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国民政府抗战前期的战略得失

　　“七七事变”前，中日两国的战力对比，无论是在陆军方面、海军方面、空军方面，还是在质上、量上，日军都占有绝对的优势。日军大本营恃其绝对优势，在卢沟桥事变遭到中国军队的坚决抵抗后，便向侵华日军发出了“速战速决”的指令：以三个师团的兵力于三个月内解决中国事件。7月28日至30日，日军攻占平津，扩大和加强了它的战略进攻。国民政府迅速作出反应，采取一系列战略部署，以打破日军“速战速决”战略，施行持久战战略。

　　主力集中华北、阻止日军南下

　　“七七事变”后，国民政府既没有很快建立起指挥对日作战的最高统帅部，也没有制定出对日作战的全盘计划。7月11日起，国民政府军事机关主要长官、幕僚及有关人员，在军政部部长何应钦主持下每晚9时在其官邸举行汇报会议，讨论和部署对日作战的事宜，实际上起着统帅参谋部的作用。虽然在平津沦陷以前，汇报会议未能就对日战略作出决定，但对战斗序列的配置却极为重视。认为“目下最重要者，为部队迅速集中与配置妥当，在战斗序列未奉委座颁行以前，军委会调遣部队切实注意。”并特别注意“平汉、津浦之间空隙甚大”，要把中央军配置于此地区的第一线。在这期间，军委会把孙连仲部、庞炳勋部调来保定、沧县构筑沧保线工事。7月26日，中国军队在沧保线集中了五个师兵力，并继续向德石线集中五个师。第二天，蒋介石在官邸会议决定：“我军应仍照原定计划，在沧保、德石二线上集中，构成阵地，期在此线上与敌作整齐之战斗”，为援助平津，与敌在永定河地区作战，“令孙连仲部二十六路军即向永定河地区线前进”。平津失陷后，蒋介石对战斗序列再作部署，8月3日向参谋总长程潜下令：第一集团军津浦北段。第二集团军平汉北段。第三集团军胶济路。第四集团军北自兖州，南至浦口以及陇海路东段西砀山。陇海西段，由鲁西东自运河以西，北至黄河南岸，为第五集团军。又长江以南部队太多，此时应选择数师向长江以北陇海津浦线运输。又绥远刘主席汝明所部应划归阎战区序列;并抽晋绥军三师至四师，向晋察两省进出，以傅作义为集团军总司令。同时，向华北地区大量集结军队：84师、21师合编为军，与刘汝明部编为察省守备军团;汤恩伯部向宣化、怀来集结，为预备军;30师开保定，40师开石家庄，56师开蚌埠，2师开海州。

　　从这部署和兵力的集结，可以明显看出国民政府统帅部的战略意图：一、中国军队的主力集中在华北，沿着南北主要干线平汉、津浦路，重叠配备军力，以第一、第二集团军为主战场之正面，第三、第四集团军为后继梯队，多线设防，逐次抵抗，阻止南下日军威胁南京和武汉。二、在胶济线、陇海线部署主战场正面的后继兵力，既可以机动为正面战场的侧翼，同时又可以阻止可能从青岛和连云港登陆之敌。青岛和连云港是位于胶济路和陇海路东端始发点的海港，离日军补给后方(本土、朝鲜、我国东北)较近，从该港登陆之敌经胶济、陇海两线运动可构成中国军队正面主力的侧背威胁，特别是陇海路，经徐州、郑州便可南下威胁南京、武汉，又是西进西北腹地的通道。三、从平津侧背进出冀察，直接威胁平津，使华北日军主力不敢断然南下，甚至吸引其军力北向察绥，以减轻华北正面之敌的压力，迟缓其南下进程。8月6日，驻张家口的汤恩伯部两个军从北平北方大门居庸关越过长城南下进驻南口，由北而南向北平推进;卫立煌率十四集团军支援南口作战;傅作义部由大同进驻怀来，增援南口。日本华北派遣军被迫调兵向北进攻南口、居庸关等地的中国军队。南口成为华北战场的热点，有力地吸引了华北日军主力。

