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时空辗转了80多年，2008年6月，这份珍贵的历史文献终于迎来了一直在追寻它的第一位阅览者。
事情的来龙去脉还得从这个蓝布包的由来说起……
“九君子”拍案而起
九一八事变前，沈阳的爱国进步人士经常在阎宝航任总干事的奉天基督教青年会聚集，谈论国事，时间久了便形成了一个小组，召集人为刘仲明。九一八事变后，骨干联络人阎宝航等离开东北，便由巩天民、刘仲宜协助联系，而这部分留在东北的成员便组成了“爱国小组”(今天我们称他们为“九君子”)，其中包括大学教授刘仲明、张查理、毕天民、李宝实、于光元，社会教育家张韵泠，银行家巩天民、邵信普，医学家刘仲宜。1932年初，“爱国小组”得知国联调查团即将赴中国东北的消息后，立即开始行动起来，冒着生命危险从各方面搜集日军发动九一八事变、拼凑伪满洲国及在我国东北实施暴行的证据，准备递交给国联调查团，使他们能了解日军侵略的真相。
随后，“九君子”便分头搜集有关材料。收集材料的过程可谓艰险且冒着生命危险，如日军直接给伪省政府的命令，由通过伪省府负责管理卷宗的爱国分子在下晚班时将文卷带出、当夜拍照、次晨携回的办法取得;又如伪奉天市政府给“商会组织人员参加庆祝建国游行并送赏金千元函”的原件，是由巩天民冒险夜入商会取出，赶晒成蓝图的;又如日军张贴的告示，是白天在僻静街道处寻到一张完整的，记明地点后，在深夜怀藏水瓶前往润下来的;再如日军把持中国财政的布告，贴在伪财政厅门前，且有日军站岗，负责收集的人选择阳光最好的一天下午，利用太阳西照、阳光刺眼、岗兵不易向西瞭望的机会，携带照相机由偏僻处爬上伪财政厅对面一家商号的房顶(财厅在路东，商号在路西)，蛇行到这家商号的高门脸后南端，镜头对准布告，等有来往车辆经过，即利用车声掩护，拨动机钮拍摄。以上这些行动，如果稍不小心，便可能被日军发现，丢掉性命。
“九君子”也得到了其他爱国人士的帮助，搜集了大量的真实证据。所有从各方面收到的材料，最后都交给了刘仲明。材料的归纳整理、斟酌去取及编写工作，由同住在一院的刘仲明、张查理、毕天民3人负责，并由刘仲明总其成，最后请于光元作总的审校，请曲凌汉打印。全部整理和编写工作，约用了40天，打印用了8天，都是在夜间进行的，因为一方面白天各人都有工作，另一方面为了保密，也不能在白天做这些工作。
保存在联合国日内瓦图书馆的证据材料共有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各种证据汇编，把全部证据都贴在一个大相片簿上，每项证据都编有顺序号码，共75项。中文证据都译有英文，并由张查理夫人做了一个蓝缎子外皮，上面绣有英文“TRUTH”(真相)字样。第二部分是说明书，分作三篇，说明各种证据要点。
第一篇是日军发动九一八事变的事实和证据，包含事变是预先策划的相关证据和日本进攻并占领东北的证据等。
第二篇是日本侵犯中国东北行政主权和领土完整及残杀中国人民的事实和证据，包含有关日军对中国东北财政、教育、交通通信、工业、司法、市政和县政、军事机关的干涉，及沈阳城内各街道行人惨遭日兵枪击的伤员名单等。
第三篇是揭露日本当局强行建立伪满洲国的事实和证据，包含日伪报刊所载各地庆祝“建国”游行的照片(有锦州、绥中、营口、公主岭等地，游行群众中都有很多荷枪的日兵，证明游行是在日军的组织及操控下进行的)等。
这部材料汇编的证据清楚地表明，日本在国际社会反复保证和信誓旦旦声言他们没有干涉中国东三省的行政主权和领土完整，全部是谎言，“满洲国”的建立也完全是由日本人策划和操纵的。
国际义士伸出援手
