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秋天日军占领“满洲”对苏日关系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日本军队兵临苏联边境，双方发生军事冲突的危险激增。苏联政府在谴责日本侵略的同时，积极谋求与日本缔结互不侵犯条约，声称日本如果反对订立这样的条约就不能证明其意图实行和平政策。20世纪30年代初期，苏联真正面临的军事威胁恰恰是来自日本。当时的德国还处于战争失败的阴影之下，而主要西方国家——英国、法国和美国在全球经济危机的形势下彼此分立，专注于本国内政。苏联在远东的势力有限，还没有做好与日本进行新的大规模战争的准备。当时的日本尚未“消化”“满洲”，也不太可能发动与苏联的战争。然而，1932年12月13日，日本政府对苏联通过正式照会提出的缔结中立条约的建议做出回应：“签订互不侵犯协议的时机尚不成熟”。苏维埃政府对此回复，他们的建议“不是由于一时的考虑，而是基于其整体的和平政策，因此在未来仍然有效。”
1932年下半年，日本裕仁天皇作为军队总司令批准了由陆军总参谋部制定的1933年发动对苏战争的计划，他指出，如果发动战争，将占领贝加尔湖以东大片苏联领土。虽然苏联在20世纪30年代的政策导向是帮助中国人民反抗日本侵略，但其所遵循的一个重要原则是保持苏联与“满洲”边境的和平，哪怕仅仅是脆弱的和平。为此，一方面，苏联政府加强在远东和西伯利亚地区的战备;另一方面，寻求不给予日本发生严重军事冲突的借口。在这方面莫斯科有时持一种自相矛盾的立场。拒绝正式承认伪“满洲国”傀儡政权，但苏联政府在1932年提出在“满洲国”设立苏联领事馆，1935年向日本出售中东铁路。苏联宣布持所谓的中立立场。然而，在俄罗斯历史文献中可以发现迹象，表明苏联在事实上承认“满洲国”;
1941年4月在法律上缔结了中立条约。自然，这样的态度，用委婉的说法，不能使中国领导层满意，无论是蒋介石还是毛泽东。1937年7月7日，在日本发动对中国全面侵略战争之后情况发生了变化。日本史学界认为这不是一场战争，而是由于中方和共产国际的“过错”而导致的一场扩大化的“事件”，这种观点经不住推敲。日本职业军事历史学家也这样认为。他们指出，根据日本一百多卷的《大东亚战争官方史》，1936~1937年陆军总参谋部制订了在中国的作战计划，计划在2~3个月占领整个中国，用五个(根据时局变化也可能是三个)步兵师占领中国北方，在中国中部必须动用五个师，在中国南部动用一个师。在进攻中占领中国天津、北京、上海、杭州、福州、厦门、汕头等城市作为据点。一些人认为通过掌控这些城市及其周边地区日本就能控制整个中国的领土。西方列强实际上把中国抛给命运的摆布。
1937年8月初，时任中国外交部长王宠惠如下形容西方列强的立场：“1.美国——全不干涉，拒绝任何集体行动。2.英国试图支持日本。在东京英国向日本政府提出“友好”的思想。3.法国对中国友好，但没有美国的参与不能决定任何行动。”
在大国之中只有苏联给予了中国支持，1937年8月21日与中国签署互不侵犯条约。这份条约的意义不仅限于约定双方彼此承担不向对方发动侵略行动的义务。事实上，这是一份双方在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斗争中相互协助的协定。1937年7月23日王宠惠对苏联驻中国大使Ⅱ.B.波戈莫洛夫恨恨地说，“一直以来，我们过分寄希望于英国和美国，现在我将采取一切措施改善中苏关系。”
先是在国联，然后是在11月3日布鲁塞尔召开的特别国际会议上苏联代表要求采取具体措施遏制日本对中国的侵略。苏联提出按照国际联盟宪章第16条的规定实行对日本的集体制裁，包括军事制裁。然而，西方列强极力阻挠这个提案通过。受到苏联支持的中国对日本实行经济制裁的提案也被否决。
否决苏联提出的集体遏制日本侵略的措施，西方列强都以苏联是中国的近邻为由极力推动苏联对日本采取独立的军事行动。布鲁塞尔会议上西方列强代表以挑衅的方式声明：“使日本妥协的最佳手段是苏联派出数百架飞机来震慑东京。”很明显，西方列强认为事态的最佳发展方向是让苏联卷入中日战争，因为这样日本的注意力将离开中国的中部和南部，而那里是他们的主要利益所在。
