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进一步深化抗日战争史研究、培养抗战史研究新生力量,6月2—3日,由南开大学历史学院与《抗日战争研究》编辑部共同主办,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协办的“第四届抗日战争史青年学者研讨会”在天津召开。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南京大学、南京师范大学等高校和科研机构的50余位专家学者与会。
根据地和军事史研究出新意
中国共产党作为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面对日本侵略者的压力和严峻的斗争环境,如何克服困难、实现自身组织与抗日根据地的发展,始终是抗日战争史研究的核心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博士后赵诺通过考察抗战相持阶段华北根据地干部群体,认为相持时期严峻形势带来的干部损失是导致干部队伍变动的主要原因。河北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杨豪剖析了华北抗日根据地乡村党员与生产运动之间的关系,指出乡村党员作为生产实践链条与基层权力结构中的重要环节,有效推动了华北抗日根据地生产运动的发展。
如何深化抗战军事史研究,特别是通过再现抗日战争的细节、战时中国的军事体制,多角度展现战争与民众、社会、经济的互动关系,近年来成为学界热门话题。会上,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讲师叶铭通过考察豫湘桂会战中军令部在作战指导等方面存在的问题,认为蒋介石的过度集权造成了正面战场作战指导业务秩序紊乱,军令部难以充分发挥指挥效能。四川博物院副研究馆员陈默通过考察驻印军、远征军、卅四年甲种军三支美械部队的编制和武器装备,分析了三支部队作战体系的训练、后勤、火力支援情况及作战能力。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生李玉蓉通过探讨全面抗战初期八路军的经费来源、物资供应、后勤体制、军事财政,展现八路军如何依据军事斗争和根据地建设需要,创建供给和财政制度的过程,认为后勤供给与军事财政制度的完善,帮助八路军克服了经济瓶颈和困难。
深化战时内外局势研究
抗战时期,中国社会、经济、文化等领域发生了一系列深刻复杂的变化,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生李佳佳考察了西北战时驿运的路线、运力、运输种类、运量、运价等问题,指出西北驿运在实行过程中存在诸多弊端和问题。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后张杨考察了战时川西地区国民政府的货币、田赋政策,认为四川田赋数额约占国家田赋总额的三分之一,造成川内地主和佃农矛盾加剧,租佃制度与土地收益分配格局也随之发生变化。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生苑琛以鄂西民变为切入点,考察了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在边陲地区的基层治理机制和效能,认为国民政府在鄂西推行新县制,加大了地方财政负担,加剧了基层行政的官僚化和基层地方社会的失序。
抗日战争时期,中外互动始终是学界关注的热点之一。江苏科技大学人文社科学院副教授郭昭昭,以国联行政院第65届常会为线索,讨论国联调查团的组建过程和契机,展现了国联调查团的“主体性”和中日冲突的“国际性”。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生施建光,考察1945年中国政府处置法国殖民军败退入境及战后重返印度支那等问题,指出中国方面迟滞殖民军重返印度支那,客观上为胡志明领导的“越盟”发展壮大提供了时间和空间。人民教育出版社编辑施彦考察了美国援华联合会和美国医药助华会围绕林可胜解职事件的争论,认为这场争论引发了两者之间矛盾的总爆发,进而影响了援华工作的效率和效果,中国的医疗救护事业也受到不利影响。
关注战时重点人物与群体
抗战时期上层人物、普通民众的历史选择,是近年来抗战史研究开辟的新领域。此次会议也对相关问题进行了探讨。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贺江枫利用中日各类档案、日记等资料,围绕阎锡山通敌的原因、过程及其对日态度的变化等展开讨论,认为1940—1942年面对日军诱降,阎锡山政治态度表现出了投机、多变与不确定性,折射出其希望在与各种势力周旋之下保存自身政治军事实力的意图。复旦大学历史系博士生马琳利用孔祥熙档案等资料,还原了西安事变发生后孔祥熙在国民政府中央当局“主战”派与“主和”派之间往来周旋的历史细节。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孙扬考察了孔令侃的青年经历,重点呈现南尖社成立与成员、组织与活动、搜查与善后等内容。南京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陈钊讨论了胡庶华在西北联大、西北大学的历史,指出胡庶华一面游走于朱家骅与陈立夫之间,同时向中共及其外围组织示好,争取支持,一面调来乡党、旧部、学生,扩大群众基础。
此次会议反映出青年学者在搜集资料、消化吸收新成果、捕捉史学发展动向等方面具有显著优势,大多具备多语言研究能力。与会专家在肯定青年学者研究成果的同时,也提醒大家应避免史料利用的碎片化,注重研究对象的典型性与差异性,拓宽研究视野,将自身研究与时代需要结合起来。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历史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