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8年前的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通过广播发布了接受《波茨坦公告》、实行无条件投降的诏书。在长达八年的全民族抗战中，中国军队、平民伤亡3500万人，财产损失和战争消耗据估算达1000亿美元。在抗战期间，民间人士广施善举、出钱出力捐建医院、收容难民、捐送战略物资、面向国际社会募款，是抗战胜利不可忽视的原因之一。
企业家首当其冲
在抗日的前方后方，到处都有民间企业家的身影，最知名者当属陈嘉庚。早在1928年济南惨案发生后，陈嘉庚就担任“山东惨祸筹赈会”主席，积极筹款救济难民。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陈嘉庚成立了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简称“南侨总会”)，把南洋一千多万华侨组织起来。他带头筹款，定期汇往祖国，并组织3000多名华侨司机、技工回国支援抗日。
在陈嘉庚率领下，1941—1945年4年半期间，共计捐款约15亿元，几乎相当于当时国民政府一年的军费。由于陈嘉庚对抗战的重大贡献，毛泽东主席以“华侨旗帜、民族光辉”誉之。
而更多的则是许许多多名不见经传的小企业家，竺梅先就是这样普通的一员。“9·18”事变后，竺梅先在上海《申报》上刊登《告全国同胞书》，要求对日宣战。“1·28”淞沪会战时，他募集巨款，相当于购买了一架飞机。他亲赴前线慰劳十九路军，举办难民收容所，把历年积存的上百件银器装满一卡车作为救济难民之用。为了救治伤员，他两次设立“国际红十字会伤兵医院”。短短几个月中，治疗伤员就达4000多人。
荣氏企业，因始终抵制日寇遭到忌恨。荣家产业聚集于上海和江苏，全数在日军的炮火覆盖之下。淞沪会战时，申新五厂、六厂、七厂被战火烧毁，福新一、三、六厂被日军强占。日军向设备最为先进的申新一厂、八厂投下了18枚炸弹，当场炸死70多人，伤350多人，荣德生的大儿子荣伟仁险遭不测。战事中，荣氏产业三去其二。面对惨景，荣家兄弟唯一能做的事情是，尽量把工人疏散到安全的地带，把茂新四厂库存的几万包面粉和数千担小麦，全部运出来给中国军队做军粮。
有着“一品百姓”之称的虞洽卿，更是倾其所有。1945年4月26日他因急性淋巴腺炎去世，弥留之际还捐献黄金千两用于抗战，国民政府赠予他“输财报国”的匾额。
华侨募捐倾尽全力
在中华民族的危难时刻，来自华夏大地上的慷慨解囊自不必多说，难能可贵的是，海外华侨在这场抗战中也空前团结，为抗战期间的战时经济做出了不可抹杀的贡献。
2015年8月，时值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日前夕，国务院侨务办公室何亚非表示，在抗战期间，海外侨胞以义捐、义演、义卖、侨汇、认购国债等多种方式为祖国抗战捐款捐物筹措军费，对补充抗战军费、填补财政逆差、支撑战时经济都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据当年的统计，华侨捐款总计超过13亿元，侨汇达到95亿元以上，占当时中国军费的43%。当时海外华侨有800万，其中400万曾为抗战捐款。同时，他们还积极地认购国民政府发行的各类救国公债达11亿元，占国民政府战时公债总额的三分之一以上——这些公债战后没有偿还，实际就是捐款。侨胞们还积极投资国内的经济建设，创办了适应抗战需要的企业，总投资额达到16亿元。
当时在海外，侨胞发动募捐的方式丰富多彩。其中有名为“特别捐”的募捐活动，多半是侨胞中最有经济实力的人参加，一次“特别捐”，最多可出到几十万元之巨。而“常月捐”则是一种长期固定的捐款，筹款总会根据各地区人数和经济状况确定月捐数目。各地区动员各机关社团工厂商店职员，依据自己的经济状况，捐出自己薪金一部分，一些地方的救亡团体还派员调查各华人商店薪水之多寡，来确定月捐数量的标准。从最大的实业家、银行家，直到工人小贩都参加到这一行列中来。
各地华侨在征募寒衣、医药、车辆、飞机等方面也不遗余力。巴达维亚中华总商会主席丘元荣，平日热爱救国工作，自抗战军兴后，主持筹捐事宜，兼任该埠筹赈会主席，出钱出力。他自己已捐数10万元，1940年又发动印尼华侨捐献金鸡纳霜丸，获得595万粒，计装119箱，寄香港中国红十字会转交祖国。旧金山华侨捐助医药助华会美金12.5万元，办理赈济事宜。
关于华侨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毛泽东曾给予高度的评价。1945年，他在中共七大上回顾这场战争时说：“中国军队的广大官兵，在前线流血战斗，中国的工人、农民、知识界、产业界，在后方努力工作，海外华侨输财助战，一切抗日政党，除了那些反人民分子外，都对战争有所尽力。”抗战期间，国民党方面亦曾屡屡致意海外华侨，云：侨胞自“抗战以来，输财出力，贡献特多”，“在任何一种出钱的事，总是特别踊跃，自动输将，不但从无一次的推诿，而且从无一次冷淡过，每次捐集的数目都超政府预算”，“是一万分的对得起祖国”。
