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知道的八一三战役片段

　　当时我在上海参与负责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国际问题研究所(以下简称国研所)工作，与战役相始终。当年保存有大量文献资料，并于抗战胜利后写成回忆录，不意因迭遭变故，所有文献资料荡然无存。兹值抗战胜利四十周年，特就回忆所及，扼要写成此文，以志纪念。由于长年卧病，记忆力大为衰退，许多具体情况难免错漏，请知情者不吝指正。

　　一、国际问题研究所

　　在七七事变前所作的判断国研所成立于一九三七年三月间，亦即七七事变爆发前约四个月，由王芄生、洪松龄和我三人共同组建，直接受命于蒋介石，专门研究日本问题，为抗战作准备。

　　当时中日间形势，表面缓和，双方且先后互派经济使节 往来访问，但在幕后，日本少壮派军人阴谋策划华北自治，不仅未稍收敛，且步步进逼，与日俱增。国研所正是在此背景下成立的，草创伊始，虽限于条件，工作未能展开，收获不大，但对七七事变的爆发，则早在五月间即作有正确判断。因此，于事变爆发之日，立即获得蒋介石的重视，指示进一步开展工作，并为此提供必要条件，为以后工作的开展奠定基矗这一判断的作出，最初是在一九三七年四月间，综合各方情报，判明日本陆军方面，无论在东京或现地，对华北问题的处理，存在两种对立意见，斗争极为激烈。一派着眼于对苏作战，主张中止华北自治工作，而谋求所谓日支邦交调整，实行共同防共、经济提携，并以退还日本在中国(除伪满外)的一切政治军事权益，包括治外法权、华北特殊利益、陆海军驻兵权、租界等为诱饵，诱我承认伪满(至少事实上承认)，屈辱妥协;同时，谋求陆军内部的“整肃”，防止所谓“下克上”的重演，以期统帅部的意图得到贯彻。此即所谓稳健派，亦有称之为统制派的。另一派则认为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国共第二次合作，“现地事态恶化”，谋求断然一举解决华北问题，以免夜长梦多，并为此不惜于现地制造事变，强迫东京跟着走，重演九一八以来“下克上”的故伎。此即所谓强硬派，亦即通常所谓少壮派，或称皇道派。

　　稳健派在陆军中央方面，以参谋本部第一部长石原莞尔少将、战争指导课长河边虎四郎大佐、陆军省军务课长柴山兼四郎大佐等为代表，受到参谋次长今井清中将的支持，海军、外务及元老重臣方面亦多表赞同;在现地则以支那驻屯军参谋长桥本群少将、作战参谋池田纯久中佐、北平特务机关长松井太久郎大佐、北平驻在武官今井武夫少佐等为代表，受到支那驻屯军司令官田代皖一郎中将的支持。强硬派在陆军中央方面以参谋本部作战课长武藤章大佐、支那课长永津佐比重大佐、陆军省军事课长田中新一大佐等为代表，受到陆军大臣杉山元大将、陆军次官梅津美治郎中将的支持;在现地则以大使馆附陆军武官喜多诚一少将、支那驻屯军先任参谋和知鹰二中佐、大木良技中佐、情报参谋长田盛寿少佐等为代表，受到关东军及朝鲜军的支持。当年三、四月间，少壮军人在东京与现地间往返频繁，尤其三月间喜多少将与和知中佐东京之行最堪注目。

　　鉴上情况，国研所密切注视东京与现地的动向，努力搜集有关情报，以便研究对策。五月一日获得四月三十日晚间日本使馆附海军武官本田忠雄少将在上海月乃家花园日本料理店招待当日抵沪的佐世保海军记者团时的谈话。当时有记者问本田对华北局势的看法，本田笑着说：“八月一日以前没有事件发生，那是没有问题的。”记者追问：“八月一日以后怎样?”本田即笑而不答，只举杯劝酒，并召艺妓侑觞，在一 片嘻笑喧嚷中，谈话未再继续。这一情报得自一极为可信的来源，虽只寥寥数语，对照当时情势发展，具有不可忽视的重大意义，为此我等分头设法，向有关方面进一步搜集情报，冀能获得证实。

