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初期，在南京沦陷前夕，国民政府迁都重庆，但国民政府和国民党的重要机关及党政要员大多先期迁至武汉办公。1938年2月3日，中国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六十六次会议决定，设立中央党部武汉临时办事处(以下简称“办事处”)。此后，直到4月底国民党中央党部正式到武汉办公，办事处始终“秉承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之决议暨一切法令，办理承转通讯及指导事宜”。 在此期间，办事处代表国民党中央党部，先后具体筹办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组织武汉文化、工商、青年妇女、社会团体行动委员会以指导武汉地区的抗日救亡运动，为抗战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一、武汉临时办事处的成立及主要职权
中国国民党自成立以来，中央党部的机构变动频繁。到1938年初，中央执行委员会是国民党的最高党务机关，其职权是对外代表国民党执行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 组织并指挥各地党部、党中央机关各部会, 支配该党党费及财政。中央执行委员会互选常务委员若干人组织常务委员会, 在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闭会期间执行职务, 对中央执行委员会负责。1937年11月20日，国民政府发表了迁都重庆的宣言。12月1日宣布正式开始在渝办公。但实际上，由于国民政府和国民党的重要机关及党政主要人员大多在武汉，武汉成为实际上的战时首都。由于国民党中央秘书处设在重庆，对直接指挥全国抗战多有不便。为此，1938年2月3日，第五届中央常务委员会第六十六次会议决定，“中央为便利指挥各地党部起见，于必要地点设办事处。” 2月21日，武汉临时办事处在汉口旧日租界河街4号正式开始办公。
根据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第六十九次会议通过的《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武汉临时办事处组织条例》，武汉临时办事处设主任一人，由常务委员会推定常务委员一人担任，综理一切事项。设秘书一人，承主任之命，办理机要及总务事项。办事处下设三个小组，分别办理组织、宣传、训练等事项。秘书及各组组长由主任提请中央常务委员会决议任命。办事处经办事项，除随时请示中央常务委员会外，每周应列表呈报。办事处凡有关中央各处、部、会的事项，分别移送或洽商办理。办事处的职员由中央向中央各处、部、会调用。办事处主任由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居正担任。
3月1日，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第七十次会议通过《中央与武汉临时办事处联系办法》，对办事处的职权做了进一步的明确,确定“中央常会决议案及谈话会决定事项，均由中央录案电示本处知照”等七项职权。
二、武汉临时办事处的主要活动
办事处根据上述《组织条例》和《联系办法》，成为在汉中央常务委员(常委谈话会)的具体办事机构，在某种程度上履行了国民党中央秘书处的职责。
(一)具体筹办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
就在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议决定成立武汉临时办事处的第六十六次会议上，国民党中央还同时决定要筹备召开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
为开好临时代表大会，武汉临时办事处做了大量的工作。3月4日，武汉临时办事处建议中央常会设立由汪精卫、蒋介石任召集人，由中央常务委员、五院院长为委员的提案起草委员会，下分为党务组(由居正召集)、政治组(由汪精卫召集)、经济组(由孔祥熙召集)、军事组(由何应钦召集)、宣言组(由汪精卫召集)，进行各项事务的筹备。各组由召集人约集中央委员及专家参加。同时，指派洪兰友为常务委员谈话会秘书。
3月10日始，按照中央常务委员会的决议，在国民党中央秘书处大批人员未到达武汉前，武汉临时办事处开始先行着手筹备代表大会的会场及其他紧急事宜。3月22日，中央常务委员召开第七十三次会议，所讨论的有关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的具体事宜，全部由武汉临时办事处提交。由此可以证明，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的具体筹备事宜多由办事处负责。
(二)具体指导国民党中央各部及各省市党部的人事和党务工作