　　九一八和一二八后，日军大本营对侵华战略是有意见分歧的。海军认为上海及长江流域应为对华作战的重心，日军拥有便利的海洋交通，容易发挥陆海空军的联合威力。陆军则认为中国不是日本对手，只需华北少数兵力就可解决中国事件。1937年7月29日，日本统帅部制定的对华作战计划规定：主力四个师团集中华北战场，以“击溃平津地区的中国军队”为目标，以一个师团占领青岛附近，并保有五个师团“归中央直辖，可以适应形势变化，作好准备。”这基本上是陆军的战略方针。按照这个方针，日军在华北得逞后，它在华北的9个师团的兵力必将顺理成章地向南推进，沿平汉、津浦南下攻略南京、武汉。这种自北而南的进军轴线，从地形上说，一马平川，极利于日军机械化部队的快速运动和战车、远程火器威力的发挥。南京是全国政治中心，攻占南京当然是日军侵华战争的重大目标。武汉在抗战前期更是我国的“战略要害”之地，它扼平汉、粤汉南北铁路干线的交会点，控我国中部东西交通干线长江中游的枢纽，地处中国大陆的心脏地区。日军从华北直冲武汉，控制了中国的心脏，便使中国大陆南北隔离、东西遮断，然后由此东旋，全部掠夺长江下游和沿海最富庶地区的人力、物力，迫使中国军队主力于东部地区背海决战，使我国无法进行持久战。由于日军的绝对优势，这一战略选择确是对我国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在我国历史上宋元明清几次战争也都是取此自北而南的进军轴线。因此说，国民政府统帅部所采取的把主力集中华北、力阻日军南下的战略决策是正确的。

　　但是，国民政府统帅部在野战战略上却错误地采取了阵地战的方针，使其军力部署不能很好地发挥消耗敌人、保存自己的效能。蒋介石在8月11日的日记中写道：“对倭取胜之要诀，在于深沟、广壕、坚壁、厚盖、固守、坚拒，乘机袭击，大敌则避，小敌则战，制敌死命，全在于此。”他的阵地战方针，在南口战役中经过实战证明是失败的。他在8月8日致汤恩伯的指令中说：“前电言注重据地，惟据点不可单独孤立，必须有大小据地相连，形成如俗语所谓梅花阵者。以一个中间主据点，与其附近四周之子据点，构筑交通壕，彼此联系;但其彼此间距离之大小，应随当地地形与敌军重炸弹、炮弹效能之长径而定其长度。……即使为其深入，则我各据点之守兵，得以四面包围齐射捕捉之，使其不能退出为主旨也。”蒋介石的计划由于战场广大，日军就以一部绕过南口侧翼，进攻居庸关、怀来，另一部由沽源南下攻延庆、怀来，形成了对南口中国守军夹击的态势。蒋不得不在8月10日下令汤部：“南口至青龙桥、八达岭一段之铁路涵洞与山洞，须再经数度尽量之大爆破”，以阻止日军绕过南口背后运动。

　　毛泽东当时就批评过这一战略指导上的错误：“阵地战，在中国今天的技术条件下，一般都不能执行，这也就是我们表现弱的地方。再则敌人又利用中国土地广大一点，回避我们的阵地设施。因此阵地战就不能用为重要手段，更不待说用为主要手段。”毛泽东还说：“我们的战略方针，应该是使用我们的主力在很长的变动不定的战线上作战。中国军队要胜利，必须在广阔的战场上进行高度的运动战，迅速地前进和迅速地后退，迅速地集中和迅速地分散，这就是大规模的运动战，而不是深沟高垒、层层设防、专靠防御工事的阵地战。”在整个战略防御阶段，蒋介石总是坚持阵地战为主的战略方针，以致正确的战略部署却不能充分发挥其战略效能。

　　主力转移淞沪诱迫日军采取自东而西的战略进攻轴线

　　8月12日，国民政府建立最高统帅部，初步制定全盘作战计划，确立了持久战战略总方针。

　　华北战事扩大，上海日本海军也一再制造事端进行挑衅，日海军部也想借此实现其把对华作战重心转移到上海和长江流域的战略方针。中国军队给予了坚决反击，开辟了淞沪战常上海是全国经济中心，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溯江西上便威胁南京、武汉战略要地。最初，国民政府最高统帅部所规定的战略目标是有限的，只是扫荡扑灭淞沪之敌，阻止后援日军登陆，力保淞沪要地，以防日军西进，掩护首都南京。8月20日，国民政府进一步加强了最高统帅部，建立了国防最高会议和大本营，完整地制定了军事、经济、政治、社会综合性的战略计划，“以达成持久战为基本主旨。”为加强综合作战计划的实施，把全军区划分为五个战区：第一战区：冀、鲁北；第二战区：晋绥察；第三战区：苏南、浙江；第四战区：闽粤；第五战区：鲁南、苏北。其综合作战计划的战略要点是：“国军以一部集中华北，重叠配置，多设防线，特注意固守平绥路东段要地，最重确保山东、山西，力求争取时间，牵制消耗敌人。以主力集中华东，迅速扫荡淞沪海军根据地，阻止后续敌军之登陆，或乘机击灭之，并以最小限度兵力守备华南沿海各要地。”这个计划确定了把中国军队主力从华北战场转移到华东战场新的战略方针。