　　五月中旬，先后从不同来源获得一些情报，而以来自支那驻屯军有关人员的一次谈话最为重要。此项谈话归纳起来为日本陆军中央方面，在统制派的策划下，内定在当年八月陆军大异动(即陆军人事更迭)中，将少壮派领袖人物，亦即九一八事变的主要策划人之一，当时担任第五师团长的板垣征四郎中将免职，并编入预备役，以为整肃少壮派的开端。

　　为此少壮派秘密策划在大异动之前在华北制造事变，以阻挠中央方面的这一决定，借以保全少壮派的固有地位，不致遭受打击，同时乘机推动对华北的各项谋略，企图达到华北自治，由日方全面控制的目的。另一情报来自当时担任冀察政务委员会外交委员长，从事对外交涉，以亲日著称的陈觉生，他本其与日方接触所得的印象，认为日方对冀察方面的各项要求是不能得到满足，最迟至秋冬之交，华北肯定会出事。综上情报，我等盱衡情势，判断日方将在华北伺机制造事变，而爆发时机当在日本陆军八月大异动之前，最迟当在八月上旬，也有可能提前在七月间发动。当即据此写成研究报告，于五 月二十四日以“敬电”报告当时驻在南昌的蒋介石。迨七七 事变爆发，证明上述判断完全正确，成为八年全面抗战中，国研所所作的两个重大判断之一。

　　另一判断为一九四一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所作的日军企图发动太平洋战争的判断，其经过将在另文专述。以上情报的获得足以击破卢沟桥事变爆发时，日方诬赖由于我军挑衅引起的谰言，充分证明七七事变为日方预谋的有计划的行动。由于国研所各项情报及研究报告，从来只供蒋介石个人决策参考，故其具体内容即在当时的国民党最上层中知道的人亦极少。

　　二、日本陆军从发动卢沟桥事变到进入全面战争

　　据当时所获情报，当卢沟桥事变爆发之初，日本现地稳健派，除田代司令官患心脏瓣膜症病危，六月中旬起即未问事外，以桥本参谋长为首，想控制局势的发展，限制事变扩大，谋求现地解决。陆军中央方面稳健派的石原部长等亦持同样观点，为此曾一度以参谋本部名义发出避免进一步使用武力的指示。但以和知参谋为中心的现地强硬派，本身就是事变策划者，岂肯虎头蛇尾，甘受约束，为此不仅不断提出强硬意见，更千方百计地策动部队继续挑衅滋事，无中生有制造所谓“不法射击事件”，为扩大事态的借口。中央方面的武藤课长、田中课长等与之遥相呼应，对事变处理，坚持若出以温和态度，势将助长中国的抗日气势，因此需要“给予沉重一击”，以杜绝抗日的根源。关东军方面更认为此系一举解决华北问题的好机会，公然越俎代庖，发表声明，表示保持坚定决心，注视事态发展;同时以所属独立混成第一、第十一两个旅团及关东军航空部队作好准备，作为驻屯军扩大行动的后盾。又派参谋副长今村均少将、参谋田中隆吉中佐到天津，鼓动驻屯军采取强硬措施。

　　随着现地不断发生纠纷，强硬派意见逐渐占上风，七月十一日杉山陆相在阁议中正式提出，出动关东军两个混成旅团及朝鲜军第二十师团支援驻屯军，并在国内对第五、第六、第十等三个师团实施动员准备。获得通过后，内阁立即发表向华北派兵声明，于是事态扩大已成必然，局势实际为强硬派所控制。

　　七月十二日新任驻屯军司令官香月清司中将到天津。他原系强硬派，莅任前虽奉有不扩大事变，迅速收拾事态的指示，但在京城(即汉城)、长春受到朝鲜军司令官小矶国昭大将和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中将的煽动，态度更趋强硬。到后，即要求驻屯军作好全面作战的准备，强硬派声势更为一 振。

　　与此同时，我全国抗日气势高涨，群情激昂，蒋介石在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要求抗战下，举行庐山会议，决定抗战，并部署大军北上，更成为日军强硬派大举行动的借口。七 月十七日关东军独立混成第一旅团进抵顺义附近，十九日独立混成第十一旅团推进至高丽营附近，均距北平不足三十公里。十八日朝鲜军第二十师团主力在天津集中，并以一部控制唐山、山海关一带，至此日军已完成一举占领平津地区的战略态势。

