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中华大地开始传唱《牺牲已到最后关头》的抗日歌曲,无数中华儿女为之鼓舞,准备万众一心去打一场国力悬殊的不对称战争。面对敌强我弱的客观事实,国民政府领导人蒋介石备受和、战压力之苦,他的任何举措势必影响整个国家的未来走向。同样“牵一发而动全身”的还有冀察地方当局“主心骨”宋哲元,他向来“不说硬话,不做软事”,然而这一次非同小可,形势逼人。本文旨在考察卢沟桥事变前后的蒋介石、宋哲元,如何应付“最后关头”的到来,以及走向全面抗战的心路历程。
因地制宜的冀察模糊空间
“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从武力进攻与政治分化两方面着手,试图将华北分离于南京国民政府的统辖权之外,成为名曰“自治”实际为日人控制的第二个“伪满”。面对日本的步步紧逼,蒋介石首重长江流域,其次是处于半独立状态的华北。对于华北,他一直将使用武力作为最后手段。1933年5月,长城战事激烈之时,蒋介石指示坐镇平津的何应钦:“上下一心,在北平预定阵地,为背城借一之举,此外决无其他生路,万望我将士立下死战之决心,勿再起其他之想念,则死中求生,当有最后一线之生机可觅耳。”
实事求是地讲,单凭当时中国军队的实力,恐怕难以保全华北这两座重要城市。于是,如何缓和冲突,又不丧失华北的基本主权,成为20世纪30年代中期国民政府的一项主要考量。蒋介石坦言,“中央对日政策,既不能武力抗阻,惟有缓和侵略”。至于缓和的办法,总结起来不外乎“设置各种因地因时制宜之机构,为华北地区创造模糊空间,以便华北虽享有特殊化色彩,但中央又不失主权之应对模式”。简而言之,就是以妥协换取时间来准备抗日。
1935年6月,宋哲元借口平定汉奸白坚武叛乱,迅速调集第29军主力进驻平津两市及河北省境,造成了控制华北地区的既成事实。宋哲元作为西北军将领,此前拥兵察哈尔一省,具有鲜明的抗日立场,以往也有“反蒋”历史。第29军扩大地盘虽非蒋介石所愿,但与其让日伪汉奸占领华北要地,倒不如让宋哲元维持一方缓冲局面。8月中旬,第29军副军长秦德纯前往庐山牯岭报告华北态势,蒋介石顺水推舟,指示秦转告宋哲元,“务须忍辱负重,委曲求全,以便中央迅速完成国防。只要在不妨碍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大原则下,妥密应付,中央定予支持”。月底,南京任命宋哲元为平津卫戍司令。
从日本方面来看,宋哲元并非蒋介石的嫡系,他的过去和现在都与蒋介石有矛盾,如今手握重兵,立足平津未稳,必然要与日本寻求妥协。日本人认为“只有宋哲元处于比较地可以免除南京的直接压力的立场”,只要处理得当,他“将来不得不和日满提携”。宋哲元非常明白自己夹缝中求生存的处境,维持一个模糊空间对南京有利,对第29军小集团的发展也无害处。他对日本遵照“舍小利而保大权”的方针,“只要大权能归我们所有,地方上的小利即或为日方稍为染指,为顾全大局计,亦未尝不可”。对中央“不说反对中央的话,不做蒋介石个人工具的事,随机应变,效忠国家”。
不久,日本关东军奉天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找上门来摊牌,要求宋哲元“促成华北五省联合自治”。宋哲元秉承“不说硬话,不做软事”的原则,一味虚与委蛇,采取拖延对策。蒋介石致电鼓励宋哲元:“此时兄之处境,只有听命及诿责中央为唯一办法,否则所谓其他办法,皆自隔绝境,则将来之悲惨烦闷,必有更不堪设想者。”11月中旬,日本逼迫渐急,宋哲元电陈蒋介石:“华北局势受环境压迫,危险万分。刻下日方又以兵力威胁,更属刻不容缓。日方要求地方自治,脱离中央,哲元对此丧权辱国之事,决不去作,已均予拒绝。伏乞钧座速示最后整个方针,或派大员来平指导,以全大局。”
土肥原无法煽动宋哲元,改而怂恿蓟密滦榆两区行政专员殷汝耕,成立了一个公然背离国民政府的“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蒋介石对冀察局势感到“险恶万分,朝不保夕”。为了回避与日方直接冲突,苟且冀察平津局面,南京无奈向日本“华北特殊化”要求作出让步,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任命宋哲元为委员长。12月18日,冀察政务委员会正式挂牌,负责处理河北、察哈尔两省及北平、天津两市一切政务,宋哲元强调这一机构的设立主要是“中央为行政便利起见”。
