晋冀豫、晋西南以及山东等大块敌后抗日根据地，形成了广阔的敌后战场;新四军在华中区域建立起了苏南、皖南、皖中、豫东等敌后抗日根据地，成为插入日本华中派遣军背后的一把尖刀。华北和华中区域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和游击区，共有人口约5000万人以上。到1941年初，晋察冀根据地已扩展到了同蒲路以东，石太、德石路以北，长城以南的广大地区，成为拥有北岳、冀中、冀东三个区、93个县、约1500万人的华北最大的敌后抗日根据地，晋冀鲁豫根据地拥有冀南行署和太行、太岳两区、97个县的辖区，晋绥根据地也辖有38个县。1940年8月后，山东根据地拥有胶东、鲁中、鲁南、鲁东南、清河、冀鲁、鲁西共7个区、80个县。华北各敌后抗日根据地区域涉及华北七省，东西长2200公里，南北长1800公里。新四军则将华中的控制区域扩展为皖中、皖东、豫皖苏、皖东北、苏皖边、淮海、苏北、皖南、苏南等敌后抗日根据地。至1944年，除陕甘宁边区外，中共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共19块，总面积85.8万平方公里，占整个沦陷区面积的31%;人口约1亿，占沦陷区人口的36.6%。
中共在各敌后抗日根据地实行统一的行政管理体制，建立起了党领导下的抗日民主政权，以“三三”制为政权的基本形态，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限制中共党员的参政数量，保持各党各派和无党派人士在各级政权中的比例及发言权;以村民公开选举的方式产生村、乡级政权，开创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公民选举基层政权的先河，相应建立起来的各级参议会，旨在行使监督权力的职责。各根据地民众因抗日民族主义的激情而激昂，因具有了政治参与的效能感而振奋，因有了得益于减租减息政策的实惠而归心，中国共产党由此而不断壮大为一支中国政坛最得民心的强大政治力量。
随着战争进程的深入，南下或北上的日军，迅速侵占了大片中国领土，借助其建立的伪政权，中国的沦陷区面积日益扩大。日军不仅建立起了伪满洲国，控制了整个东北地区、热河省和外蒙古地区一部分，而且相继占领了华北、华中和华南等省的全部或大部，加上自甲午战争后占领的台湾省，整个中国东部及中部诸省相继沦入敌手。
这一部分地区，约占当时整个国土面积的三分之一，拥有中国主要的海关，主要的沿海城市如上海、天津、青岛、烟台、杭州、苏州、无锡、南京、广州等地，主要的粮食、棉花产区如河南、山东、湖南、湖北及江浙地区，主要的文化及教育机构如位于北平、天津、上海、杭州、南京等地的高等院校、科研单位，主要的铁路、公路及水运航道，主要的对外港口如上海、天津、青岛、烟台、宁波、广州等，主要的资源如华北区域的煤、铁、盐及其它地区的矿产资源。东部地区拥有全国工农业总产值的75%。
随着时间的推移，数量有限的日军侵占了越来越多的中国城市与交通线，为保证其占领区及军事供应线的稳定，日本逐渐形成了“以战养战”、“以华治华”的政策体系，以“分治合作”的原则，通过在其占领区建立亲日政权为其对华战略服务，同时也减轻了日军维持地方治安的负担。
七七事变后，日军即在北平、天津等地扶持伪治安维持会。在蒙疆地区(即察哈尔、晋北、绥远东部等地)也相继成立了伪察南自治政府、伪晋北自治政府和伪蒙古军政府。1938年11月，上述三个伪政权合组伪蒙疆联合委员会，并于1939年1月改称伪蒙疆联合自治政府，由德王出任主席。1938年3月28日，在南京成立了伪中华民国维新政府，形成以梁鸿志、温宗尧为首的区域性汉奸政权。12月，以汤尔和、王克敏、董康为首的傀儡政权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北平成立，名为“中央政府”，实为地方性伪政权。