士绅支持根据地慈善事业
教育
抗战时期，中共非常重视教育在民族抗战中的作用，但由于战争的制约，各根据地一时又拿不出足够的经费支持教育发展。在此情况下，开明士绅在解决根据地教育经费、促进教育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华中抗日根据地，在兴办冬学的过程中所有中小学教师和塾师一律担任义务教员，同时聘请当地进步士绅、知识分子担任教师，有些地方经济特别困难，就发动士绅捐助课本、作业本。1943年，盐阜区发布的“关于开展冬学运动的经验”指出，“乡级冬学应聘当地士绅名流及小学教师参加”，“冬学经费，一般均不由政府供给，可发动士绅捐赠课本”。1943年2月，《解放日报》报道：“盐阜区之文化教育事业，年来有显著开展。阜宁一县最近四月来，地方士绅为响应政府号召，自动捐资兴学者，不下40余起。共捐款额总计达十余万元。此项捐款即由地方人士自动兴办国民小学45所，初级小学8所，高级小学3所，新建校舍50余间。”
卫生
开明士绅也关注根据地卫生事业和人民群众的健康问题，有的开明士绅本身就懂医术。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绅士李鼎铭就是一位医术高明的中医。1941年底，李鼎铭当选为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后，在工作之余，经常为毛泽东、徐特立、林伯渠等人推拿按摩，毛泽东曾请他看胃病和风湿性关节炎。后来，在毛泽东的倡导下，陕甘宁边区成立了中医研究会、中西医协会、中医保健社。李鼎铭在繁忙的公务之余积极参与活动，并兼任过中医训练班主任，推进了战时中医中药事业的发展。
其他普通开明士绅也关心这一事业的发展。在晋察冀边区，武强士绅召开座谈会讨论社会公益问题时提出，由士绅负责募集资金，以中心村为单位设药铺，进行卫生保健教育，提倡建立保育院等。可见，根据地卫生事业的发展，与开明士绅的支持有一定的关系。
赈济
在根据地救荒赈济方面，开明士绅更是担起重任。在封建时代，地主士绅之所以能够统领地方群伦，原因使他们在主持组织赈济灾荒活动方面起着主导作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抗日根据地的开明士绅延续了这一传统。
1939年夏季，华北地区暴雨成灾，晋察冀边区成为重灾区，开明士绅在这场救灾中发挥了显著的作用。史料记载，“县级以下由当地军民组织各级征献动员委员会，聘请了许多热心抗日素负众望的士绅名流参加。从6月到9月三个月的期间，正是大水灾时期完成了救国献金102余万元，占1939年财政收入总额的50%以上。”对此，彭真专门写了一篇《关于边区救灾运动与统一战线》的社论，对热心救灾的开明进步士绅表示感谢。
日军的烧杀掳掠使根据地群众生产生活出现极大困难，开明士绅积极参与救济难民工作。在晋察冀井陉三区，区公所为救济被敌烧杀后的灾民，特召集富绅十余人，举行会议，各富绅深明救国大义，当场认捐粮食5000斤。在山东，沂南和庄区各界为救济蒙难同胞举行士绅座谈会，一致决议募集粮食8000斤、柴草50000斤。苏中根据地为救济难民，决定在区乡以“区政委员会(或参政会)乡政委员会名义，吸收群众团体代表，及热心士绅参加”，“以便于领导筹划劝募发放粮，推动生产之经常工作”。
水利
修桥铺路、兴修水利历来被认为是功在当代、泽被子孙的好事。开明士绅参与根据地的水利建设事业，意义不可忽视。苏北海堤“宋公堤”的修筑，就是抗战时期开明士绅关心参与根据地水利建设事业的一个很好例证。
1939年8月底，苏北发生海啸，给当地人民生命财产带来了巨大损失，而且海水浸泡后的土地含盐分太大，沿海50华里长、15华里宽的土地五谷不生。在阜宁县县长宋乃德和地方士绅的座谈中，宋乃德当即表示，将修复海堤列为新政权救灾恤难的头等大事。开明士绅田厚斋、邓松三、计雨亭三议员联署提出修堤案，决定经费不由人民负担，以盐税作抵，发行公债，堤修好后由政府偿还。
经过全体技术人员和民工的共同努力，整个北堤和南堤工程只用了4个月的时间就修筑成3米高、18米宽、90华里长的大海堤。1941年夏，又发生了一次大潮汛，这次潮汛比上次还高6寸，但是新修成的大海堤却巍然屹立。当地士绅和群众感佩不已，将此堤誉为“宋公堤”。
除提案外，开明士绅在工程建筑中也起了协助作用。田厚斋被聘为筑堤工程驻八滩办事处主任，终日与宋县长审慎筹划，举凡经费度支、民工给养、粮株运输、工程进度、宣传动员等等，莫不详细研讨，周密安排，并且事必躬亲，不遗余力。田厚斋平素身体孱弱，因辛劳过度以致积劳成疾。1945年，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全国解放区人民代表大会，他当选为阜东县参议会代表，成为出席大会的十个代表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