　　华北战场集中了日军之主力，8月间日军有9个师团在华北作战，在上海则只有2个师团。这样，华北战场正面的第一军区所受军事压力是很大的，随时有被日军突破而南下直冲武汉的危险。平绥路东段战线吸引了一部分华北日军，但8月下旬就先后失陷了。为了消耗华北日军力量，减轻华北正面之敌的压力，减缓其南进的进程，中国军队加强了其侧背的第二战区的军事力量。南口失守后，汤部、卫部、傅部都转移到了山西，抽调了第一战区部分精锐部队改隶第二战区，先后在山西集中了37个师、13个旅，对平汉路之敌构成了侧翼威胁。这样，华北日军主力不得不以更大兵力西向进攻山西。山西黄土高原，山脉连绵，地势多变，颇多关隘险要之地，是华北的天然堡垒，是进行战略防御的持久战极为有利的地区。

　　但是，彻底解除日军主力从华北南下直冲武汉的战略威胁的，主要还是淞沪战役战略性地由地区性战争转变为中日战争主战场的结果。(在国民政府大本营把抗日战争主战场从华北转移到华东的战略决策之后，第三战区也调整了自己的地区作战方略：“战区以保卫政经要地及诱致消耗敌人之目的，对当地日军及其增援部队发动攻势，待主力向华东转移后，即改取持久。”由此可见，中国军队主力自华北向华东转移，这一新战略方针的基本战略意图就在于诱迫日军主力也随之从华北转移到华东，在这一地区实施持久战战略计划。据《陈诚传记》载，淞沪战起不久，蒋介石电召负责庐山训练团工作的陈诚到南京，策定抗战计划，厘订战斗序列。8月19日，陈氏与熊式辉被派赴沪视察战事。20日返京，陈诚向蒋陈述意见说：“华北战事扩大已无可避免，敌为在华北得势，必将利用其快速装备沿平汉路南下直赴武汉，于我不利。不如扩大沪战事以牵制之。”蒋颇为赞赏，表示“一定打”，陈氏当即建议：“若打，须向上海增兵。”蒋即决定任命陈诚为第三战区前敌总指挥兼第十五集团军总司令;9月21日，又重新组织了三路战斗序列：蒋介石自任司令长官，右翼军总司令张发奎率第八、第十集团军，中央军总司令朱绍良率第九、第二十二集团军，左翼军总司令陈诚率第十五、第十九 集团军又9个师。中国军队陆续向淞沪增加到70个师又7个旅，战争急骤升级。日军也被迫把主力南调到东线。9月5日，日本统帅部下达了“把主作战转移到上海方面”的命令，决定调华北兵力南下，华北日军由9个师团减到7个师团，上海方面则由2个师团增加到9个师团。国民政府最高统帅部实现了它的战略意图。蒋介石对此似乎很得意，在1938年11月南岳军事会议上总结这一战略决策时说：“在战略上制胜的要诀，各位应看孙子兵法的虚实篇所讲的‘能使敌人自至者，利之也;能使敌人不得至者，害之也’。我们现在就是诱敌深入，使他自至，以陷入于进退维谷的境地。”“所以在去年平津失陷的时候，我们不能将全国所有部队调到华北，去与敌人争一城一地之得失，而要将我们主力部队作机动的使用，节节抵抗，逐步消耗敌人，一定先要引诱他到长江流域来。”