　　七月二十五日廊坊事件发生(日军第二十师团一个中队在廊坊方面架设电线，与我驻军第二十九军三十八师发生冲突)。二十六日广安门事件发生(驻屯军第二联队一个大队自丰台乘汽车通过广安门进入北平，与我守城部队第二十九军三十七师发生冲突)，二十八日，日方公然以此为借口要求我军撤出北平，并在空军协助下，向我全线发动总攻击，先后占领南苑、西苑及永定河左岸地区，天津日军亦于同日占领天津及其周围地区。我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兼第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忍无可忍，同日夜间发表通电，表示服从中央命令，坚决抵抗日军侵略，不惜牺牲。第二十九军副军长佟麟阁、第一三二师师长赵登禹均于同日在南苑作战中阵亡。至此，中日两军事实上进入全面交战状态。

　　自日军发动事变到进入全面战争的三个星期中，东京方面稳健派及海军、外交人物就主张就地解决，反对从国内派兵，扩大事态。七月十一日杉山陆相在阁议中提出出动关东军及朝鲜军并在国内抽调部队增援华北，米内海相坚决反对，广田外相提出目前动员只能理解为准备性的打算，从而否决了杉山的提议，改为动员准备。参谋本部第一部长石原鉴于形势向有利于强硬派方面发展，忧虑演成全面战争，早在七 月十三日即提出派参谋本部总务部长中岛铁藏少将、陆军省军务课长柴山兼四郎大佐出发现地，传达回避全面战争、努力现地解决的方针，要求第一线部队不再挑起纠纷。中岛等于七月十九日与冀察当局签订关于实施取缔排日活动的协定后始返回东京，参谋本部随即决定暂时停止动员国内师团。

　　二十二日稳健派又将现地强硬派急先锋和知中佐调回国内，以减少事故发生，但和知归国后，继续鼓吹我中央军进入河北省，破坏《何梅协定》，现地部队情绪激昂，已到了断然采取行动的时刻。在此期间，石原曾授意战争指导课起草关于紧急措施意见，建议由近卫首相在危急情况下，亲自到南京与蒋介石直接谈判，以决定和战。据闻近卫借口对谈判无信心而予以搁置。其后石原又向杉山陆相、梅津次官提出从华北撤兵的意见，杉山、梅津拒绝加以考虑。关于此事尚有一插曲，曾与国研所发生关系。其经过是：日本近卫首相一方面慑于陆军强硬派的威势，不能作出独立的判断与决策，一方面受左右比较有远见的谋士如松方幸次郎、细信夫、尾崎秀实等的怂恿，曾派元老西园寺之孙来沪秘密访问宋子文，探听中国方面对解决华北事变的意见。但其具体经过我不明了，我所知道的是近卫于七月下旬曾委托孙中山先生老友、终生致力援助中国革命的宫崎滔天之子宫崎龙介来沪，谋求与国民党老一辈接触，研究避免全面战争、解决事变办法。宫崎父子与王芄生本属素识，早一年王在东京任大使馆参事官时，宫崎龙介与王有过接触，对如何挽救中日间危机具有同感，宫崎亦知王归国后成为蒋介石对日本问题的重要顾问，故于出发来沪前，通过当时国民党驻横滨总领事邵毓麟与王取得联系，约定在上海相见，国研所为此作了安排。但宫崎于七月二十四日在神户登轮时，为日本宪兵逮捕，陷狱多年，此事遂成泡影。在宫崎行期之后一日，即七月二十五日，国研所安排郭沫若回国，则事前经过国研所关系人士名画家钱瘦铁周密安排，并陪同登轮，则未为日本宪警发觉，安全离日，而于二十七日到达上海，我曾偕同国民党行政院秘书黎琬京去轮埠迎接。以上国研所同时安排的两事，一有结果，一无结果，成为历史轶事，在此附带一提。

　　七月二十六日广安门事件发生后，二十七日日方决定立即动员国内第五、第六、第十等三个师团前来华北，并指示驻屯军作战任务为扫荡平津地区，将作战地境定为保定至独流镇(天津南二十公里)一线以北。至此，日方所谓不扩大方针完全改变，进入正式交战状态。在此情形下，广田外相在米内海相支持下，仍然考虑以外交手段打开局面，在试探停战的同时，谋求所谓邦交调整，以对抗陆军单独处理时局。