1939年间，叛逃的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与日方达成一系列协定：政治上承认华北、蒙疆、长江下游地区为“日支强度结合地带”;军事上承认日军具有在中国驻扎军队、维持治安权;经济上日汪共同开发华北资源。经过日本华北驻屯军及华中的中国派遣军的协调，1940年3月30日，汪伪政府在南京正式组建，北平的伪临时政府及南京的伪维新政府随即宣布解散。汪伪政权形式上统一了全国的伪政权，与伪满洲国遥相呼应。日军控制的沦陷区，大致分为伪满洲国、“蒙疆”、华北、华中四大地区，以及以武汉为中心的华中区，以广州、海南岛为中心的华南区两个军管区，因此汪伪政权的实控区域仅限于京沪两市及江浙皖等省部分地区。至1945年，由日伪政权所控制的沦陷区(包括东北在内)，总面积为275万平方公里，约占当时全国总面积的24.6%，其中占有城市933个，占总数的47%。
虽然不同地区的日伪政权形态各异，如东北的伪满洲国采用帝制，汪伪政权标榜继承国民党法统，采用“五权分立”体制，但无论如何包装，这些伪政权无法避免傀儡政权的性质，所有的伪政权，都有日本军方或政界要人充当顾问，必须听命于日本军政当局或当地日军的指令，必须配合日军军事“扫荡”、政治压制、经济掠夺和教育奴化的统治宗旨。日伪政权在各沦陷区内的统治政策，以经济掠夺和殖民统治为中心，但具体到不同地区又略有不同，如在东北地区基本上是以建立“准国土”为原则的，着重于在伪满洲国境内的工矿业、军事设施的建设，以成为日军继续“大东亚圣战”的后方基地，到1945年6月底，日本在东北地区的工业投资达到240亿日元;在华北则以经济掠夺为要，日伪政权借助于一些日本财阀和私营企业的力量建立相应的公司，对诸如交通、电力、矿业、钢铁、盐务、水产、纺织等领域进行“统制”;1941年末，仅华北开发公司就投资近7亿日元，在蒙疆地区投资1.7亿日元;1942年末，华中振兴公司投资2.44亿日元;1938年，日本在台湾也投资了7亿余日元。这些投资形成了各地数量及规模不等的殖民地工业体系，工农业产值相应提高。但必须认识到，日本的投资并不是为了加速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其根本出发点是为掠夺资源、服务于侵略战争的。
沦陷区的大多数民众，生活在缺乏基本生存权的困境中，随时而来的杀戮、强奸、抢劫，政治上的“贱民”地位，城市大量失业，粮食配给连基本的需求都无法保证，即使由豆饼、树皮、草根等54种东西制成的“混合面”也无法足量。1943年内，北平日均死亡300人之多。日伪在农村实施保甲制度，农民随时面临着大量服役、摊派和强抓民工出关或赴日本的惊恐。
面积约1117万平方公里的当时中国国土，全面抗战时期分为了国民政府管辖区、中共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和日伪控制的沦陷区三大区域。三种政治势力控制的三大区域，行政管理及社会形态迥然不同，这是抗战时期中国社会变动的一大特征。
社会与经济重心整体西移
全面抗战爆发后，在爱国主义思潮的强大压力和保持政治合法性的利益驱动下，国民政府先迁武汉，后迁重庆，表达了抗战到底、决不投降的信念。为躲避日军的烧杀抢劫，不作亡国奴，沿海城市的大批工厂、学校和平民纷纷西迁，由此，中国社会与经济重心迅速整体西移。
战前，中国工业大多集中在东南沿海地区。据统计，1937年6月，全国(东北除外)资本在1万元以上的工厂有3935家，创办资本37700万元，其中，约70%集中在上海、武汉、无锡、广州、天津等5大城市。全国3935家较有规模的工厂，仅上海就占有1235家，占总数的31.39%。由此可见江浙一带工业在当时所具有的举足轻重的地位。
七七事变后，日军攻击上海地区的威胁日益增大，在社会舆论监督和政府优惠政策的鼓励下，深明大义的厂矿主及工人展开了大迁移活动。内迁工厂一般均以民船运至苏州、镇江，然后转用轮船上溯至武汉。1937年11月12日，上海沦陷，工厂内迁被迫中止。至12月10日，除去公营工厂外，上海共迁出民营工厂146家，机器及材料14600吨，技术工人2500多名。上海迁出工厂多集中于武汉地区，至1938年2月，由上海等地内迁武汉的厂矿达137家，机器约25700吨，随迁技工2300余名。