日本人的反应不甚满意,“我方对其性质并不清楚,它的旗帜很不鲜明”,“至于根本问题是依存于蒋介石还是依存于日本,或是亲满还是反满等等,却丝毫未做说明”。希望宋哲元将来能够“逐步实现真正的自治,以确立华北五省自治的基础”。
中央与地方处理事变的分歧
宋哲元主持冀察政务委员会的两年中,日本人从未停止过威迫利诱,为了能在华北立足,他不得不与日方打交道,讲价钱,事情传开后,不免引来各方怀疑。蒋介石多次在日记中袒露不安,“冀宋喜怒无常,主见不定”;“宋明轩(哲元)被汉奸包围利用,其心已不固定”;“冀宋中倭毒已深,华北荆棘甚多也”。不过总的来说,宋哲元在一些大是大非上,始终保持民族立场。蒋介石叮嘱宋哲元,“中央对日交涉,以华北行政主权之完整为最小惟一之基准,亦望其坚持一致”。
1937年春,为避开日本人纠缠不清,宋哲元请假回山东乐陵老家,临走之前,他对秦德纯强调两点:对日交涉,凡是有妨碍国家主权领土完整者一概不予接受;为避免双方冲突,但亦不要拒绝。几个月后的7月7日晚上,卢沟桥风云变起,秦德纯第一时间请示宋哲元,宋虽然感到惊讶不安,但认为事态不至扩大,回电指示:“镇定处之,相机应付,以挽危局”,并没有立即返回北平的意思。蒋介石当时正在庐山,他和宋哲元相反,预感日本有扩大侵略战争的可能,立即指示宋哲元:“宛平应固守勿退,并须全体动员,以备事态扩大。此间已准备随时增援矣。”9日,蒋介石下令第26路军、第40军、第84师开赴石家庄、保定一带集中,同时要求宋哲元“从速回驻保定指挥”。担心冀察地方落入日本人圈套,蒋介石又电秦德纯、冯治安、张自忠等将领,强调“应先具决死与决战之决心,及继续准备积极不懈,而后可以不丧主权之原则,与之交涉,才能贯彻主张,完成使命。我军以应战而不求战之方针,谈判之时,尤应严防其欺诈。”
中央派军增援实属刻不容缓,可宋哲元深恐是来夺他地盘,由秦德纯出面婉拒:“此间形势已趋和缓,倘中央大战准备尚未完成,或恐影响,反致扩大,可否转请暂令准备北上各部,在原防集结待命,以后果有所需,再为电请之处,务乞察酌为祷。”蒋介石提醒秦德纯“勿为日军缓兵之计所欺”。11日,宋哲元离开乐陵,但他既没回北平,也没到保定,而是去了天津。在他到达天津约两个小时之后,张允荣等与日方代表松井太久郎等人草签了《卢沟桥事件现地协定》,接受了道歉、处分责任者、第37师撤出卢沟桥,改由保安队维持治安等日方条件。
宋哲元试图通过妥协让步,维持第29军小集团继续坐镇华北的地位。日本不想停止侵略的步伐,内阁举行五相会议,下达动员命令,调遣关东军独立混成第1、第11旅团和在朝鲜的第20师团进关。何应钦得知宋哲元滞留天津,12日急电催促:“卢事日趋严重,津市遍布日军,兄在津万分危险,务祈即刻秘密赴保,坐镇主持,无任盼祷。”宋哲元复电说:“因兵力大部在平津附近,且平津地当冲要,故先到津布置,俟稍有头绪,即行赴保。辱蒙关切,至为感谢。”13日,蒋介石致电宋哲元指出:“卢案必不能和平解决。无论我方允其任何条件,而对方的目的,则以冀察为不驻兵区域与区内组织用人皆得其同意,造成第二冀东。若不做到此步,则彼必得寸进尺,决无已时。中正已决心运用全力抗战,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以保持国家与个人之人格。”蒋介石苦口婆心劝导宋哲元:“此次胜败全在兄与中央共同一致,无论和战,万勿单独进行,不稍予敌方以各个击破之隙,则最后胜算,必为我方所操。”但宋哲元没有按南京中央的指示行事,通过张自忠向日军“华北驻屯军”日军司令官香月清司转达说:“哲元从现在起留在天津,悉遵从军司令官的一切指导。”甚至在13日晚上下达命令:即日起,北宁铁路列车正常运行,解除北平戒严,释放被捕日人,严禁与日人摩擦。
蒋介石暗暗叫苦,“宋住津态度不定,可知其果为倭寇软化,受其欺乎”。16日再电宋哲元、秦德纯:“连日对方盛传兄等已与日军签订协定,推其真意,签订协定为第一步,俟大军调集后再提政治条件,其严酷恐将甚于去年之所谓四原则八要项。务望兄等特别注意于此,今事决非如此易了,只要吾兄等能坚持到底,则成败利钝,中愿独负其责也。”何应钦也很着急,反复提醒宋哲元等人,日军“调兵遣将,未稍停止”,派几个小参谋谈判和平,无非缓兵之计,“望兄一面不放弃和平,一面应暗作军事准备,尤其防止敌军袭击北平及南苑,更须妥定计划”。中央如此警告,宋哲元依然不为所动,未做任何抵抗的军事部署。
