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怕蚕食不怕鲸吞，怕局部肢解而不怕囫囵征服。这是中日全面开战前，双方高层有识之士的普遍共识。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中日始而大打心理战，彼此都认定对方不敢冒陷入全面战争的风险，己方只要再强硬一下对方就会屈服。因此双方一边小打，一边大谈，一边各自公开向平津方面增兵示威。日本方面，关东军2个独立混成旅团及朝鲜军1个师团于7月20日开抵平津，而其国内动员师团亦相继经海路向平津航渡中。而中国方面，亦相继动员大批中央军嫡系部队及空军主力北上增援。
1937 年8 月11 日，北平，向南口进攻的日军一线部队
由于双方均不肯示弱退缩，谈判自然久拖无果。一心想要搞大事的日军基层“马鹿”们终于按捺不住了，于7月28日对驻守北平南苑之宋哲元29军发起了总攻。怕打想和、二心不定的29军一触即溃，主力未作有力抵抗即向永定河以西溃退，平津乃相继沦陷。8月5日，从西北方面自平绥路来援的中央军汤恩伯集团进抵平西要隘居庸关、南口一线。而从南面自平汉路来援之中央军刘峙集团，亦进抵保定以北，其先头二十六路军孙连仲部已进至马头镇、琉璃河一带展开防御。这两路来援的中央军对侵占北平的日军形成了钳击之势。卧榻之旁有他人酣睡，这是气焰正炽的日军绝不能容忍的。尤其是沿平绥路从西北方向进据居庸关、南口要隘的汤恩伯集团，距北平近在咫尺，又处于日军南下战线的侧背方向，更成了日军必须首先拔除的眼中钉。故8月11日，日军即以关东军独立混成第11旅团向南口发起了进攻(8月16日，新自日本国内增援来的第5师团亦自昌平以南加入南口作战)。8月14日，关东军组成以军参谋长东条英机兼任指挥官的察哈尔兵团，下辖关东军独立混成第1、2、11、15旅团及大泉、堤两个支队共约两万人，自沽原出兵，发起察哈尔作战，进攻平绥路中段重镇张家口(欠第11旅团)，抄袭正在南口、居庸关一线苦战的汤恩伯集团后路。
1937 年10 月，太原市火车站，市民欢送奔赴前线抗击日军的中国军队179 旅官兵
此时的汤恩伯集团，包括汤恩伯自任军长的第13军，高桂滋的第17军、李仙洲的第21师等部队。此外，平绥沿线上还有张家口的29路军143师刘汝明部，绥东的晋绥35军傅作义部、骑1军赵承绶部等部队。以上各部共计步兵5个师又3个旅、骑兵2个师又1个旅，约八万余人。汤恩伯集团在南口方向进行了较为坚决的抵抗，苦战了12天，战至8月23日才因后路被日军切断而从居庸关撤退。8月27日，日军占领怀来、延庆、张家口。29日，日军又占领宣化，平绥路东段乃全部陷入日军之手。夺取平绥路东段后，日军据守平津的势态业已稳固。但接下来，日本少壮军人就开始暴走了。此时华北地方势力，除了首当其冲的平津宋哲元29军外，还有山西的阎锡山、山东的韩复榘，以及半独立的晋绥傅作义。这三大势力中，山西阎锡山和山东韩复榘抗日态度极为消极，傅作义虽然抗日积极，但其实力较弱且又僻处绥远，也难起太大作用。故从日方理性战略而言，当趁机笼络、至少是暂时稳住晋阎、鲁韩两大地方军阀，在平绥路东段和津浦路北段保持守势，而集中优势兵力沿平汉路南下，迅速割裂歼灭中央军刘峙集团的25个师于冀中，再进抵黄河北岸切断陇海路为上策。如此，即能够干脆利落地将华北彻底肢解，并使山东、山西成为亲日缓冲区，再以此为筹码，进一步与南京政府做局部冲突局部解决案就容易了。若日军按此路线走，则“三个月”解决华北问题并非毫无可能。
板垣征四郎,
但关东军又一次搅局。由关东军组织和掌控的察哈尔兵团，进入华北纯属临时帮忙。该兵团成立之初，尚有抄袭汤恩伯集团后路以利南口作战的积极意义，但在夺取平绥路东段之后，该兵团的表现就完全是暴走捣乱了。关东军发起察哈尔作战原是怀有私心的。作为对苏作战的主要担当者，关东军一直企图延伸自己的战略左翼，因此对察哈尔和绥远怀有颇深的野心。在1936年的绥远抗战中，关东军扶植的德王伪蒙军在百灵庙之战中被傅作义部击败，连带关东军也大大的丢人现眼。所以此次关东军发起察哈尔作战，即有公报私仇，打击傅作义部并趁势夺取察、绥之意。在夺取平绥路东段后，察哈尔兵团又反客为主，拉着原本应当南下保障平汉路战线右翼的第5师团，继续攻入晋北，结果在平型关、忻口、太原等一系列会战中遭到中国军队顽强阻击，不但把原本作壁上观的“老滑头”阎锡山拉进了战团，还搅乱了整个华北战局——把华北方面军为数不多的机动兵力第5师团，生生拖入晋北的攻坚泥潭中不说，还逼得平汉路方面的第1军各部脱离自己的作战路线，西进娘子关来援。那么，这第5师团怎么就肯跟着自己的小帮手乱跑呢?道理也很简单，因为时任师团长正是关东军的前任参谋长板垣征四郎，1936年绥远抗战中吃亏的就是他本人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