“真相”汇编材料准备好后，由刘仲明保存，只等国联调查团来沈时即递交上去。此后，为了能将“真相”安全无误地递交到国联调查团手中，“九君子”进行了周密的研究和准备。他们责成刘仲明同沈阳小河沿施医院院长雍维林(英国人)接洽。
1932年2月中旬，刘仲明在他任职的盛京医院与雍院长在一次谈话中提及国联调查团何以迟迟未来?雍院长似早已察觉“九君子”为调查团准备材料一事。雍问：“你们预备好了吗?”刘仲明说：“我们已经预备好了，专等他们来时，即可送交。”雍说：“按照法律手续要求，你们应该亲自把材料交到调查团手里。所递交的材料，必须伴有由负责人签署的正式信件(即签字证明文件)。这位负责人还必须是由法庭承认的人，在西方就是指国家批准的律师。送交材料和签字证明的人必须确有其人，并可以证实你们的身份、道德、人品，法庭才能接受递交的材料，并作为合法的正式文件予以审查处理。若只有材料而无正式信件，那就等于密告，按国际法庭惯例，是不予理睬的。可是你们处在特殊情况下，无法亲自交到调查团的手里，而你们签字的真伪，他们也无从辨认，因此只有国联调查团认可的人，特别证明你们交信人的真实性，才能完成法律上的手续。”刘仲明说：“这样，我们就难了。我们从哪里找到国联调查团认可的人为我们签证?你给我们签证如何?”雍说：“我签证无用，因为他们不认识我。”雍接着说：“我现在想起一个人，即在法库基督教教区的一位牧师倪斐德博士，是英国人，他与国联调查团长李顿爵士自幼就很熟悉，又有亲戚关系。他为人仗义，如果能求得他的帮助，他一定会给你们签证，也许会帮助你们送交。我可以给他写信。”刘仲明说：“那可太好了!就请您快给他写信，请他快来!”雍说：“好，我明天就给他写信!”
第二天，刘仲明即把给国联调查团的信写好。内容如下：
尊敬的国联调查团诸公：
诸公为东北亚和平稳定，解决中日纠纷，不辞跋涉万里之劳，特来到现场中国东北，无任欢迎!由于明显原因，不克躬亲晋谒，深感歉怅!
我今代表沈阳“爱国小组”，计有大学教授刘仲明、张查理、毕天民、李宝实、于光元，社会教育家张韵泠，银行家巩天民、邵信普，医学家刘仲宜，共九人。敬托倪斐德博士代交小组亲自预备的证据汇编和事实说明各一件，请接收审阅。希望通过这些材料，对贵团了解中国东北实际情况有所助益。
专此顺颂
勋祺
沈阳“爱国小组”代表人
刘仲明敬具(签字)
地点：沈阳一九三二年二月十九日
根据刘仲明的回忆：于2月下旬某日，倪博士来沈见雍院长后，即来我家亲取文件。当我交给他这份文件时，倪激动地对我说：NowItakethis，ifIdie,Idieforagreatcause。意思是说：“把这件大事交托我代办，我深感光荣!我若因此而死，我是为一件伟大的事业而死。”我被他这种见义勇为、舍己为人的精神所感动，紧紧握住他的手表示感谢。倪博士拿到文件后，因不便随身携带便将文件送到了沈阳英国领事馆保存，自己回了法库的家里。
转交李顿调查团
国联调查团于1932年1月在英国聚齐，2月去美国，3月初在日本，3月底到南京，4月21日才到沈阳。国联调查团的迟迟到来，为日本关东军的“准备工作”提供了时间。一方面，日本关东军在东北大得其手，为圆谎言，极力预备，满布种种假象。甚至为了“欢迎”李顿调查团的到来，关东军特地编印了一套《想定回答集》，对一些问题设定了标准答案，迫使“满洲官民”众口一词。
国联调查团到达沈阳后便被日本关东军安排住在了大和旅馆(现在的辽宁宾馆)，当时该旅馆的一切人员及附近的人力车夫和汽车司机，全换成日本关东军特务人员。调查团人员到达后，在日本特务的严密监控下，除了看些日本摆布的假象外，什么也接触不到。调查团到达沈阳的第二天，在日本关东军的“保护”下勘察了所谓的“柳条湖铁路爆破现场”。第三天上午约8点多钟，大和旅馆前的广场上聚集了大约500多人，大喊大叫地说：“我们要见国联调查团。”当时，调查团秘书长赫斯出来见他们，他们异口同声地大声喊着说：“我们是本着民族自决的原则，建立‘满洲国’，国联无权干涉。”赫斯通过翻译问他们，还有别的吗?他们说：“没有。”于是赫斯对他们说：“好，我一定把诸位的意思，转达给调查团。”