平津沦陷与走向抗战
卢沟桥事变后,蒋介石摸不清日方底细,一时国家方针难定,当日日记云:“彼将乘我准备未完之时,逼我屈服乎?抑或与宋哲元为难乎?迫使华北独立乎?我之应战此其时乎?”国民政府高层和国内人士对事变态度,也隐约分为和、战两派。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徐永昌认为,抗战准备至少尚需六个月,主张“和平仍须努力求之”。实际上外交部就卢沟桥事变问题曾多次与日本驻华使节谈判,并以公函正式告知日本:“无论现地已经达成之协定,还是将来成立之任何谅解和协定,只有经过中央认可后才能生效。”期望通过两国政府直接交涉,尽量争取在“不丧权、不失土”条件下和平解决。日本以“解决卢沟桥事件完全是华北地方当局的职权”为由,拒绝对话。英国大使许阁森应南京之请,向东京提出中日双方军队停止调动,结果再次遭拒。
鉴于形势严峻,蒋介石于16日邀集各界闻人在庐山举行谈话会,讨论“应战宣言”。《宣言》空前坚决地声称:“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17日,蒋介石发表重要讲话,提出了解决“卢案”四项强硬立场:任何解决,不得侵害中国主权与领土之完整;冀察行政组织,不容任何不合法之改变;中央政府所派地方官吏,如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等,不能任人要求撤换;第29军现在所驻地区,不能受任何约束。蒋还郑重声明:“我们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准备应战,而决不求战。我们知道全国应战以后之局势,就至于牺牲到底,无丝毫侥幸求免之理。”
宋哲元于18日下午拜访日军司令官香月清司,以表示敬意和问候的婉转形式进行道歉。次日晨,宋哲元离津赴平,卢沟桥当日战斗激烈,宛平城内房屋多被日军炮火炸毁,守军也发射迫击炮还击。当晚,天津方面和日军参谋长桥本群签订协议,比如撤去北平城内的第37师,撤换冀察范围内带有排日色彩的公职人员。宋哲元甚至下令打开北平城门,拆除市内防御设施,谢绝全国各地和海外侨胞的劳军捐款。22日,蒋介石致电宋哲元,对其如此幼稚举动“思之危急万分”,“务望刻刻严防、步步留神、勿为所算,城内防范更应严重,万勿大意”。同时要求宋哲元坦诚相告,“与倭所商办法,究为如何”。宋哲元心中无底,汇报了11日所签的《卢沟桥事件现地协定》,不愿公开19日的秘密细则,显得讳莫如深。
此时,在保定迟迟等不到宋哲元的国民政府代表熊斌,颇费周折地来到北平,向宋传达了中央决心抗日的立场。宋哲元有所醒悟,感慨地说:“华北局面难办,责任不在我身上,主要问题是《何梅协定》、《塘沽协定》,你们给日本人签下了卖身契。”24日,宋哲元中止第37师南调,命令石友三的保安部队即刻布防西苑,第132师一个团秘密进驻北平,不过对于中央援军北上,仍然持保留态度。26日,日军完成既定部署,猛攻廊坊重镇,日军司令官香月清司发出最后通牒,限令第37师撤离北平。当晚,日军一个大队强闯北平广安门,守军开火阻止,战斗一直持续到深夜。宋哲元终于意识到“大战势所不免”,下令全军“抵抗任何进一步的侵略”,“决心固守北平,誓与城共存亡”,表示服从中央政府安排,同意援军北上。
然而一切为时已晚,第29军仓促应战,北平、天津很快在29日、30日沦陷,副军长佟麟阁和第132师师长赵登禹先后殉职。宋哲元到达保定后,认识到自己对平津作战失败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致电蒋介石请求处分。事已至此,蒋介石也只得好言安慰:“兄等离平抵保甚慰,平津得失不足为虑,战争胜败,全在最后努力,务望兄等鼓励全军。再接再厉,期达歼灭倭寇目的,雪耻图强,完成使命。”8月7日,蒋介石在南京召开国防党政联席会议,阎锡山、白崇禧、余汉谋、何键、刘湘等地方实力派均参加,会议决定“积极备战并抗战”。通过此次会议,抗战遂被正式确定为国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