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烽火中诞生的“景县团”(一)——艰难的起步
艰难的起步
“景县团”的创建经历了一个脱胎换骨般的曲折历程。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是年夏天，景县接连四十多天大雨，积涝成灾，境内一片汪洋。而国民党景县党部书记吕文禄、县长张俊嘉、保安团团长杨世杰等却趁火打劫，砸商号、抢盐店，各自大捞一把，然后弃城南逃。景县处于无政府状态，境内一时土匪蜂起，地主民团和各种名义的地方武装、国民党军队的散兵游勇，遍地都是，较大的有城西葛里庄的葛荣华、王谦寺的苏庆山、龙华的胡金波、贾吕村的王明江等。这些武装自立山头，骚扰村镇，到处招兵买马，各自扩大地盘和势力，这引起了县城富绅们的极大恐慌。9月，富绅们派代表到后于家村接原县保安团教官刘金科回县城维持治安。
刘金科，景县后于家村人，出身贫寒，17岁外出谋生，在东北军王以哲部当兵，当过班长、排长和炮兵连长，东北讲武堂末期学员;“九一八”事变后，在辽西组织抗日义勇军抗击日寇，后由于敌众我寡，部队损失惨重，返回家乡。不久受景县保安团团长王永庆邀请，担任县保安团教官。刘金科喜欢结交朋友，为人慷慨仗义，对当时的社会现象不满。在保安团期间，他与在民众教育馆工作的中共地下党景县县委书记刘建章结识，并成为好朋友，刘建章常邀请他到民众教育馆去看书看报，也邀请他到自己家里去畅谈国事。在刘建章的启发教育下，刘金科思想进步很快，政治觉悟有了明显提高。刘金科知道刘建章的真实身份后，就以保安团教官的身份掩护刘建章到各地开展工作，两人还共同策划武装暴动，但未果。此次被接回县城，他很快召集起原保安团老部下和爱国志士百余人，成立了治安大队，他自任大队长，治安大队一切供应皆由城内绅士们负责。这期间，他还以个人名义与葛荣华取得了联系。
葛荣华，景县朱河乡(今洚河流镇)葛里庄村人，原在国民党军队当兵，1936年回到家乡。平日里懒散成性，不事农业，做过屠户和小商贩。卢沟桥事变后，他趁时局混乱拉起杆子，在高庄、草厂等地收缴大户的枪支，招来不少人参加他的“锅伙”，很快就发展到二三百人。随着人马的增多，葛荣华产生了抢占地盘的想法，同时感到队伍越来越大，自己无力统率。这年10月他占领景县城，请刘金科当他的军师，并接受刘金科的建议，将他的队伍与治安大队合并，成立抗日义勇军，葛任司令。刘金科亲自写了“抗日义勇军”五个大字，又写了“抗日救国总动员”布告，但因葛荣华之前是以“小刀会”名义拉起的队伍，老百姓叫他们土匪，名声很臭，所以不敢在布告上留名，刘金科便给他更名为葛贵斋，以新名字刻章，在布告上盖了印。从此，这支武装扛起了抗日的旗帜。
抗日义勇军建立后，首先收缴了城内以张贵霖为首的警察大队的100多支大枪，此举颇顺民心，队伍很快发展到1000多人。不久，又吃掉了王谦寺的苏庆山、龙华的胡金波等多股民团、自卫队。他们杀富济贫，开仓放粮，吸引贫苦农民参加，队伍迅速发展壮大，几个月的时间就发展成三个步兵团、一个骑兵团，号称5000之众，控制了景县大部和阜城县一部分。
期间发生了一件意外。抗日义勇军组建后，为防备日机轰炸，部队转移到城北张牧牛庄(今梁集乡张茂林庄，毗邻千顷洼)一带驻防，刘金科也抽空儿回家去看望亲人。祖父母一见到他便大哭大骂，说他和“小刀会”在一起当土匪，家穷没有志气，并以死相逼，不准他和妻子外出。刘金科反复向老人家解释，但祖父母就是不相信，最后只得借女儿发烧需回外婆家(景州镇北门里)看病为由才得以脱身。回县城的第二天，汉奸陈玉虎到景县组建伪政府，派人找到刘金科，许以高官厚禄，劝他为日本人办事，遭到严词拒绝。随后，伪县长陈玉虎以“匪首坐探，持枪行刺”等罪名将他拘押，三天后游街示众，准备在县城西门外问斩，危急时刻被城内48名绅士联名保释才得以回家。1938年1月，葛贵斋率部再次占领景县城，抓了伪政权的汉奸，枪决了10余人，并乘势建立“县政府”。事后，为防止敌人报复，同时也因县城距津浦路太近，容易遭到日伪袭击，“县政府”于成立当月迁往王谦寺，改称“景县临时抗日政府”。
1938年春节前，葛部同活动在武邑、冀县的一股打着国民党旗号的武装赵云祥部建立了联系，并接受赵云祥送给他的河北民军二路第三纵队的番号，不再称“抗日义勇军”。葛部番号虽然改称“民军二路”，但实际上不让赵云祥插手自己的事务，貌合神离，互相利用，各自占据自己的地盘互不相让。当时的枣强比较富有，有“银枣强”之称，那里的地方民团不足千人，防守力量单薄，葛部趁春节之际打进枣强，占领了恩察镇，包围了大营。这期间，刘金科离开部队回老家过春节。农历正月初六，葛贵斋派人去接刘金科到大冯古庄参加军事会议。就在这次会上，刘金科提出了加强部队建设的三项建议并获得通过。
