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3月，侵华日军兵分三路连续攻下徐州、开封，中原战场迅速向南向西扩大。当时有“第二陇海”之称的长坪(西安至西坪)公路，便成了通往前敌的战略干线。商南与河南的西坪搭界，是入陕的第一关。为了阻止日寇继续西犯，国民党军政部决定，将驻华县的“抗日医院”迁至商南，筹建“抗日第七后方医院”，以便就近接受医治前线运来的伤员。顿时，商南就变成了抗战的前线，战场的后方。
1938年9月，商南县政府接到命令，迅速责成层峰联保处抽调郅声宏、李兴发负责，选址筹建医院。最终选中县河左侧地势较高的东岗(现在高级中学所在的位置)，发动群众，全力以赴，用两个多月时间盖起了45间土木结构房屋。当年8月华县抗日医院迁到商南，“抗日第七后方医院”正式成立。从此，医院和商南人民迅速展开救死扶伤工作，汇入血流成河的抗日洪流。
前方战斗十分惨烈，伤亡很重。伤员源源不断的运来，医院病房不足，扩建已来不及，便就近在医院周围临时占用了四座庙宇：一是东岗的祖师庙(现在林特局所在位置)15间作为传染病房，二是忠臣庙(现在教体局所在位置)19间作为医办室、政工室、伤员管理室和病员伙房，三是东门外的关帝庙12间作为外科重病室和附设对外门诊部，四是孔庙(现在县委所在位置)18间作为制剂室、手术室、化验室和官兵伙房。还占用了东门里的“逢源台”?(现在广电局所在位置)20间作院本部，内设院长办公室、医务长办公室、军需室、书记室、副官室、传达室和被服库。
当时，医院按军队编制，共有185人，其中军官45人，士兵140人。医院设备还不错，大多是从德国进口的蛇牌产品。有显微镜及各种外科手术器械。药品大多为进口原料药和针剂片剂。如德国的606针、日本的914药膏、美国的盘西林针、s.d片等。一般常用注射药，有百分之十的葡萄糖液体、百分之零点八五的氯化钠液、氯化钠钙液和水杨酸钠液等20余种，多为医院制剂室自制的。医院骨干力量较强，少校军医以上人员多为军医专门学校毕业生。五年制陆军军医学校后来改为国防医学院。尉官多为军医训练班和军医分校毕业。总校在重庆，陕西设有第一分校。手术方面，除胸脑手术外，腹部、截肢和外伤等都能在院里操作。医院饱和时，有病床400张，可往往运来伤病员上千人，床位严重不足，只好借用民房。百姓主动腾房搭铺，配合医生，为伤员助疗煎药。一时间，商南县城无闲人，老少妇孺只要能动弹，都齐上阵。因为伤病员大多是外地人，口音杂，伤势重。有一名飞机驾驶员，姓杨，东北人，在洛阳之战中，飞机被日寇炮火击中，应急降落在我县普峪河丹江的河滩上。驾驶员右手食指被炸断。还收治过一名姓赵的团长和一名叫魏国强的营长。其中连排长和士兵最多。他们的共同特点是，抛家弃小，舍生忘死，每一个人的事迹都可歌可泣。
抗战进入最惨烈时期，前方要求伤员轻伤不下火线，采取就地治疗，只有重伤员才转送后方医院。而转院谈何容易，战火纷飞，枪林弹雨，交通不便，有些重伤员在转运途中就牺牲了。伤员最多时，也曾把一部分转到丹凤总监部兵站医院和商县第二后方医院。据亲历那段岁月的老者讲述，那段日子真实刻骨铭心的难忘，前线战士浴血奋战，誓死阻止日寇西进;后方军民齐心协力，抬担架，运军需，一样的奋不顾身。
1945年8月日军宣布投降，抗日第七后方医院撤走，商南高中迁入。医院在商南历时七年，救治伤病员不计其数，带动商南人民英勇抗战，配合前线部队，合力阻击日寇西进，止步河南磨牛湾，未能入陕。抗日第七后方医院功不可没，商南人民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很大牺牲和不朽的贡献。
抗日第七后方医院在商南的意义还在于，为商南培养了一大批医务人才，唤起了民众的觉醒，推动了社会文明。抗日第七后方医院在商南期间，主要任务是救治前线送来的伤病员，但也十分关心当地群众。曾在东岗关帝庙设有对外门诊部，给群众治病，每天就医的群众多达几十人，遇到难产的产妇也免费给予接生。商南过去很落后，在上个世纪四十年代还没有西医，生灾得病仅靠土单方，中草药治疗。医院迁来，让本地人大开了眼界。从此知道了西医西药，知道了治伤看病的机关叫医院，诊治病人的人叫医生。在医院减员严重时，曾就地招人培训医生，最多的一次达20多人。如本地的殷书田、程锦藩、余克智、杨志新、阎华杰、邱庆芳、赵希龙、刘鹏飞、田永健和河南的杨全峰、李祥甫等都参加过培训学习，使商南的医疗卫生开天辟地往前迈进了一大步。医院在商南还防止过一次大的瘟疫。1940年，县内流行“回归热”，传染得极快，一人得病，全家难免，死亡率很高。当年县城有一千多人，每天都有数人死亡，群众人心恐慌，政府束手无策。医院及时出手，经采血化验，确诊为“回归热”，采取边治边防的办法，广泛宣传，发动群众蒸洗被褥衣物灭虱，杜绝传染源。在很短时间里，控制了疫情。因此医院在群众中享有很高的声誉。这是抗日第七后方医院在商南谱写的一曲军民鱼水之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