　　其后在取得近卫首相及杉山陆相谅解下，决定先派出民间人士，曾驻天津、上海、沈阳等地总领事，现是在华日商纺织业公会会长的船津辰一郎于八月七日秘密来沪，试图与原国民党外交部亚洲司长高宗武接触，进行游说，希望由我方先提出停战，然后将停战与调整邦交同时进行。据当时所获情报，关于停战，日方方案为划定河北省永定河及白河右岸以东、以北各地区及察北六县为非武装地带，日军除战前驻屯军原有兵力外，新增部队一律撤退，中方则将中央军撤出河北省，实行停战，同时废除《塘沽协定》、《何梅协定》、《土肥原秦德纯协定》以及《淞沪停战协定》。所谓调整邦交，日方承认中国中央政府直接统治河北、察哈尔，撤销冀察政务委员会及伪冀东自治政府，日本对内蒙、绥远不加干涉，缔结日支防共协定及河北经济协定，中国对伪满洲国予以承认或者默认，日方则考虑对华经济援助及撤废治外法权等等。船津和高宗武会见一次后，高去南京报告，未及返沪，而上海虹桥机场事件发生，局势迅速恶化，船津这一使命随即幻灭。

　　此为卢沟桥事变爆发以后日方稳舰强硬两派斗争经过的大概。而八一三战役爆发之初，稳健派痛感进入全面战争大为不利，最初尚图将派遣陆军限制在最低限度，尔后上海派遣军陷于苦战，不得不大量增援，石原因不赞同增兵而被迫辞职，转任关东军参谋副长，从此稳健派就处于无可奈何的境地，整个局势为强硬派所掌握。

　　三、日本海军从最初反对事变扩大到发动八一三作战

　　日本对华侵略，陆海军向采分工合作办法，大体上陆军以华北为主，根据不平等条约，于天津驻有支那驻屯军，为发动侵略的大本营，其兵力在九一八前后为步兵一个联队驻天津，两个中队驻北平，另配属若干特种兵，共约二千人。一 九三六年陆军中央因关东军经常直接插手华北问题，难于控制，特将驻屯军司令官一职升格，与关东军司令官分庭抗礼，加以抵制。并将驻屯军扩充为步兵一个旅团，炮兵一个联队，附属战车、骑兵、工兵等共约五千五百人，分驻北平、天津及北宁路(今京沈线)沿线各地，遇有紧急事态，须由国内增援时，规定由海军担任输送护卫之责。海军以长江流域及沿海各地为主，根据不平等条约，一二八战役以前，于上海驻有第一遣华舰队及陆战队，青岛驻有第二遣华舰队，一二 八战役后，以上两舰队扩编为第三舰队、旗舰“出云号”驻上海，所属第十战队辖巡洋舰二艘、驱逐舰三至四艘驻青岛;第十一战队辖炮舰十三艘、驱逐舰四艘，分驻上海及长江一 带;第五水雷战队辖巡洋舰一艘、驱逐舰六艘，以马公港为基地，经常游弋华南方面;又炮舰一艘驻广州;另有海军特别陆战队，主力约二千二百人驻上海，一部约三百人驻汉口。遇有紧急事态，海军兵力不足时，规定由国内出动陆军增援。

　　至于在紧急状态下，陆军出动兵力多寡，陆军年度动员计划内有所规定。据战前所获情报，一九三六年陆军动员计划，华北有事时，出动兵力最多为五个师团，其中三个师团由国内派出，两个师团由关东军、朝鲜军分别派出;上海有事时，陆军出动兵力最多为三个师团，由国内派出。由于陆军常备兵力平时只有十七个师团，除去关东军配备四个师团、朝鲜军配备两个师团外，国内临时出兵最初一般只能以三个师团为度，故年度计划内规定应尽量避免在华北、华中同时出兵，如华北有事时，华中应采取缓和政策，避免事态扩大至华中;反之如华中有事，华北亦应采取缓和政策，避免事态扩大至华北。迨战争爆发后，获得情报，开战第一年日本陆军可动员三十个师团，出动来华兵力可增加至十一个师团。海军年度动员计划，则规定中国有事时，首先出动第二舰队增援，并担任输送陆军及掩护登陆之责;事态扩大出动时间延长时，则临时新编第四舰队接替。