　　把敌人引诱到长江流域来，对中国军队有什么战略利益呢?日军主力到了上海，就被政治中心的南京和全国心脏的武汉所吸引，被推向西进，从而也就扭转了日军主力自北而南的战略进攻，迫使它自东而西。陈诚后来回忆：“淞沪抗战转变了敌‘沿平汉南下’之原定计划。”沿平汉线到武汉，一 马平川，极利于快速部队的运动，对我威胁极大。从上海到武汉，情形就完全不同了：一、上海地区的军队和人民在一·二八便经受了战争的洗礼，国民政府在这里进行了备战，经营多年，耗费百数十万，构筑了三道钢筋水泥之国防作战线：第一道由上海至杭州，第二道由吴江至福山，第三道由无锡至江阴，全部工程已基本完成。淞沪地区对中国军队有很好的作战条件。二、从安徽以上到武汉，长江两岸是连接不断的山地(大别山等)与汊港湖泊交错的地形，极不利于机械化快速部队和战车、重武器、辎重的运动以及远射程武器火力的发挥，对中国军队来说却是打防御战的有利地区。三、由东到西的作战线，中国军队可以利用有利工事和地形，节节 抵抗，消耗敌人，边打边循通至后方的补给线逐步撤退，同时也掩护了沿海地区人力物力的西迁，能够比较从容地部署持久战的后方。

　　军队之运用是实现战略意图的基本手段，是战略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决定着战略的实施成效。但是蒋介石在淞沪战役中犯了战略上的严重错误。他把主力转移到华东地区的同时却把全国兵力的精华都集中到了淞沪三角地带作孤注的一掷。三角地带河道港湾交错、地形复杂、无险可守，战场狭窄、兵力密集，中国军队在敌强大炮火下，“等于陷入一座大熔铁炉，任其焦炼”，“每小时的死伤辄以千计”，牺牲极其惨重。10月中旬，我军已难支持，李宗仁曾向蒋介石建议：“淞沪三角地带，不宜死守。为避免不必要的牺牲，我军在沪作战宜适可而止。将第二十一集团军和其它增援前线的部队调至苏嘉路国防线上的既设阵地，凭险据守，然后将沪上久战之师抽调回南京整补，再相机向国防线增援。如此更番抵抗，才能持久消耗敌人的力量。”蒋刚愎自用，坚持死守淞沪三角地带。11月初，中国军队苦撑数日，阵容已乱，前线指挥官已无法掌握部队，蒋才于11月9日下令撤退。此时已溃不成军，各军仓惶后撤，加以敌机日夜轰炸，人马践踏，秩序大乱。不久，南京即遭威胁。从战略上说，敌人可从东、西、南三面包围南京，城北横亘长江，无路可退，守军又是从淞沪战场刚溃退下来的部队，背水坐困孤城，形势极难久守。蒋介石又错误地决策以十余万大军固守南京，结果激战不过数日，便全线溃败。在战略防御阶段，从一切战争都是为了达成持久战以消耗敌人、保存自己为作战之基本主旨来说，南京保卫战并无多大的战略意义。淞沪战役和南京保卫战溃败的原因，除野战战略指挥的失当以外，另一重要因素是由于国民党长期坚持反共反人民的政策而造成的旧军队的败坏。

　　蒋介石1938年1月11日在开封对第一、第五战区将校作《抗战检讨与必胜要诀》的讲话中总结“这几个战场上的挫失”的原因时，着重指出了“国军”的十二个“缺点”，照录如下：①高级将领缺乏指挥的优良技能和坚苦卓绝的精神，下级军官缺少新战术的训练。②军纪荡然为第一大罪恶。③缺乏敌忾心，尤以高级长官为甚。④缺乏协同动作的精神和技术。⑤高级将领缺乏牺牲决心。⑥官长不知激发廉耻心。⑦命令不能贯彻。⑧怠惰疏忽，不判明敌情真相，不检讨战斗经过，命令进退，掉以轻心。⑨高级将领缺乏坚决自信心，官长不能与士兵同甘苦共寝食。# #武器弹药装具，专靠后方接济，不知在前方补充，应粮与敌。# #缺乏秘密习惯，每易泄漏军情。# #缺乏政治训练。蒋认为，改进抗战部队是转败为胜的起点。但由于他坚持反共反人民的立场，因而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都没有能够、也不可能对他的军队进行根本的改造。这是他的战略体系中的一大致命要害!

