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各地的文化资源进行了大肆掠夺和破坏。这种文化侵略，始终与其军事侵略、政治压迫、经济掠夺相伴随。内蒙古地区也未能幸免。
清理为由 “借”走珍档
在侵略和殖民统治内蒙古地区时，日本侵略者一方面贪婪地掠夺珍贵文物、图书典籍、艺术品等，另一方面大肆破坏当地的文化遗产和文化设施。在伊克昭盟(今鄂尔多斯市)达拉特旗的王爱召，日寇对其进行了毁灭性的劫掠和破坏，不仅寺庙正殿供奉的镶嵌着宝石的释迦牟尼银质佛像、珍贵的经卷、壁毯、地毯等文物珍宝被洗劫一空，为了掩盖其滔天罪行，他们还火烧王爱召，致使这座汲取了汉藏寺庙建筑精华的著名喇嘛教寺庙化为一片废墟。在赤峰地区，日寇先后盗走红山文化遗址、猴头沟辽代瓷窑遗址中出土的大量珍贵文物;盗掘元代应昌路遗址、巴林左旗哈达英格哈龙归西的金代墓葬等。在内蒙古西部土默特特别旗(以下简称“土默特旗”)，日本侵略者将土默特旗左右两翼300年来保存的珍贵档案劫走。
劫掠珍档一事还要从1941年10月说起，当时的伪巴彦塔拉盟公署事务官、伪蒙疆学院教授、日本人江实，从张家口来到内蒙古，以清理土默特旗库存档案的名义，用一纸“借条”将该旗31箱珍贵档案运往日本。江实等人还利用其中的珍贵档案资料编纂了《巴彦塔拉盟史料集成·土默特特别旗之部第一辑》。
在日军侵华时期，像土默特旗珍档被劫事件在中华大地屡屡发生。南开大学图书馆、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商务印书馆及其附属的东方图书馆等著名图书馆和书局，都损失了大量珍贵文献典籍。据统计，从1930年至1945年，被抢劫运至日本的文献典籍有23675种2742108册，字画、文物、碑帖、地图等更是数不胜数。这些都是那场战争带给中华民族永难平复的伤痕。
抗战结束 索还无果
抗战胜利后，土默特旗政府以“联盟国代表远东委员会之决议”及“华盛顿联合参谋部在1946年7月25日致盟国最高统帅之指令”为依据，呈请国民政府交涉返还被劫掠的珍贵档案。土默特旗政府总管荣祥专题呈报了本旗损失31箱档案的情况。1948年9月20日，土默特旗政府又向同盟国最高统帅递交了《文物损失索还书》，详细叙述了31箱档案的内容及其被日本侵略者劫掠的经过，明确指出，江实等人对土默特旗档案的掠夺，既不是孤立事件，也不是个人行为，他们受日本侵华机构指派，并接受其配给的活动经费，是日本帝国主义有组织、有计划地对中国实施文化侵略活动的一部分。
《文物损失索还书》称：“本旗在沦陷期间被敌人劫运以去之库存档案，且系三百年来历存文卷之精华部分，即自明朝隆庆、万历年间本旗开创时代，经过清朝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各代，以迄清朝末年及民国纪元初年之重要文献。”“此项档案文卷乃历代中国政府与本部落间往来文书之原件，每件内容所纪【记】载，均为内地与本旗间互相关联之事实，足以证明此项文书仅本旗政府始得有之。”“敌人劫夺以致损失之经过系(1)当时日敌军队将绥远省东半部为军事占领后，敌即将本旗政府改称为旗公署，使隶属于伪蒙疆政权属下之所谓巴彦塔拉盟所辖，当派有敌籍顾问一人，名之曰参事官，常川驻在本旗，主持一切，凡所行为，无不出以高压(2)复于民国三十年(公元1941)十月间，有敌在张家口设立之伪蒙疆学院教授日人江实来抵本旗取得与伪蒙古文化馆及驻在本旗伪参事官横野元之联络，即自行动手并雇得多人，从本府旧档案库内检搜一切蒙汉满文字之文卷，择取重要之件，分别装为七十六木箱，在箱皮编写号码及内中文件之年代，于整理十余日后，先将包括最重要文件堪称为精华部分之三十一木箱劫运而去(3)……联合国作战胜利，本旗政府复员后查得此项文物对于中国国家边疆行政上及本旗之经济文化诸方面，均有极重要之关联，是此项损失实不能以金钱衡量价格，盖因此之故此项文物在中国国家民族历史文化上，实具有无上之价值，非力谋球【求】还将无以实弥补(4)……”
1948年9月20日，土默特特别旗政府致同盟国最高统帅的《文物损失索还书》。 内蒙古自治区土默特左旗档案馆藏
然而，当时的国民政府以“无线索足供调查”为由，不仅没有及时追讨，还将索还被劫档案一事搁置，使这些记录了土默特旗发展历程的珍贵档案，在之后的几十年下落不明。2001年，日籍学者萩原守在土默特左旗档案馆查阅档案史料时谈及江实与被劫档案时称，江实曾提及他在一所大学见过部分土默特旗被劫档案，但之后再去时那部分档案已无踪影。此后，土默特旗被劫掠的珍贵档案再无消息。
原载于《中国档案报》2019年3月15日 总第3347期 第三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