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民族与种族：费孝通的“民族” 观
顾氏这两篇文章发表后，各地报纸多有转载，1939年4月15日其日记就记载曰“前在《益世报》发表两文，方豪神父告我，转载者极多，如《中央日报》、《东南日报》、安徽屯溪某报、湖南衡阳某报、贵州某报皆是。日前得李梦瑛书，悉《西京平报》亦转载，想不到此二文乃如此引人注意。又得万章信，悉广东某报亦载。” 可见，顾氏这两篇文章所表达的关怀正是时代关注的焦点，也因此引起了激烈的争论，赞扬者有之，批驳者亦有之。
最先响应顾氏观点的是张维华。他说，自从抗战以来，敌人无日不想分化我们，在已沦陷之区域，便一手制造了许多傀儡政府，和我们的中央政府相对抗在我们的后方，他又利用我们种族上分歧，要想策动一个一个独立起来，成为某种某种的国家，借以减少我们抗战的力量。在此危急存亡之严重时期，团结内部是极端要紧的一件事。顾先生这篇文章，是从历史的事实上说明我们是一家，坚强地建立起“中华民族是一个” 的理论来，于无形中加强我们团结的思想，这正是解救时弊的一服良剂，我们对于这个问题正当十分留意的。他认为所谓“一个” 的意义，一方面是指“合则共存，离则俱亡” 另一方面，“从血统上或是文化上，说明国内各部族是混一的，而不是单独分立的，因为是混一的，所以成为一个” 。而且，他希望一般学人对于这个问题多多考虑，尽快把“中华民族是一个”这个理论建立起来，坚强大家的信念。
随后白寿彝写信顾颉刚说，“中华民族是一个” 这个口号虽久已喊遍全国，但用事实来做证明的，这还是第一篇文字。但“中华民族是一个” 却没能形成一个普遍的信念，也还没有走出口号的阶段。而且，白氏认为把国贼叫做“汉” 奸，正表示了“一般心理之不健全” 。白氏最后说,中国史学家的责任，应该是以““华民族是一个” 为我们的新的本国史的一个重要观点，应该是从真的史料上写成一部伟大的书来证实这个观念,应该是““中国底新史学运动底第一个标语” 。不过他也指顾颉刚的文章有““少疑似的，矛盾的，艰难的专门问题” 。
刚从国外留学回来的人类学者费孝通顾颉刚的说法提出了异议，并写了《关于民族问题的讨论》一文，发表在月日的《边疆》周刊上，和顾颉刚展开讨论。他认为顾氏混淆了民族与种族的区别，中国有很多个民族。顾颉刚认为，民族指在同一政府之下，在同一国家疆宇之内，有共同利害，有团结情绪的一辈人民，译自于英文种族是指“有相同的血统和言语的人们” ，译自于英文在““族” 之内部可以有语言、文化、宗教、血统不同““族” 的存在。费孝通却说，在普通政治学教本上就有很明白的说明，在一个政府统治之下的一辈人民所形成的一个政治团体就是，通常译作国家。常和相对立，指语言、文化及体质血统上相同的一辈人民，通常译作民族。种族通常并不是的译文，而是的译文，指一辈在体质上相似的人。是社会人类学中的专门名词，指单系亲属团体，通常译作民族。费孝通指出，依以上的译法，顾颉刚所谓“族” 和通常所谓““家” 相当，先生所谓““族”和通常所谓“族” 相当。
费氏承认““们不要根据文化，语言，体质上的分歧而影响到我们政治上的统一，这一点，我相信凡是中国人都应当注意的” 。但他根据亲自得来的经验指出，中国人民不但在文化、语言、体质有分歧，而且这些分歧时常成为社会分化的根据客观上的混合并不就等于主观上的统一。
费氏指出，政治团体是有共同利害的一辈人组织起来维持内在的秩序，抵抗外来的侵略。若是不同文化、语言、体质的人有发生共同利害的可能，有对内秩序、对外安全的需要，理论上讲，自然没有不能团结为一个政治团体的可能。不过，集合一辈人以组织成一个政治团体，若是里面有人得不到利益，他们就没有理由去拥护这个团体。若是一个国家内部有各种“民族” 单位，受不到平等的待遇，或甚至有“民族” 以政治力量来剥削另一“民族” ，则被剥削的“民族” 自然要提出民族问题而采取政治行动。因此，谋政治上的统一，不一定要消除“各种各族” 以及各经济集团间的界限，而是在消除因这些界限所引起的政治上的不平等。费氏认为，文化、语言、体质上的分歧是不容易混一的，若是为了建设一个现代民主国家，文化、语言、体质上也没有混一的必要。只要“我们的国家真能做到‘五族共和’，组成国家的分子都能享受平等，大家都能因为有一个统一的政治团体得到切身的利益，这个国家会受各分子的爱护。不但不易受如何空洞名词的分化，而且即使有国外强力的侵略，自然会一同起来抗战的。若是空洞的名词就能分化的团体，这团体本身一定有不健全的地方。一个不健全的团体，现有敌人在分化时，消极的固然可以防止敌人分化的手段发生效力，而重要的还是积极的健全自己的组织” 。他指出“惟有从事实上认识边疆，我们才能保有我们的边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