　　卢沟桥事变爆发之初，日本海军完全支持陆军稳健派的意见，反对事变扩大，争取就地解决。七月十一日，杉山陆相第一次提议在国内动员时，米内海相加以反对，认为将导致全国战争，已如前述。在现地方面，迄七月下旬始终采取静观态度，除决定在台湾海峡举行演习的第三舰队归还上海，强化警备，准备应急派兵外，并未采取撤退侨民的措施。按当时情势，如上海发生事变，导致全面战争，其散处长江沿岸各地日侨，总数达二万九千二百三十人之多，现地派兵保护既不可能，势非在大举行动之前，将各地侨民全部撤退不可，因此撤侨与否，是判断华中方面日方有无企图的重要征候。以上为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国研所对上海日军动向所作之判断，并据以写成研究报告上报。

　　至七月下旬，国研所除努力搜集日方对华北方面的各项决策、企图、密切注视其发展外，对华中特别上海方面日本海军及日侨动态亦密切注意。当时华北方面事态扩大已趋表面化，然上海日本海军仍保持静观状态，初无撤侨准备，亦无增加兵力情况，证明以上所作判断完全正确。

　　日本海军从最初反对事变扩大转变为撤侨备战，乃至最后悍然发动八一三作战，系自七月二十八日开始。当日上午汉口方面日侨突然奉命紧急撤退，原在汉口装货待发之日本商轮临时将货卸下，日侨随即蜂拥上船，随身衣物大都未及携带，有的就餐未毕即奔赴码头，其仓皇狼狈情态使人大为吃惊。消息传来，当晚判明系南京日本总领事馆于二十七日晚获得情报，我军将在江阴方面封锁长江航道，将长江内日舰及沿岸各地日侨一举加以俘虏，以与日方谈判解决华北事变问题，为此东京方面连夜召开阁议，决定将长江中下游所有日舰、日军、日侨立即全部向上海撤退，现地方面即按东京训示执行。此项撤侨计划，由于人数众多，运输工具不足，直至八月九日汊口、九江、芜湖、南京等地最后一批约一千人，在第十一战队司令官谷本少将统率炮舰、驱逐舰及汉口陆战队三百名护卫下撤至上海，始告完成。

　　日方如何能侦知此项高度保密的封锁长江计划，当时未有所闻。八一三战役爆发后，始由南京有关方面查明，系国民党行政院简任秘书黄浚所泄露。其经过是海军部队陈绍宽七月二十七日在行政院会议上提出报告，奉军事委员会令，在江阴方面封锁长江航道，要求有关各部会采取配合行动。黄浚历来担任行政院会议记录，受日本驻南京总领事馆收买已有多年，当晚即将此项绝密情报透露给日方，从而使这一可能改变战局进程的重大措施归于失败。黄浚一名黄秋岳，四 十七岁，福建人，以诗人名于时，一二八战役后，汪精卫任行政院长时，由国民党政府主席林森介绍入行政院任秘书(外传黄由汪精卫引进行政院，与事实不符)，不久即受当时日本驻南京总领事须磨弥吉郎勾引，充当日本间谍。须磨向以接近军部对华强硬著名，上海同文书院、东京帝大出身，通汉文，最初以请教汉诗为名，接近黄浚，见黄以名士自居，经常出入夫子庙为歌女捧场，入不敷出，乃以小恩小惠加以收买，使按时提供行政院会议有关情报。一九三五年须磨以副领事藏本事件处置操切，被调回国内，仍由南京总领事馆派人与黄保持联络。案发后，于八月二十六日黄与其子黄晟同被处决，黄有一女在驻英大使馆工作，亦被撤职。

　　长江流域撤侨时，日本海军第三舰队司令长官长谷川清中将认为情势紧张，有一触即发可能，一再请求东京增强兵力，并建议将集中上海之日侨分批输送回国。但海军中央方面仍图继续静观情势，避免造成刺激，只暗中下令将第一舰队所属第八战队、第一水雷战队、第一航空战队、佐镇第一 特别陆战队、吴镇第一特别陆战队拨归第三舰队司令长官指挥，在佐世保军港待机;又令陆上第一联合航空队所属鹿屋航空队进驻台北、木更津航空队进驻济州岛待机，而对撤侨回国则主暂缓。至八月九日虹桥机场事件发生，海军中央方命令佐世保待机各部队急速来沪，于八月十一日到达。