如此过了1个多小时后，赫斯因公外出见这些人还未离开，有站着的，有坐着的，还有一些躺着的。赫斯又问他们：“你们还有什么要说的吗?”他们回答：“没有。”赫斯又问：“你们为什么不离开呢?”他们无人回答。赫斯颇以为奇，又再三问。有人回答说：“我们都是在南市场卖劳力的，今早有人招我们来这喊口号，喊完就回去。原定给我们每人一元钱，到现在还没给钱，我们不能走!”赫斯听后，与翻译相视而笑。
“九君子”向国联调查团递交“真相”汇编材料是从倪博士给国联调查团团长李顿的信开始的。国联调查团刚到沈阳，倪博士便给李顿写了一封信，言明“尊敬的李顿伯爵，我的伯爵：我冒昧地邀请您费心审议一份关于满洲主题的私人和机密的报告说明书。这份报告说明书是由居住在奉天(今沈阳)的一群尽责的中国绅士们起草拟定的。”大约在国联调查团到沈阳后的第五天上午，倪博士从法库来沈，直接到大和旅馆拜见李顿团长。倪和李见面后，邀请李到大西边门外一经路倪的友人、基督教长老会、神学院谭文纶教授家共进晚餐。李会意，于是应许。
当天晚上，李顿同调查团秘书长赫斯，按约定时间和地点到了谭文纶家。跟随李、赫而来的还有“保护”的几车日本人。由于谭教授家的餐厅不大，屋内有谭文纶夫妇、倪博士、雍院长及李、赫，已经很拥挤了，因此日本人不得不退到室外等候。李顿和赫斯落座后，赫斯谈起可笑的招来劳工在旅馆外请愿游行的假象时，倪博士插话说：“也该换换口味了吧!”于是就把“九君子”写给国联调查团的信，交给了李顿爵士。
李看完信后表示：“这正是我们所愿意接触的人。”倪博士接着介绍了“九君子”的职业、地位、声誉和品德等。说这些人皆是当地为民众所尊重的人，有卓越的识见、独立的见地。之后，便由倪博士、谭教授和雍院长当面在信上签字证明刘仲明和信上所提到的几个人情况属实。
谈及证据汇编文件时，倪博士说：“由于该文件不便携带，我早已把它存放在沈阳英国领事馆铁柜内。”李说：“那正好便于展看和保密，不必取来。”随即嘱咐赫斯，于第二天下午2时带调查团全体去英国领事馆，审阅证据汇编文件。届时，调查团全体成员来到沈阳英国领事馆，用了4个小时的时间审阅证据汇编材料。
第二天，日本人主编的《盛京时报》报道说：“昨日下午，国联调查团去沈阳英国领事馆开会，直到下午六时许。调查团员离开领事馆时，俱面带笑容，似深感满意的样子。”
“真相”的下落
国联调查团完成在中国东北的调查，于1932年7月至9月撰写了《国联调查团报告书》(《中日纷争委员会报告书》，通称《李顿报告书》)。《国联调查团报告书》是当时国联解决九一八事变的重要国际文件，共计18万字，由绪言和10章内容构成。该报告书中明确指出了日军在九一八事变当夜“所采之军事行动，不能认为合法之自卫手段”，九一八事变是日本蓄谋已久、精心准备后迅速实行的侵华事件。并且，“确信助成满洲国成立之原动力，虽有若干种，但其中两种，即一为日本军队之在场，一为日本文武官吏之活动;两者联合，发生之效力最大。依我等之判断，若无此两者，新国家不能成立。基此理由，现在政体，不能认为有真正的及自然的独立运动所产生。”“而日本关于在满洲‘特殊地位’之要求与中国之主权冲突，并与国民政府减少在华各国现有之非常权利及制止是项权利将来扩充之希望，不能相容。”