由于失地太快，沦陷区内大多数工矿未能迁出。到1938年10月武汉失守止，除上海、武汉迁出304家工厂外，苏州、无锡、常州、南京、九江、芜湖、济南、郑州、广州、武昌、太原等地共迁出42家工厂，青岛、石家庄、广州等地工厂全部为敌所有。1941年，各地内迁工厂数增至639家，涉及机械、纺织、化学、教育用具、电器、食品、矿业、钢铁等行业，分别迁入四川(254家)、湖南(121家)、陕西(27家)、广西(23家)和其他省份(214家)。
全面抗战前夕，全国共有国立、私立及外国教会所办大学、独立学院和专修学校共108所，大部分设在北平、天津、南京、上海等大城市。抗战开始后，国民政府教育部指示一些重要高校西迁，到西南或西北地区建立抗战教育基地。1938年，国民政府成立了全国战时教育协会，负责全国各地高校的迁建工作。为了扶持高校内迁和建立战时教育基地，国民政府制定了一些教育改革、奖励措施，对于扶持高校西迁、发展战时教育具有积极的意义。
1937-1939年间，沿海各地高校在战火中内迁，有的高校随着战局变化一迁再迁。除燕京、辅仁等教会大学保持中立未动、上海交大等校迁入租界外，内迁大后方的高校有52所，停办的有17所。如国立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与私立南开大学合并，于1937年11月迁至长沙，成立长沙临时大学，1938年4月又迁至昆明，正式成立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与天津的北洋大学、北洋工学院迁至陕西省西安，合组成临时大学，后改称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国立中央大学、山东大学、武汉大学、东北大学、私立复旦大学、金陵大学等31所高校迁至四川省;国立浙江大学初迁广西宜山，1939年11月南宁失陷，又北移贵州遵义。国立中山大学于1938年10月先迁罗定，再迁至云南省澄江。到1939年底，西迁高校基本安置完毕。一些高校在原省区进行迁徙。留在战区续办的大学，北平有5所，上海有4所，天津有1所。
1940年，英美关系交恶，上海公共租界形势紧张。原迁上海公共租界及云南、广西等地的高校又相继内迁。如上海的国立交通大学、私立沪江大学从上海租界迁至重庆;滞留北平的私立燕京大学迁到成都;原迁滇南的国立中山大学迁往粤北;迁到昆明的国立上海医学院、国立艺专、同济大学也迁到四川省。
内迁高校多集中于四川省，共计48所，其中重庆有25所，成都有7所。各校因辗转迁移，人数大减，设备损失严重。据统计，1938年上半年迁至四川的14所高校共有学生4647人，教职员仅1063人。到8月，中国高校的损失已达3360余万元。1942年，30所迁川高校共有学生13510人，教职员2686人。到1945年，全国高校有了较快的发展，增加到141所。
七七事变后，日本侵华战争在华北、华东、华南等地相继展开，为躲避战乱和不作亡国奴，大批平民向西迁移，形成了规模巨大的人口流动潮。1937年下半年至1938年初，“室家荡然妻孥离散者，约计在二千万以上”。行政院赈济委员会对接受救济的难民人数统计为：1937年8月至1939年底为2180万人;1940年为384万人;1941年为107万人;1942年为220万人;1943年为88万人;1944年上半年为224万余人。整个抗战时期，由赈济委员会救济的难民总数为4900万人。据孙艳魁研究，抗战时期的难民总数在6300万人以上，是战前全国人口的14%略弱。
这一时期的人口迁移呈现出如下特征：一、规模大。除西北诸省受影响较小外，其余各省都卷入了人口迁移潮。华北、华中、华南、西南、西北各省都有大批人口迁出或迁入，平均迁移人口占各省总人口的20%左右。二、时间长。人口迁移伴随日寇侵华战争全过程。不少人一迁再迁，居无定所。三、构成复杂。日本侵华战争破坏了东部民众的生存空间，人口迁移潮的主要成份是农民，但各个阶层也被广泛卷入。四、流向多。近代中国的人口迁移以北方居多，北方人口迁移又以“走西口”和“闯关东”为主要流向，即华北人口向西北地区的陕西、甘肃、宁夏、绥远流动和向东北地区的辽宁、吉林、黑龙江省流动。抗战时期人口迁移主流是向西，范围以西北地区和西南地区诸省为主，尽管西北地区的经济及生活条件较为艰苦，但为不受日军欺凌和逃避战火，人们义无反顾地利用各种交通工具大规模地西迁。