　　阻敌过江西进，防其南渡黄河

　　南京弃守后，武汉成为全国政治、经济、外交的中心。日军下一个战略目标自然是过江西进攻略武汉。2月18日，日军组成中支那派遣军，以攻略武汉为目标。中国方面对此早有准备。1938年1月17日，国民政府改组了军事委员会，制定了战略方针，调整了战区，设立了武汉卫戍司令部。1938年1月17日，蒋介石在开封对将校讲话中透露了其战略方针：“我的战略是什么吗?简单明了的讲起来，就是东面要保持津浦路，北面要保持道清路，来巩固武汉核心的基矗”保持津浦、道清两路，作为保卫武汉的两大屏障。17日，最高统帅部把这一战略方针具体化为：“国军武力控制武汉外围及豫皖边区，积极整补，由华北及江南抽出有力一部，加强鲁中及淮南，积极袭扰，诱敌主力于津浦铁路方面，以迟滞敌人之过江西进，并广泛发动华北游击战，牵制消耗敌人，妨害其南渡黄河，直冲武汉”。这一战略方针有两个基本点：一、诱敌主力于津浦铁路，阻击敌过江西进;二、广泛发动华北游击战，阻其南渡黄河。

　　第一个基本点实施的结果，便是引发了徐州会战。

　　最高统帅部为诱敌主力于津浦路，向第五战区调动了大批军队。第五战区包括江、淮、蚌、徐、鲁南、鲁中广大地区，以李宗仁为司令长官，负责指挥保卫津浦路的防御战，其兵力为27个师，后逐渐增至64个师，近60万人。2月3日，第五战区制定了具体实施计划，要点为：“集中兵力于徐州南北地区，拒止津浦路南段于淮河以南，同时于鲁南山区对津浦路北段及陇海路东段之敌，予以侧击，牵制敌之南下或西上，以保卫徐、蚌。”第五战区在淮南开展运动战，造成了对南京日军侧背的严重威胁，日军不得不沿津浦路北上，推进到淮河一线。2月4日，国民政府最高统帅部电令第五战区以两个军兵力向济宁以北发动攻势，诱发华北日军向南攻击。这样，位于敌占区南京和济南之间的徐州集结的中国重兵，便成为日军主力捕捉的对象。李宗仁在野战战略指挥上确比蒋介石高明些，一变消极防御的阵地战方针，在徐州外围进行了运动战，取得了主动，特别是在台儿庄采用了阵地战的坚守和后援部队运动战的侧背突击相结合的作战方针，取得了震惊中外的台儿庄大捷，歼敌近二万人。台儿庄大捷后，日军统帅部认定徐州不可轻取，便调集重兵，达13个师团，共40余万人，分6路包围徐州，企图一举歼灭中国军队的主力。

　　在徐州附近，中国军队密集60万大军。为避免和优势之敌作消耗战，中国军队于5月初旬开始有计划的撤退，至5月18日，全部撤离徐州，日军扑了一个空。自1937年12月13日南京弃守到1938年5月19日自动放弃徐州为止，中国军队与日军精锐主力周旋了5个月零6天，充分发挥了以空间争取时间的战略作用，拖住了敌过江西进的进程，使中国军队有较充分的时间部署武汉保卫战。

　　第二个基本点是在华北开展游击战，拖住华北日军兵力。

　　1937年底，华北日军已经侵占到济南-太原一线，华北大部分沦入敌手。1938年3月6日，蒋介石致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等指示开展游击战之战略原则：“此后敌军防地愈广，警备愈分，交通与输送之困难，亦与日俱增，我军各部与之始终周旋打圈，必被我消磨殆尽，实决定中倭战争最后之命运。兹特规定应战之要则：(一)化整为零，给养愈易，行动愈便，击敌也愈容易。(二)统一指挥与整个行动须确定计划，分进道路、会合地点日期，与共同目标，皆须有统一之指……(五)昼行夜伏，密探夜袭。(六)避实击虚，蹈瑕钻隙。(七)特别注重向敌各级指挥部袭击。(八)专向敌军辎重及其通讯与交通机关打击。总之，我军此后作战方略，在利用我广大土地之活动，以求得时间持久之胜利……。”在战略防御阶段，最高统帅部关于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的战略决策，是为了实现抗日持久战的基本主旨，与战略相持阶段的游击战把枪口转向共产党以争夺地盘的性质根本不同，具有积极的战略意义。