《国联调查团报告书》最后总结道：“日本军队未经宣战，将向来毫无疑义属于中国领土之一大部分地面强夺占领使其与中国分离并宣布独立，事实俱在。此事经过所采之步骤，日本谓为合于国际联合会盟约、非战公约及华盛顿九国条约之义务，而实则各该约之意义正在防止此种行为。”实际上明确了日本的行为违背了国联盟约、九国公约和非战公约。《国联调查团报告书》彻底揭穿了之前日本的各种谎言。
1933年2月24日，国联大会以42票赞成、日本1票反对，通过了《国联调查团报告书》。同年3月27日日本政府正式宣布退出国联。
《调查团报告书》发表后，由于提到曾经在沈阳接触到一些医师、银行家、教育家，这引起了日伪的愤怒和报复。于是，敌人根据他们掌握的国联调查团曾在沈阳接受过宴请这条线索，展开了严密的排查。1933年冬某夜，敌伪出动了大批宪警，将他们认为可疑的分子大批逮捕，“九君子”除张韵泠以外全遭逮捕。
当夜在刘仲宜工作的同仁医院的办公室，搜出了一台印刷机，又在写字台里搜出了共产党的传单，于是刘仲宜马上被逮捕到了日本宪兵队。巩天民被捕后，伪警厅查到他曾进入过山海关，便被转押到了日本宪兵队。随后刘仲明也被押入了宪兵队。
日伪始终在秘密调查“九君子”与国联调查团有关的案子。所有被捕的人，胸前都挂个“反满抗日犯”的布条子。刘仲宜自到宪兵队，便受到了连续的酷刑审讯，如疲劳审讯、电流通脑、灌辣椒水、滚铁板、卧短凳等。经过半年时间的审讯，在最终没有得到任何结果的情况下，不得不释放了被捕的人员。出狱后，“九君子”成员大都离开沈阳，设法入关，转到后方参加抗战去了。
巩天民在警务处受审问时，日本特高科特务岩冢对他说：“你们这些小子，真是罪大恶极，我们日本国千百万人流血流汗，帮助你们建立新国，你们这些小子偏反对，并且向国联告我们，使我们日本人在世界人面前大大的丢脸，你们这些小子真是死有余辜。”事后巩天民谈起这个日本特务所说的这段话，刘仲明说：“这恐怕是特务把我们的行动太夸大了吧，果真如他所说的那样，那我们可真是‘死有余荣’了。”
关于“真相”史料原件的去向，抗战胜利后，顾维钧曾与巩天民谈及材料可能“存于日内瓦联合国大厦的博览室内”。后巩天民将此消息告诉了刘仲明，他们也曾想过“通过我驻瑞士国使节，向日内瓦国联大厦博览室负责人请求，把该项材料的说明书打印一份，籍得见原始说明书的全貌”。但限于当时的各种阻力，未能如愿。
新中国成立后的20世纪50年代，时任辽宁省副省长的巩天民，在“周总理指出东北抗日，特别是九一八之后历史材料要抓紧整理”的指示下，便开始着手整理相关资料。其中，他特别重视“真相”史料的去向。1960年3月，他在沈阳与刘仲明特别谈到此事，刘仲明便根据自己的记忆写了《“九一八”事变后沈阳“爱国小组”抗日救国行动纪实》，刊载在《文史资料》上。
随着时间的辗转，“九君子”的后人接过了寻找“真相”史料的责任。经过“九君子”的两代后人长时间的寻找，巩天民在国外学习工作的孙辈们，终于寻得了“真相”史料的踪迹。
2008年3月，巩天民的孙子巩洋得到联合国日内瓦图书馆LON档案历史收藏部注册记录组的邮件回信，说：“‘TRUTH’存档在我们档案文件(沈阳请命团收集的文件)中，即BoxS37的32，No.1。您可以在我们档案阅览室查阅此文集。允许使用数码相机复制。”2008年6月，巩天民的孙女巩捷前往日内瓦联合国图书馆，对该份史料进行了复制。随后，巩捷托人将光盘带给了国内的家人。
2010年9月17日，巩天民的儿子巩国威代表“九君子”后人，将“真相”史料捐献给九一八历史博物馆。此后，九一八历史博物馆在展厅中辟出专门的展区对“真相”史料及相关历史进行展出，向国内外公众讲述这段特殊的历史。(高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