随着葛部实力的不断扩充，其内部矛盾开始暴露，组织混乱、人心涣散，外部生存环境也面临着诸多不利局面。当时，葛部处于几股军事力量的包围之中：东临津浦铁路，有日伪军盘踞;西有赵云祥的民军二路;衡水有邵北武部;北有冀中吕正操率领的八路军。葛贵斋要想在景县站住脚，势必要整顿队伍，背靠“大树”才能支撑。有人提议应吸收知识分子入伍，葛贵斋表示同意。中共地下党组织先后批准共产党员曹中南、李占一、张俊峰和马金昌等打入葛部，在政训处任少校政训员，与原先打入该部的共产党员辛一飞、沈铁民接上关系，秘密建立了党支部，积极发展党员，在官兵中开展抗日救亡宣传，为后来改编这支队伍创造了有利条件。
对葛部改编作出重大贡献的是刘建章和刘金科(刘甦)。
刘建章，景县大刘庄村人，1933年春与张俊峰、陈东在王谦寺高小建立中共景县第一个党支部，并任支部书记。同年底，任景县第一任县委书记。1936年初到北平从事党的地下工作。1938年3月，中共津南特委书记赵镈亲自来北平接他回冀南，河北省委命刘建章以华北人民抗日自卫委员会冀南特派员和华北抗日联军第九军政治部主任的双重身份，在津南特委的领导下，开展收编地方各类武装的工作。到景县后，刘建章首先与地方党组织取得联系，了解了当地情况，又到冀鲁豫边区省委和八路军一二九师前方司令部驻地南宫，向省委书记李菁玉，八路军东进纵队司令员陈再道、政委宋任穷汇报了工作，并研究了改编葛部的意见，决定在八路军主力暂不能分兵前往的情况下，仍由刘建章以华北抗日联军的名义做好对葛部的争取改造工作。刘建章认为，改编葛部有很多有利条件：这支队伍虽然纪律性差，个别人干过一些扰民的坏事，但是整个队伍还是好的，能坚持抗日打伪军，收缴地主余粮和枪支，救济穷苦人。参加这支武装的大部分是贫苦农民。葛贵斋没有政治背景，他虽然几次变更队伍的番号，但是抗日的旗帜始终不丢;同时葛部高参刘金科过去与自己交往较深，相知已久，首先争取他是有把握的，再通过他去争取葛部的上层也有较大可能性。此外，景县的共产党员已打入葛部，在士兵中宣传抗日救国，队伍中抗日热情较高。这些都是改编葛部的重要基础，也是把其作为重点改编对象的依据。具体工作首先从刘金科身上开始。刘建章向刘金科讲了这次回乡的打算，介绍了党的抗日斗争策略和政策。刘金科非常高兴，表示要投身抗日，并向刘建章介绍了葛部的详细情况。刘建章要他向葛贵斋透露改编意向，他表示一定要听从老朋友指教，积极配合争取做好改编工作，同时提出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要求。刘建章将这一情况介绍给中共景县县委，1938年4月，经刘建章和景县县委书记王青介绍，刘金科和他的妻子薛艳梅一起加入中国共产党。刘金科入党后，为表示自己在政治上获得了新生，遂将名字改为刘甦，妻子更名为薛克。
葛贵斋历来十分敬重刘甦，对他言听计从，而这次却一反常态，态度犹豫，不置可否。原来葛贵斋对接受改编存有三怕：一怕丢了人马和地盘;二怕被捆住手脚;三怕不能再过以往逍遥自在的日子。葛贵斋的参谋长吴钟涛是一个旧军人，过去曾在江西参加过围剿工农红军，担心八路军不会收留他。吴钟涛又有吸大烟的恶习，这在八路军里是不允许的。打游击也太艰苦，他担心自己受不住。刘建章了解到这些情况后，叫刘甦继续做葛贵斋等人的工作，讲清利害，指明出路，任其选择。经过刘甦的反复劝说，葛贵斋终于同意与刘建章见面。见面后，刘建章十分诚恳地向葛贵斋介绍了全国的抗战形势，指出只有坚持抗日是正义的，顺乎民心，不抗日便站不住脚，投靠日本人当汉奸是自绝于人民，只有和共产党、八路军合作，才是唯一正确的出路。至于所顾虑的“三怕”，没有道理，若真心实意地抗日，共产党、八路军不仅不会削弱他的实力，而且还会帮助他发展壮大。刘建章的一番话深深触动了葛贵斋，他没料到这个“华北人民抗日联军”的代表竟如此坦诚，他终于打消顾虑，同意接受改编，并愿意按照《抗日联军政治工作条例》要求，把部队拉到龙华镇进行整训。
1938年5月15日，葛贵斋率部歼灭了盘踞孙镇、勾结日军的民团头子徐子和。几天后，日寇进攻阜城、梁集一带，葛部出动三个团与之交战，坚持战斗了十三天，官兵伤亡百余人。这期间，葛贵斋曾向赵云祥求援，赵非但不管，反而把驻守在阜城的一个团调走。从此，葛贵斋更加认清了赵云祥靠不住，国民党也靠不住，进一步坚定了他与共产党、八路军合作的念头。这年6月，葛贵斋的队伍正式改编为“华北人民抗日联军第二十八支队”，一批党的干部分别担任了支队各级领导职务，从编制、组织上对葛部进行了改造。浴火重生，这支诞生于景县大地上的武装力量终于成为一支党所领导的抗日队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