　　一二八战役后，限于《淞沪停战协定》，上海市苏州河以北地区，只驻有保安总队两个团;苏州河以南地区不属淞沪停战范围之内，一二八战役时担任淞沪警备司令的戴戟曾呈请中央，成立一特务团，警备龙华、南市一带，后戴戟去职，此项计划未见实施，仅由中央派宾兵一团(后减为一营)驻在龙华方面。卢沟桥事变爆发，华北战局扩大，京沪警备司令张治中建议蒋介石，派正规军一个旅来沪，换上保安队服装，驻防虹桥机场，于八月初到达。此事不久即为日本海军陆战队发现，八月九日下午由原驻白利南路(现长宁路)日本丰田纱厂(现上棉五厂)之陆战队西部派遣队队长大山勇夫中尉，率士兵斋藤要藏驾车，循越界筑路的白利南路、比亚士路、牌坊路、虹桥路直闯虹桥机场入口处。机场守兵见有日本军人接近，即发枪将大山击毙在车内，斋藤急掉转车头循原路疾驶，机场守兵继续射击，斋藤弃车向田野间躲避，最后仍遭击毙。事发后，引起日方强烈抗议，而成为爆发八 一三战役的导火线。

　　至此，日本海军上至中央下至现地立即改变其一向强调对华事态不扩大的主张，除将在佐世保待机的舰队、陆战队紧急调来上海，已如上述外，米内海相在八月十日阁议上提出派遣陆军来沪，协同海军保护日侨，甚至认为有占领南京的必要，以膺惩所谓中国方面的暴行。这一建议当即获得杉山陆相同意。现地方面因陆军到达尚需时日，故在八月十日至十二日之间，一面对我进行外交交涉，一面通过一二八战役后成立的中日英美法意六国共同委员会讨论解决这一事件的方案，要求我方从淞沪停战线以东撤退军队。

　　八月十三日日本海军陆战队在虹口、杨树浦一带构筑阵地，抢占有利据点，积极备战。事前我军第八十七师、第八 十八师亦在张治中将军统率下，自昆山、苏州、常熟、无锡、江阴等地分别到达杨树浦租界北侧及闸北、江湾一带。是日上午，双方前线即有零星接触，下午双方接触升级，出动炮兵互轰，而正式进入交战状态。此即日本海军从最初反对事变扩大到发动八一三战争的经过。

　　四、关于八一三战役其他种种

　　(一)、八一三战役中，日军一再惊呼陷于苦战，伤亡重大。

　　日军究竟伤亡多少呢?按照当年十一月二十日，即上海失守后九日，日军华中方面军发言人公布的数字，从八月十三日到十一月十五日，日本陆军战死九千七百人，伤二万九千八 百五十人，海军死伤一千二百人，共计四万零七百五十人，但金山卫、白茆口两地登陆作战伤亡不计在内。战后日本防卫厅调查，则为战死一万零二百二十四人，伤三万一千二百五 十七人，共计四万一千四百八十一人，此当为最后的数字。按照当时华中方面军兵力四十万人计算，伤亡达十分之一以上。但就参战各部队个别资料，则伤亡比例尚远远超过此数。

　　例如第九师团第六旅团第七联队长何佐一男大佐曾语人，第九师团在上海作战中，死三千八百三十三人，伤八千五百二 十七人，两共一万二千三百六十人，而当时日军常备师团按甲种编制定额约三万五千人，伤亡超过全员三分之一。又以某些联队伤亡情况来看，有的几达全军覆灭程度。例如在罗店南面激战二十七日之第十一师团二十二旅团四十四联队(联队长和知鹰二大佐)即是如此。又如第三师团二十九旅团四十八联队(联队长石井嘉穗大佐)在上海作战中，死一千二百人，伤三千余人，若非陆续大量补充，也早已全军覆灭。

　　类此例子，当属不少，可见我军给予日军的打击确属重大。

　　八一三战役中我军伤亡数字，从未见有正式统计，但依当年在事将领一般估计，当在十八万至二十万人之谱，此就上海撤退时各师一般只有二、三千人至三、四千人可以见到，且有些师在作战中已一再得到补充。

