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文化的和时代的：顾颉刚的“民族” 观
这场争论又涉及近代以来争论不休的中华民族起源问题。此时，有些人就利用中华民族西来说欺骗和挑拨苗族，“强调苗族是中国的主人翁,历史在五六千年前即居住黄河流域，被西来的汉民族所驱逐。所以他们酝酿苗族复兴运动，宣传一律使用苗语，苗文，读苗书，穿苗人服装，禁止与汉人通婚” 。鉴于此，马毅特别撰文提倡要坚定“中华民族是一个” 的信念。他说，最近“北京人” 遗骨的发现和研究，使得“汉族土著说，已经成了信史。于是汉族西来的种种荒唐传说，皆不攻自破。巴比伦说，埃及说，印度说，印度支那说，中亚说，新疆说，甘肃说，土耳其说，蒙古说，都为学者所扬弃。” 如果人们仍然继承那些错误的传说，“等于替帝国主义修改歪曲我们民族史，扰乱自己统一抗战的亲密性，便利他们侵略,无异作文化的汉奸” 。
随后,顾颉刚又于5月8日和29日连续在《益世报》边疆周刊上发表《续论中华民族是一个》的长文，回应费孝通的批评。顾氏说他虽没有研究过社会人类学，不能根据专门的学理来建立自己的理论，“可是我所处的时代是中国有史以来最艰难的时代，我所得的经验是亲身接触的边民受苦受欺的经验，我有爱国心，我有同情心，我便不忍不这样说” 。他之所以坚持“中华民族是一个” 的观点，完全是出于时代的压迫和环境的引导，并用自己的五次亲身经历来证明。
顾氏自陈最初使用“民族” 这一个名词时，正是把凡是文化、语言、体质有一点不同的就称之为一个民族，以至于有“夏民族” 、“商民族” 、“周民族” 、“楚民族” 、“越民族” 等等说法。但他研究古史发现黄帝传说是后起的，而把许多国君的祖先拉到黄帝的系统下更是秦汉间人所伪造,因此他断言，汉人是许多民族混合起来的，不是一个民族。而且，九一八之后伪满洲国在“民族自决” 的口号下成立了，顾氏更感觉到这“民族”二字不该乱用也随即改变了“不愿学以致用，免得和政治发生联系” 的治学态度，要对时代负责了。他和师友商讨的结论是，“民族就是一个有团结情绪的人民团体，只要能共安乐，共患难的便是，文化，语言，体质方面倘能混合无间，固然很好，即使不能，亦无碍其为一个民族” 。
1932年，察哈尔的德王也“假借了‘民族自决’的名义宣言内蒙自治” ，这又给了顾氏一个“强烈的刺戟” 。翌年夏间，他和吴文藻前往考察的结论是“这不过是几个上层分子在伪满洲国建立之后要自己的地位有举足轻重之势，做出一番投机事业而已。” “以‘民族自决’开始者必将以‘出卖民族’终结，果然两年之后德王就投到日本人的怀抱里去了” 卢沟桥事变以后，顾氏到西北游历，发现回汉间的冲突弄得“这边是白骨塔,那里是万人家” ，“我看了这种情形，心头痛如刀割，推原这种情形的造成，这是‘民族’二字的作祟。本来没有这个名词时，每次内乱只是局部的事件，这件事一解决就终止了。现在大家嘴里用惯了这个名词，每逢起了什么争执和变动，大家就不先去批评那一方面的是非曲直，只说是某民
族与某民族之争，于是身列某民族的即使明知自己方面起衅的人是怎样轻举妄动，也必为民族主义努力，替他回护或报仇，而私人的事就变成了公众的事，随时把星星之火扩而充之至于天崩地裂的可能。” 本来“番和汉,番和回，回和汉，通婚的不计其数” ，血统之间早已混合，却因被新传入的带有巫术性的“民族” 二字所诱惑，大家替他拼命而已顾氏深切地感到必须急急创立一种理论把这些帝国主义者的“谬说” 挡住。
顾氏再次论证了对“国家” 和“民族” 的意义的看法。“固然一定译作国家，但有时也该译作国家，例如可译为民族主义，也可译为国家主义则译作国际主义,则译作国际联盟，所以它和是一样的含有政治意义。这二字的分别,是指一个政治的组织，是指一群有组织的人民。” 而不是人类学上的一个名词而是国际法上的一个术语。所以“语言，文化及体质” 都不是构成民族的条件，构成民族的主要条件只是一个“团结的情绪” 。一个民族里可以包含许多异语言、异文化、异体质的分子如美国，而同语言、同文化、同体质的人们却可因政治及地域的关系而分作两个民族如英和美。
他指出“民族的构成是精神的，非物质的，是主观的，非客观的。个人的社会地位，宗教信仰，经济利益，皮肤颜色，这样那样尽管不同,彼此间的冲突也尽管不免，但他们对有自己的民族俱抱着出同样的爱护之情，一旦遇到外侮，大家便放下了私争而准备公斗，这便是民族意识的表现。”
他认为汉人“是中华民族之先进者，而现存的满蒙回藏苗? ?便是中华民族之后进者。他们既是中华民族之后进者，那么在他们和外边隔绝的时候，口只能称之为种族而不能称之为民族，因为他们尚没有达到一个，就不能成为一个。他们如果要取得的资格，惟有参加在中华民族之内。既参加在中华民族之内，则中华民族还只有一个” 。
在顾氏看来，现在所以闹出种种问题，并不是真正的种族问题，而只是一个交通问题。因为交通太困难了，外面的人去不了，里边的人出不来，教育推行不到，他们可见的东西太少，容易养成狭隘的心理，专在细微处计较，吃了一点亏就嚷成天大的事变，冤冤相报不休，加以怀了恶心肠的人在旁挑拨离间，自然事情愈扩愈大，以至于不可收拾。
他又指出“我们说要把边民同化，并不是要消灭他们原有的文化,而只是为了他们切身利害，希望他们增加知识和技能，享受现代的生活,成为一个中华民国的好公民，一个中华民族的健全分子，而实现中山先生想望中的一个大民族主义的国家。” “而且我们现在所鱼应提倡的乃是现代化，凡是现代所应具备的智识和技能，现代人所应享受的物质生活，都应该使其普遍于各地，这实在已经超过了汉化的范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