　　徐州会战后，日军开始了进发武汉的战略攻势。4月上旬，日军主力攻占开封，显示出攻略郑州的意图。郑州是平汉、陇海两干线的交叉点，为东西南北交通要冲，向南沿平汉线直抵武汉，向西沿陇海线直扣关中大门，地处历史上军事逐鹿、争战不已的中原地区。最高统帅部面对这一战略威胁，经豫东会战的失利，已无能采取军事手段的战略对策，竟于6月9日决开花园口，河水泛滥，淹及中牟、尉扶沟和苏皖北部边区，以阻挡日军机械化快速部队的运动，使其车辆、辎重、战车、重炮陷入了泥淖，进退维谷。这一措施虽然有效地发挥了阻止日军攻略郑州、直冲武汉的战略作用，但使人民付出的代价太大了，千百万人流离失所，生活无着，家破人亡，造成无数悲剧，一直延续到解放后才得医治这一历史创伤。

　　沿江布防，节节抵抗，保卫武汉

　　花园口决堤迫使日军放弃从中原直冲武汉的战略企图，而不得不从东侧陆路及溯江西上进攻武汉：以畑俊六大将为司令官的日军取道陆路，穿越大别山；以冈村宁次中将为司令官的日军溯江进攻。根据敌之态势，最高统帅部于7月11日颁发了武汉保卫战的战略方针：“国军以各一部守备华南海岸，以及华东与华北现阵地；并积极发展游击战，妨害长江下游敌之航运，牵制消耗敌人，另以有力一部支援马当与湖口要塞，迫敌在鄱阳湖以东展开，妨害敌溯江向九江集中。国军主力集中武汉外围，利用鄱阳湖与大别山地障，并借长江南岸之丘陵与湖泊，施行战略持久，特注意保持重点于外翼，争取机动之自由。预期在武汉外围与敌作战四个月，予敌以最大之消耗，粉碎其继续攻势之能力。”蒋介石在7月29日日记中写道：“沿江配备相当兵力，与之节节抵抗，使之无法直入。”中国军队根据最高统帅部战略决策，在大别山要隘部署了兵力，安设重炮，以迎击陆路进攻之敌；同时，在长江敷设水雷，在沿江要塞层层设防，以阻挡日军溯江西上。中国军队总共部署了二个战区、一个武汉卫戍司令部，五个兵团，十四个集团军，五十七个军，一百二十九个师，另配备骑、炮、工兵及飞机队和长江舰队，总兵力达百万之多，利用鄱阳湖、大别山、幕阜山、长江两岸的山川湖泊港汊等天然屏障，构筑工事，进行了抗日战争史上参战人数最多、规模最大、地域最广、战斗最烈的防御保卫战。

　　关于这样一场大战，本文篇幅是不可能具体地尽述其战略实施的进程的。10月12日，信阳失守。10月20日，广州沦陷。武汉南北屏障已拆，其地位也失去了战略重要性。10月25日，蒋介石飞抵南岳，电令中国守军撤离武汉。这场战役尽管有种种战略错误，但从总的结果看来，却实现了最高统帅部的战略目标：一、从6月间日军发动对武汉外围的军事进攻开始，到10月25日武汉撤退陷入敌手止，武汉保卫战进行了4月有余，实现了“在武汉外围与敌作战4个月”的预定计划。二、予敌以很大的消耗，蒋介石9月30日日记载：“约计9月间敌军死伤必在十万人上下;我军伤亡，反较敌军为轻。大体言之，消耗战之目的已达。”三、基本上达到了“粉碎其继续攻势之能力”的目标，煞住了日军进一步大规模战略进攻的势头，从此，抗日战争进入了相持阶段。武汉保卫战是我国抗日战争从战略防御阶段到战略相持阶段的历史转折点。

　　当然，这绝不是说，抗日战争战略相持阶段的到来，单纯地、简单地是武汉保卫战的直接结果。这一历史新阶段的到来，是“七七事变”以来华北诸战役、淞沪战役、徐州战役、武汉战役等全部历史进程的结果。在这16个月的节节抵抗过程中，我国实现了两个重大的、相向的战略转移：一、从敌占区把战略物力和人力(工厂、技术人员和学校等)转移到了后方;二、从后方把抗日游击部队转移到了敌后。从而，为持久战奠定了基矗特别是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军队转入了敌后，开辟了越来越广大的敌后战场，广泛地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牵制了越来越多的日军兵力。侵华日军遭到了极大消耗，有限兵力越来越分散，补给线越来越长又要处处设防，处境日蹶，再也无力进行大规模战略进攻了。它被迫改劝以华制华”、“以战养战”的消极战略方针，对国民党则由军事打击为主改为政治诱降为主，把军事进攻的重点从正面战场转移到敌后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中国抗日战争实现了从战略防御向战略相持的历史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