　　(二)、我军在八一三作战中取得战略上的成功甚为重要，苟非指挥失当，当可在持久战中发挥更大的功效。例如在上海作战中，战前全无工事设备尚能坚持三个月之久，尔后如能充分利用吴福线(自福山经常熟、苏州、吴江至嘉兴一 线)、锡澄线(江阴至无锡一线)此两道战前费时二三年、耗资百万所筑的钢筋水泥工事，固守抵抗，坚持一年半载完全可能。当十月下旬进行保卫大场的阵地战时，日军逐步蚕食前进之际，副参谋总长白崇禧及大本营作战组长刘斐即向蒋介石提议，上海会战适可而止，及时向吴福线转移，作长期固守之计，蒋亦表示同意，并正部署各部队后撤。乃蒋忽然变计，于十一月一日亲到南翔召集师长以上会议，要求上海战场再坚持两个星期，以争取国际间同情与援助。其所持理由是国联委托九国公约有关各国举行会议处理中日问题，九 国公约会议将于十一月三日在布鲁塞尔举行，除签约各国外，并邀苏联参加，国际间一般同情我国，将采取行动制裁日本，如我能在会议期间继续在上海坚持作战，必可取得国际间更大的同情与援助。为此我军只得在苏州河一线及南起江桥镇北至施相公庙、浏河一线继续坚持，但日军忽以大兵团于十 一月五日在金山卫登陆，远距离迂回，形成战略包围态势，我前线各部队于八日起仓卒撤退，造成极大混乱。而金山卫登陆日军占领松江、青浦后，十四日已进至平望，十五日进至昆山。在此同时，日军另一部于十三日在长江白茆口登陆，十 九日占领常熟，至此吴福线亦为突破，只好再向锡澄线退却，然同样没有站住，以致既设阵地完全未能起到作用，而造成日军长驱直入，继上海失守一个月之后，南京亦于十二月十 三日失守。造成这样的局势，不能不归咎于指挥失当，背离持久战的基本战略方针，妄想在外交上取得成功，以致战争指导上陷于被动，而使尔后的作战陷于重大不利境地，言之痛心。

　　(三)、八一三战役中，日本陆军统帅部上层人员有多次更动。首先是八月十四日参谋次长今井清中将因病去职，由多田骏中将继任。多田于一九三五年八月被任命为华北驻屯军司令官，莅任不久即发表了臭名昭著的所谓“多田声明”，鼓吹华北自治。他属强硬派，但担任参谋次长后，顾虑苏联的威胁，从全局考虑，支持稳健派的意见，极力谋求早日结束对华战争，从而成为稳健派的核心人物。九月中旬曾制定反映石原思想的《战争指导纲要》，谋求通过十月攻势大体上使华北我军退至《何梅协定》规定区域以外即保定以南，上海我军退至淞沪停战区域以外。于是抓紧时间媾和，希望通过德意从中斡旋，强调对中国无领土野心，以不究既往、“划时代的调整邦交”条件进行外交交涉。但强硬派则坚决认为十 月攻势不足以挫伤中国的作战意志，必须进一步大规模作战。

　　关东军更主张不惜进行长期战争，要求与中国政府断绝邦交，积极树立伪政权。正由于稳舰强硬两派意见对立，对尔后作战的指导，如作战方向、作战界限等，不断发生问题。继多田之后的重要人事更迭是九月二十七日石原少将被逐出中央，形式上是石原反对在上海增兵，认为即使占领南京，占领汉口，均不可能使民族主义高涨的中国屈服，不如及早结束战局，从而要求辞职。实际上是遭强硬派的排斥，而被放逐至关东军，充当历来是强硬派巨头的东条英机参谋长的副手。最后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半年被当时担任陆相的东条放逐出陆军，尔后在宪兵监视下隐居于北海道，以迄日本投降前不久默默逝世。继石原任参谋本部第一部长的是原第四部部长下村定少将，他本是强硬派的一员，莅任之初即决定编成第十军，在杭州湾登陆，其后又决定自华北调来第十六师团在长江白茆口登陆，对上海形成战略包围;同时还主张在上海作战告一段落后，即进行山东作战，在海州登陆，攻略徐州，认为控制徐州，即可保障华北独立，从而控制京沪杭地区，使国民党政府屈服，这正是强硬派的一贯妄想。继下村之后，陆军中央又一重要人事更迭是十一月初成立华中方面军司令部，将参谋本部第三部长冢田攻少将及第一部作战课长武藤章大佐分别调任为方面军司令部参谋长及参谋副长，两人都是强硬派中坚人物，从而直接操纵上海方面的作战，形成攻略南京态势，参谋本部跟着正式下令攻占南京，最后陷入长期战争的泥沼之中，而以彻底惨败告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