办事处根据在汉中央常务委员谈话会的指示，直接干预国民党中央各部的人事任免。如3月4日，办事处建议中央常会任命吴开先为中央组织部副部长，董显光为中央宣传部副部长;4月21日，办事处以王宠惠担任外交部长，事繁任重，难以兼顾国民政府委员职务为由，建议准予辞去国民政府委员职务等。
对于各省市及部分特别党部的国民党的干部任免和经费管理，更是凸显了办事处的职权管辖范围达到全国。如3月22日，办事处改派朱绍良为甘肃省党部特派委员，田昆山、马愚忱、杨集瀛、李少陵、吴绍澍、许莲溪、马焕文为设计委员;补助青岛市党部及正太胶济两路特别党部每月各1 000元;4月21日，办事处撤消空军特别党部、上海市保安团队特别党部、江苏省保安团队特别党部，将空军特别党部特派员周志柔、黄光锐、黄秉衡、毛邦初、蒋坚忍、书记长程如恒，上海市保安团队特别党部特派员俞鸿钧、吉章简、兼书记长石子雅，江苏省保安团队特别党部特派员项致庄、李守维、兼书记长李岐鸣等撤回;甄审中央党务的工作人员，接受训练后充任各地司法工作之检察官;加派叶雨、胡越2人为汉口特别市党部设计委员等等。上述议案均获得中央常务会议通过。
(三)具体指导武汉地区工商、文化、妇女团体及其他抗日团体的组织、宣传、训练等事项
1938年初，由于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民族团结精神以前所未有的热情在武汉的大地上激荡，武汉成为全国救亡运动的中心。面对此种形势，办事处力图将救亡运动的领导权抓在自己的手里。由于救亡事务繁杂，办事处不可能事事亲历亲为，更多地是采用成立某种官方机构以加强对某项事业指导的方式。
1. 组织武汉文化界行动委员会，指导文化团体活动
为加强对武汉地区文化界救亡运动的指导，国民党中央组织成立的武汉文化界行动委员会于1月6日在汉口市党部召开成立大会(2月后归办事处直接领导)，刘百闵等68人当选为委员或常务委员，其中不乏邹韬奋等文化界众多名流。武汉文化界行动委员会为管理武汉地区文化的最高行政机构，其管辖范围包括教育、新闻、出版、文艺、电影、戏剧、音乐、图画等类，在此之前或之后成立的诸如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戏剧界抗敌协会、电影界抗敌协会、美术界抗敌协会、木刻界抗敌协会、木刻人联谊会、战时教育协会等，成立前要向武汉办事处请示备案，获得办事处的指令后才能成立，且各协会的业务均要受武汉文化界行动委员会指导(办事处撤消后，向国民党中央秘书处备案)。
武汉文化界行动委员会的实权掌握在秘书项学儒等人之手。周天放、彭革陈、张九如、陈西滢、罗刚、阳翰笙、冼星海、梁鼎铭等人分任各组组长。
2. 组织武汉工商行动委员会，指导工商团体活动
武汉原为工商大埠，上海沦陷后，武汉成为国统区最大的工商业城市。为了规范各工商团体的活动，办事处组织了武汉工商行动委员会。按照《武汉工商行动委员会工作纲要》的要求，武汉工商行动委员会以“调整武汉工商团体之组织，并指导其进行，俾能担负非常时期之任务为主要工作”。其工作方针主要有“注意精神训练，提高工人、商人之民族意识，增高民族自信力，使了然于抗战之最后胜利必属于我。”等12项。其具体工作实施有“一、调查各工商团体之现状”等12项。
武汉工商行动委员会由汉口市、武昌市商会主席，汉口特别市党部、湖北省党部委员，汉口市抗敌后援会主席，汉口市政府科长，平汉路职工教育委员以及交通银行、农工银行、上海银行、裕华纱厂、民生纱厂、第一纱厂、申新纱厂、既济水电公司、富源公司经理等33人组成，基本上包容了武汉工商界的头面人物，应该说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3. 组织武汉社会团体行动委员会，指导社会团体活动
在抗战的紧要关头，武汉的社会团体众多，为了规范各社会团体的活动，办事处组织成立了武汉社会团体行动委员会。行动委员会常委由江述之、杨庆山、万钧、李荐廷、周少垣、王昉、施裕寿(兼秘书)等7人组成，于鸿彦等26人任委员。上述委员基本包容了武汉地区社会团体的方方面面的重要人物。
4. 组织武汉青年妇女行动委员会，指导青年妇女团体活动
根据《武汉青年妇女行动委员会工作计划纲要》的规定，武汉青年妇女行动委员会以知识界青年妇女为干部，以行动大队为基础，其工作目标为学校、家庭、后方医院、难民收容所，青年或妇女所组织的各种团体。下设青年、妇女两组，并在两组之内分设组织、指导、宣传、训练、慰劳、谍报、征募、劳作等股。
5. 指导其他抗日团体的活动
办事处多次发布命令，试图规范各抗日团体的活动。如3月9日，办事处以各种抗敌团体名称繁杂、行动不一、亟宜统一指导为由，通令省市党部，对于各种抗敌团体，未曾依法呈请立案者，应促其迅速办理立案手续;其业经立案者，亦饬向党部登记汇报查核。嗣后凡一切团体集会、讲演应饬先期报知，经党部核准，派员指导，否则应予取缔。湖北省党部、汉口特别市党部根据办事处的通令，共同拟订《非常时期调整武汉人民团体组织暂行办法》七条，要求“凡关全国性之团体及由战区来鄂之合法团体，均须依照省市党部规定登记手续办理登记”;“全国性及战区之团体，依照上条规定办理登记，并经调查审核合格后，方准活动”;“已登记之战区各种合法人民团体，以集中力量为原则，每一省市不得有两个同样性质的组织，否则应合并为一”;“凡合法组织及经登记审查合格之各种人民团体到湖北省各县工作者，须取具省党部证明书，即移往他省，亦应事先报告”。在本《暂行办法》的结尾，还特别注明“呈请中央党部驻鄂办事处(即武汉临时办事处)核准施行”。
