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二八”淞沪抗战

　　日军在进攻上海之前，先制造了一系列事件作为借口。1932年1月18日，日本公使馆派驻上海武官田中隆吉，勾结中国女叛国犯金碧辉(即川岛芳子)在杨树浦路三友实业社门前制造了所谓“日本和尚”事件。这天下午，住在江湾路山妙发寺的日莲宗(日本佛教的一个支派)和尚天崎启升等五人到杨树浦路三友实业社总厂围墙外时，向厂内正在操练的工人义勇军无端抛石寻衅，于是双方遂起冲突。事后，日方传出，有一受伤日僧死于医院。

　　事件发生后，日侨数千人于次日在虹口日侨俱乐部集会，要求中国惩凶、赔偿损失及向日方道歉。20日，田中隆吉等又指使暴徒60余人前往三友实业社纵火。午后，日侨要求日本领事向上海市政府提出强硬要求，并持械游行，无端滋事。同时，日本政府派出海军陆战队乘舰急驶上海，以盐泽幸一为司令官，准备发动侵略战争。

　　1月27日晚间，日本驻沪总领事村井仓松向上海市政府提出最后通牒，要求道歉、赔偿、惩凶及制止反日行动，限48小时内答复。同时又集中日舰在黄浦江示威。调集日海军陆战队登陆布防。28日下午4时，上海市政府通知日本领事馆，对于所提条件全部接受。可是当晚11时10分，日本驻上海海军舰队司令盐泽幸一突又发出最后通牒性的“布告”，要求中国当局撤退闸北驻军并撤除该地防御工事。可是“布告”还没等送达中国方面，日军即在闸北开始攻击。驻沪十九路军总指挥蒋光鼐、军长蔡廷锴与淞沪警备司令戴戟对日军的猖狂侵略忍无可忍，在龙华淞沪警备司令部集议，决定不顾军政部长何应钦关于避免与日军冲突的电令，进行自卫还击，立即指挥全军进入阵地。

　　1月28日夜11时20分，日海军陆战队指挥官鲛岛下令三路向闸北中国守军阵地进攻：一路由北四川路向淞沪线天通庵车站进袭;一路由虬江路向宝山路攻击;另一路由北四川路向宝兴路进攻。闸北守军十九路军翁照垣旅首当其冲。在日军逼近前沿阵地时，翁旅长一声令下，万弹齐发，予日军以迎头痛击。闸北系街道市区，日军重武器无从发挥作用。十九路军装备虽远逊于日军，但爱国热情高涨，士气旺盛，勇敢善战。当日军装甲车冲入宝兴路时，十九路军兵士冒死攀登房屋高处，投掷手榴弹毁日军战车数辆。日机复飞临闸北阵地上空投炸弹及照明弹助战。及至29日天明，日军未获丝毫进展。

　　事变初起时，盐泽曾狂妄叫嚣：“上海一旦发生战事，四小时即可了事”。可是战端一开，中国将士的英勇抵抗，大出日军预料之外，战事遂演成旷日持久的大规模阵地战。其间历时30余日，约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自1月28日开战至2月7日止。战争在闸北地区进行，日军以海军陆战队为主，使用兵力达2.5万余人，由盐泽、植松两少将先后任司令官。中国方面以十九路军为主要战斗力量。六十师(师长沈光汉)及七十八师之一部守闸北，六十一师(师长毛维寿)警备江湾、大场一线，吴淞、宝山防线由七十八师(师长区寿年)及六十一师之一部担任。十九路军总指挥蒋光鼐抱病与军长蔡廷锴及参谋长赵一肩亲临前线指挥。这一阶段主要是进行市区街道战。十九路军以废垣残砾作为防御掩体进行战斗，日军的攻击一直胶着在宝山路一线不得进展。

　　第二阶段：自2月7日日军增援部队第九师团及第二十四旅团加入战斗起，至2月23日庙行之战为止。战区由闸北延伸到江湾、庙行、吴淞、宝山一线。日军改由植田谦吉任司令官。中国方面，张治中统率第五军(下辖王敬久之八十七师及俞济时之八十八师)及税警总团(团长黄杰)、中央教导队于2月8日驰往增援，担任江湾、庙行、大场一线防务。在此阶段内，日军向右翼延伸，企图迂回包围中国军左翼。战事重心遂移至江湾、庙行一线。因战区为河网地带，不利于日军作战，战事仍胶着于野战战壕中。其中以八字桥及庙行两地的争夺战最为激烈。

　　第三阶段：自2月24日日方上海派遣军组成，至3月2日中国军队放弃淞沪阵地为止。日军此时增派第十一、十四两师团，组成上海派遣兵，以白川义则大将为司令官。日军改变战术，加强炮兵火力，用战车与步兵协同攻击。日军投入兵力8万人左右，于3月1日发动全线总攻击，另以第十四师团约3万人迂回至浏河登陆。中国方面总计投入兵力约8万人。日军正面攻破中国守军江湾、庙行战线，其第十一师团又在长江方面七丫口登陆。中国守军至此处于腹背受敌的不利形势，不得不退守昆山至常熟一线。

　　淞沪抗战得到上海及全国人民广泛有力的支援。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及组织下，上海的日本工厂华籍工人举行抗日总同盟罢工。上海各界人民组织反日救国会，纷纷参加运输队、救护队并捐献大量物品支援前线;而抗日义勇军的兴起，更风起云涌。由于军民的英勇斗争，中国军队虽在劣势装备条件下，竟能与优势的日军在阵地战中相持月余，使日本侵略军遭受沉重打击，死伤万余人，四度更换司令官。淞沪抗战在我国近代抗御外来侵略战争史上写下了光荣的一页。

　　但是，国民党政府在此时不奋起抗战，继续错误地实行对内“剿共”、对外妥协的政策。国民党政府在战争初起时，即西迁洛阳，想依赖国际联盟的所谓对日制裁;在战争激烈进行时，唯恐事态扩大，不去对抗战作有力的支援。在英、美、法、意等国的“调停”下，中日双方于3月3日宣布停战。6日，蒋介石重新上台(蒋于上年12月下野)，任国民党南京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在蒋介石等人主使下，中日双方于24日开始进行谈判。5月5日，中日双方在上海正式签订《淞沪停战协定》。《协定》规定：日军得长期驻扎吴淞、江湾等地;自福山经安亭以迄苏州地区，交日、美、英、法等共管。另有“谅解”三项：①中国政府取缔抗日组织及活动;②十九路军换防;③浦东及苏州河南岸，中国不得驻兵。

　　在淞沪抗战中，如果中国凭借前线军队高涨的抗日士气与全国人民的抗日精神，加上有利的地理条件，是完全可以煞住日军的侵略气焰的。但由于蒋介石等人执行妥协政策，竟以屈辱的停战协定而告终。十九路军随即撤离上海，被调往福建参加“剿共”。蒋介石这种违反民意、违反民族利益的错误方针，引起了全国人民极大的愤慨，遭到了全国人民一致的谴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