1937年12月29日，“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主席、国民党领导人蒋介石请求苏联领导给予军事专家以及武器、车辆和火炮等技术装备方面的援助。尽管答应中国的这一要求会使苏日关系严重恶化，但苏联政府还是决定向中国人民提供直接援助。在1938年上半年，苏联向中国提供优惠贷款1亿美元。苏联向中国援助477架飞机、82辆坦克、725门大炮和榴弹炮、3825架机枪、700辆汽车和大量弹药。从1937年10月至1939年10月，苏联总共向中国援助985架飞机、1300多枚炮弹和14000多架机枪，以及弹药、设备和装备。在中国的天空上有苏联飞行员的身影，在中国军队中有苏联军事顾问。
1938年至1939年，苏联对中国的贷款总额为2,5亿美元。应该指出的是，在此期间，美国仅给予中国2500万美元的贷款。在中日战争初期对于中国来说最困难的阶段美国和英国对中国的援助仅是象征性的。比如，从1937年7月至1938年1月，中国仅收到美国的11架飞机和450吨火药。
苏联大规模援助中国妨碍了日本侵略计划的执行，因此，制止苏联对中国的援助被东京看成是最重要的外交政策目标之一。知道苏联没有兴趣直接参与日本和中国的战争，日本政府故意制造边境紧张局势，以战争威胁，试图迫使莫斯科因担忧爆发大规模的战争而减少或停止对中国的援助。1938年，日本在苏联与“满洲”边境的挑衅数量急剧增加。例如，1937年发生69起日军侵犯边境事件，1938年数量几乎增加了一倍，为124起。
日军在苏联滨海边疆区哈桑湖高地的挑衅行动，意在弄清苏联在多大程度上准备继续向中国提供援助，包括军事援助。日本多卷本的《太平洋战争史》的编纂者指出，“自1938年以来，日苏关系不断恶化。事实是，从那时开始，苏联对中国援助力度加大??这激怒了日本??陆军总参谋部开始意图探测苏联军事实力，关键是摸清苏联对与日本战争的准备程度??决定动员直接隶属于日本帝国的朝鲜军队第19师发动对苏联军队的进攻。当时的目的是给予苏联沉重打击，以防止苏联对日本的进攻。”
1939年夏天关东军挑衅攻击苏联盟友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领土也是出于这个目的。在蒙古哈拉欣河(日本对这个作战地区的称呼是诺门罕)领域惨败给苏联军队，以及苏联和德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之后，东京决定暂时缓和与苏联的紧张关系，并不排除与之缔结类似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协议的可能性。斯大林也准备这样做。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使斯大林产生希望，与日本也可以采取类似的做法。1940年7月2日在莫斯科开始了缔结苏日条约的谈判。克里姆林宫明白，这样的谈判可能使苏联与其他国家的关系复杂化，主要是与中国的关系，中国领导人非常警惕地关注苏日政治亲近的迹象。因此，所有与日本大使东乡茂德就互不侵犯或中立立场谈判的文件都被列入最高机密的“特殊卷宗”，只有苏联党和国家高级领导人能够接触到。苏联与日本大使的谈判由外交人民委员B.M.莫洛托夫主持。
东京方面提出其订立条约的主要条件是苏联停止援助中国。日本政府在1939年12月28日通过的“对外国政治方针的基本原则”中，就苏联指出，“与苏联缔结互不侵犯条约的先决条件是苏联正式宣布停止援助中国”。
在1940年7月2日与莫洛托夫的会谈中，日本大使东乡代表政府直接指出，“如果日本和苏联建立友好关系，签署中立条约，则日本希望苏联放弃对重庆政府提供援助”。作为回应，苏联人民委员做出了对日本人来说有些意外的声明(当然这个声明是与斯大林协商过的)。
根据有关中国问题的谈话记录，“莫洛托夫同志说，他知道日本就援助中国问题给法国和英国的提案，并感谢东乡确认这些提案的存在。至于苏联，莫洛托夫指出，目前援助中国对苏联没有现实意义，此刻所有关于援助中国的谈论都没有根据。如果苏联给予了中国援助，中国不会处于目前的状况。苏联有自己的需求，现在他正忙于确保自己的国防安全。东乡说，他非常满意地听到莫洛托夫同志的声明，指出当前援助中国的问题对苏联没有现实意义，苏联现在没有援助重庆政府，在将来也不会提供援助??日本政府希望苏联政府能够提交照会正式确认这一点。莫洛托夫自己主动重申，他不能否认事实，早期苏联曾向中国提供人员、武器和飞机援助。现在是另外一种状况。莫洛托夫同志指出，他现在不能说苏联正在给重庆政府提供援助。我们的国家在扩大(意指波兰东部乌克兰和白俄罗斯民族居住地区加盟苏联)，我们有自己加强本国国防的需求??最后，东乡谈到他希望尽快协商签署中立条约。”