三、武汉临时办事处主要功过评析
办事处存在的两个多月时间里，是中国抗日战争的关键时期，中国的首都南京刚刚沦陷，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党部名义上西迁重庆，国民党中央秘书处也随之迁至重庆，各部皆隶属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改称为组。但武汉成为事实上的抗战指挥中心和战时首都。领导全国抗战的国民政府和国民党急需有一个运转有效的办事机构，以确保政令畅通。国民党中央武汉临时办事处的成立也就顺理成章了。以临时办事处之名，而做中央秘书处之事，其工作难度可想而知。事实上，在办事处成立之初，内定由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国民政府司法院院长、国防最高委员会委员居正担任办事处主任一职。居正对担任此职颇有顾虑，不愿就职。以居正1905年加入中国同盟会，为辛亥革命元老，长期担任国民政府五院之一――司法院院长，尚且对此职务有畏怯之心，可知办事处主任一职之难，实超出一般人的想象了。
在各项事务纷繁复杂的武汉抗战初期，武汉临时办事处在居正的率领下，忠实地贯彻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以及常务委员会的各项指示，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仅就筹备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一事来说，国民党中央最初决定在重庆召开，主要是考虑到重庆远离抗日战场，遭受日机轰炸较少，相对比较安全。由于国民党要员大多在武汉，对于草拟代表大会“组织法”等重要事项，中央常务委员会决定由在武汉的各中央常务委员草拟，武汉临时办事处在他们的领导之下工作。到了3月初，随着晋冀豫等方面军情紧急，国防最高会议意识到指挥全国军事抗战的国民党大员应在武汉就近调度，如果来重庆开会，“诚恐有碍于军事之进行”。国民党中央常务会议顺应形势，当即于3月10日决议将会场设在武汉，以便国民党和国民政府重要代表就近出席。在此情况下，如何在常受日机轰炸的武汉选择恰适的地点，保证代表的安全，其难题摆在武汉临时办事处的面前。历史的事实清楚地表明，办事处顺利地完成了筹备大会的任务。
3月29日月至4月1日，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汉秘密召开，先后通过改变国民党领导体制的决议、《抗战建国纲领决议案》、《组织非常时期国民参政会以统一国民意志增强抗战力量案》以及《关于党务改革案》等一系列决议案，采纳了中国共产党的部分建议与合理要求，有利于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受到了全国舆论的好评。应该说，办事处功不可没。
办事处组织成立的工商、社会团体、文化、青年妇女等行动委员会，网罗了当时武汉地区工商、社会团体、文化、青年妇女等方面的著名人士参加，仅从人员构成来看，体现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对武汉抗战时期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开展是有利的。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政治领导下，各行各业参加的全民族的抗日救亡运动开展得如火如荼：工人阶级积极生产踊跃支前，成立了中国工人抗敌总会;青年学生发出了抗击暴敌的呐喊;中国妇女成立新生活运动妇女指导委员会和战时儿童保育会，慰问伤病员和保育未成年孤儿;工商界积极献金，在经济上支持抗战;文化界打破一盘散沙的局面，组织成立各种抗敌协会，拿起笔杆子，以文字、影像、图画激励全国人民抗击强敌的信心。这一切都不能说和办事处毫无关系。
当然，做为国民党中央的直接执行机构，办事处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救亡运动多有戒备，在某些方面还采取种种措施加以限制。在各行动委员会内，尽管所在行业重要代表人士位居其中，但担任行动委员会秘书的多为国民党中央派遣的专职国民党干部，由他们掌握实权。在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前，以统一抗战为名，要求解散各政党、实行“一个主义，一个党，一个领袖”的统治，是国民党既定的政策，行动委员会制定的某些方针或纲要都带有类似的痕迹。只是在大敌当前，国民党内有些有识之士认识到只有团结御侮，才能取得最终抗战的胜利，对国民党的各项反动政策执行得不够坚决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