1937年9月7日，为救济迁移中的难民，国民政府颁布了一系列法案。同时在南京成立非常时期难民救济委员会总会(1938年4月17日改为赈济委员会，总部设在汉口)，于各省设立分会和支会。1938年6月至11月，赈济委员会先后成立8个救济区，范围包括苏、浙、皖、赣、鲁、豫、晋、绥、陕、湘、鄂等省，估计共有难民350万余人，各救济区设置赈抚工作队，随军抢救，施放急赈。救济区后来增至10个。1938年4月至1944年12月止，各救济区、各省市赈济委员会、各慈善团体共救济难民4901.5万人。
20世纪前期的中国人特别是广大农民，依然保持着安土重迁、固守家园的生活理念。然而，日本的侵略战火吞噬了自己的家园，日本的野蛮侵略，让他们开始慢慢懂得了“中国人”和中华民族的概念。为了不作亡国奴，无数从未出过家门的民众、缺乏地理概念的乡亲，勇敢选择了西迁的道路。
近代化进程的东部中断与西部启动
全面抗战时期，75%的中国工商业陷于战火，半数以上的城市沦入敌手。无论国统区、敌后抗日根据地还是日伪沦陷区，经济建设都是围绕着战时体制、战争需求而展开的，正常的社会经济发展遭受重大挫折。如1936年全国粮食总产量为2844.6亿斤原粮，抗战时期下降为2390亿斤，减少15%，1937年，产棉基地苏、冀、豫、鲁、鄂、陕、川、晋、浙9省，因沦为战区而减产500-800万担，山东、江苏、浙江、安徽更分别减产50%、40%、50%和70%;战前，华东地区的茶叶年均产量为105万担，占全国茶叶产量的31%，而战时年均产量仅63万担，减少约40%。生丝、桐油等经济作物的减产更严重。此时，主要集中于东部的近代工业，同样受到了日伪政权的破坏与掠夺。仅上海一地，“计被害工厂约2270余家，损失总额在8万万元左右”。津浦路南段及京沪沿线城市的工业损失也极为严重，无锡、南京的工厂被毁率达64%-80%。武汉三镇的工厂约12%被毁，损失约为1667万元。华资工厂所受损失总额不少于7.5亿元(战前法币币值)，外资在华损失约为8亿美元。战时，日本共侵占中国铁路1.2万公里，占关内铁路总里程的92%。由此，中国东部的近代化进程被彻底打断。
为抵抗日本侵略，西迁的国民政府策动了工业、高校及科研院所的西迁，近代化的工业与交通运输线路，首次大规模出现在西南、西北地区，各类企业的内迁，将沿海先进技术带入内地，有力促进了这些地区诸省的近代化进程。内迁的许多工厂以生产军火为主或与军工有关，也有力地支援了国民党军队的作战。高素质的知识群体，带动了西南地区教育及文化事业的发展。以此为契机，西南、西北地区的近代化进程却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仓促启动了。为开发大后方经济，支援抗战，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后出台了一系列优惠政策，鼓励发展工矿业、交通业。如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通过的《西部各省生产建设与统制案》、六中全会通过的《迅速完成西南西北交通网并彻底整理现行公路行政以利交通案》、七中全会通过的《鼓励海外华侨回国投资案》及国民参议会通过的《在内地建立工矿基础，增加生产，以充国力案》、《加紧建筑成渝铁路以利后方运输案》、《积极开发西康宁属矿藏充实国防资源案》等，行政院、经济部、财政部都颁布了如《非常时期工矿业奖助条例》等法规，鼓励创办工矿、交通事业。这些政策、法规，对大后方的开发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战时的国统区主要包括西南、西北诸省，西南地区主要是指川、滇、黔、陕、甘、湘、桂7省，国民政府计划将工业建设的重点放在四川、云南、贵阳、湘西等地。“经济建设应以军事为中心，同时注意改善人民生活”。这些省份的工业水平在战前很低，共有工厂234家，占全国的6.03%，稍具规模的工厂几乎没有。1938年10月后，内迁工厂带动了大后方工业的迅速发展。西迁工厂以四川为中心分布，辐射云南、陕西、甘肃、湖南、贵州、广西等省的新工业区。