尽管苏日谈判在严格保密的状态下进行，但中国几乎立刻知道了其内容。在1940年7月18日，蒋介石邀请苏联驻中国大使A.c.潘友新(A.C.IIaHIOII.IKH)会谈，提到“有些美国人担心苏联可能会与日本妥协”。大使只好设法否认这些报道，指其为“谣言”。他回答，“这种观点，当然，没有任何理由。这简直是荒唐可笑的。至少，我们知道，在整个日本军队中没有一架苏联生产的飞机和炸弹”。他还劝说蒋介石相信苏联的友谊和忠诚，“众所周知，苏联是中国最可信赖的朋友，我们给予中国巨大的帮助，我们真诚地、始终如一地声援争取民族独立，反抗侵略的中国人民，我觉得不排除苏联和美国之间在远东问题上合作的可能性。”
7月22日，在与中国军队副总参谋长白崇禧的会谈中，潘友新也类似地阐述苏联的立场。当时白崇禧将军直接指出，“有一些人提出了相当阴险的问题，例如，苏联援助中国到什么时候，援助的界限在哪里等”。这一次，苏联大使不得不使用外交辞令，声明“苏联和中国的友谊
因我们伟大领导人——列宁和孙中山，孙中山和斯大林的友谊而加强。这将巩固我们的关系和我们的友谊。”完全可以假设，大使讲这番话时是真诚的，因为当时他可能还没有获悉苏联对中国的政策即将发生变化。
然而，日本方向的“闪电”外交未能实行。1940年7月27日，日本新内阁倾向于最初的向南方进攻计划，占领西方列强的殖民地，批准了“根据国际形势变化制订的活动计划”。其中指出，为了“避免在两条战线的战争”与苏联缔结互不侵犯条约。
同时，德国攻击苏联的危险加剧。这迫使斯大林关心如何防止日本加入即将爆发的德苏战争。解决这一问题的最有效手段是鼓励中国领导人继续对抗日本。尽管如上所述1940年夏天斯大林倾向于为了与日本签订互不侵犯条约重新思考与中国的关系，在秋天他却否决了这种想法。使他更为坚信这一点的是，1940年9月27日，日本与世界上最具侵略性的国家结盟，德国、日本和意大利签订三国同盟条约，结成军事同盟。
斯大林在1940年10月16日给蒋介石的个人信件中表明了这种担忧。信中写道：“??我认为，三国同盟的建立在一定程度上恶化了中国的状况，也使苏联的局势严峻??在这种复杂的情况下，在我看来，中国的主要任务是维护和加强中国的国家军队。这是中国的命运、自由和独立的保障。如果你们的军队足够强大，中国将是无懈可击的。现在，很多人谈论并撰写有关与日本进行和平谈判及实现和平的可能性。我不知道这些谣言在多大程度上符合事实。不过，无论如何，我清楚一点，中国的国家军队是强而有力的。中国可以克服任何困难。祝您健康和事业顺利。”
1941年春天，在日本讨论接下来的军事行动方向——是向北方，对抗苏联，还是向南方，对抗美国和英国时，东京认为比较适当的还是与莫斯科签订互不侵犯或中立条约。对于日本来说这个条约的主要目标依然是使苏联放弃援助中国，以使日本与西方盟友在太平洋和东南亚战场开战时保证北部的后方稳定。在准备与日本外相松冈洋右会面时，苏联领导人从苏联情报间谍理查德·佐尔格那里获悉，天皇和日本首相近卫文磨的亲信圈子准备与苏联缔结互不侵犯条约。1941年3月10日佐尔格向莫斯科汇报：“??对于苏联，松冈具有独立行动的巨大权力。近卫不认为松冈会与苏联订立互不侵犯条约，尽管他仍希望松冈在这个方向上采取一些行动。近卫还希望苏联政府允许日本订购的德国军事物资通过西伯利亚。最后，他希望能与苏联达成协议，使苏联终止与重庆政府合作。”如上所述，苏联政府做出与日本军国主义缔结条约的决定是艰难的。克里姆林宫清楚地记得苏联与德国签署互不侵犯条约西方的反应，被视为“背叛反希特勒联盟的思想”。使苏联领导人不安的还有，与日本缔结条约非常可能恶化与中国的关系。此外，在苏联削弱对中国的物资援助之后中国可能投降。然而，正如对德国的做法一样，1941年4月13日与日本缔结条约符合苏联的国家利益，因为这将使苏联获得一定的保障，哪怕是不可靠的，明显是临时性的保障，使苏联降低了同时面对西方和东方攻击的危险。(许金秋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