“战前几乎无工业可言的”这一地区，迅速集中了中国工业的精华，掀起了开发大后方的热潮。1937年7月，大后方有工厂234家，1941年即增至1306家，1943年扩展至1376家。1944年统计，西南7省占国统区工厂总数的88.63%，四川一省的工厂就占国统区工厂总数的44%，而重庆一市又占四川工厂的半数以上，如纱锭的89%、冶炼和机器业的80%都在重庆，航运业的90%为重庆民生公司一家所有。显然，西南地区的工业分布高度集中。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战时兴办的119家大型国营工矿业，设在西南地区的多达77家。和战前相比，1943年西南地区的工厂增长13倍，资本增长146倍，工人增长7倍。经过多层次的开发，战后虽有不少工厂还迁，西南工业开发的速度开始下降，但其工业基础却由此奠定。
和战前纺织和服饰业占主导地位不同的是，国统区工业在部门结构上占比重较大的是化学、机械、纺织和冶金等行业。1941年统计，机械工业比1936年增长700倍，电器工业增长940倍。但煤、石油、有色金属和电力的开发，仅增长了2至5倍。工业发展新的不平衡是由于资源委员会对矿产品严格管制造成的。
从技术上看，国统区工业普遍存在着规模小、设备简陋的问题。1942年，西南7省工业的厂均资本只有8万多元，厂均工人64人，平均动力约38匹马力。1944年，厂均资本约9万元，工人不足百人;在四川，资本在50万元以下的工厂占总数的71.2%。纺织工业厂均马力仅为328.4匹，约为战前的15%。如重庆各纱厂的机器，有的是20年代的设备，有的竟是1895年的产品，生产效率较低。
手工业和民营小工业发展较快是又一特点。如战时煤炭产量的1/2、生铁产量的1/5，都是由小型土矿生产的;在纺织业中，木机和手纺年产量是机纺量的6倍。
战时交通业的发展，一是为西南、西北地区工矿业发展所需，二是为打破日军封锁，维持国际运输通道。为此，当时成立了全国性的水陆交通开发与管理部门不下十几家，如水陆运输联合委员会、运输总司令部、公路运输总局、滇缅公路运输管理局、西北公路运输局等。在政府努力下，先后修筑了叙(宜宾)昆、滇缅、湘黔、湘桂、黔桂、綦江和陇海路宝鸡至天水段铁路，全长2000余公里。为加强各省间联系、弥补铁路运输不足，国民政府又先后投巨资兴建了川湘、湘黔、川黔、汉渝、川滇东路和长达3400公里的兰新公路等。国际通道滇缅、滇越和中印公路也相继通车。1941年，重庆区有轮船226艘，共约64033吨。由于莫斯科至重庆航线于1941年中断，中英美合作的飞越喜马拉雅山的中印航线是1942年后惟一的国际航线，也称“驼峰飞行”。1942年后，中国航空公司飞机飞越驼峰约8万架次，往返物资达7万余吨，陈纳德的美国空运大队(俗称“飞虎队”)从印度运往中国的货物达65万多吨。中美共损失飞行员1500余名，飞机514架。四通八达的交通线，大大改善了战前西南地区交通落后的状况，大大促进了各省间的相互来往和经济发展。
全面抗战的爆发，引发了中国社会结构的剧烈变动。政治控制区域的一分为三，大大削弱了国民政府的政治权威，不仅导致中国主权的丧失、财政经济的重大损失，而且日益形成了事实上三大政治力量的对峙，进而成为改变中国政治格局的转折点。由于中共领导的各根据地区域，与日伪控制的沦陷区相重叠，日伪力量逐渐被包围在如孤岛般的城市与交通线上的据点中，政令难出县城，在空间上大大缩小了日伪实际控制区域。社会与经济重心的西移，既是民众逃避战火的自然选择，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中华民族意识觉醒和“不愿作亡国奴”的民族气节使然。在东部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因沦入战火而嘎然而止的同时，抗战形成的社会与经济重心西移，使得西南、西北诸省的近代化进程得以在仓促间加快，东西部间的社会与经济差距大大缩短，中国社会的整体性在经济与文化的融合与交流中得到了新的整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