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少年团
李友邦
抗日战争时期，有一支由散居福建等地的台湾同胞组织起来的台湾义勇队，在浙江坚持抗日，它是一支人数最多、创建时间最早、持续最久的台胞抗日队伍。它虽然仅存在短短7年时间(1939—1946年)，但在团结台胞参加祖国抗日和维护祖国统一方面发挥了重大的作用，在中国抗日战争史和台湾地方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在抗日救亡的高潮中，第二次国共合作很快在浙江形成。1938年5月间的一天，中共浙江省委书记骆耕漠在丽水街道上偶然遇到在浙江陆军监狱的难友李友邦。李当时无职业，寄居在一位每年跑几趟土特产生意和古董生意的同乡家里。
义勇队旧址
在第二次相叙时，李友邦向骆耕漠表示:当此民族危亡之际，应为抗战救国而贡献力量。他说，闽北崇安县有不少从台湾被迫流亡回祖籍的台胞，其中有不少志士仁人，或可动员组织。骆耕漠表示支持并向中共浙江省委统战工作委员会报告商议，在向省委委员吴毓同志(他代表省委单线联系统委工作)请示后，决定协助李友邦先到崇安县了解一下具体情况，试图开辟一个抗日救亡的新阵地。
诞生于浙江，壮大于浙江
1938年夏，李友邦本人先到闽北崇安，访问了流落当地的台湾同胞。他认为号召台胞参加抗日战争是可能的，是必要的，从而积极筹划组织一支台湾同胞的抗日队伍。1938年11月后，与秘书张一之又数次往返浙闽两省进行筹备和具体布置。1939年1月在金华成立了“台湾义勇队筹备委员会”，不久，把集中在闽北崇安县的第一批台胞28人(其中儿童6人)带来金华参加台湾义勇队。2月22日，在金华县城酒坊巷18号正式成立台湾义勇队，6名儿童也组成台湾少年团，李友邦任义勇队队长兼少年团团长。
1942年5月中旬，日军开始进攻浙赣线，浙江战役爆发，台湾义勇队奉命撤离金华，于1942年10月中旬到达龙岩。移驻龙岩时，队员“人数只有165人，一年后即扩大到180人，并改台湾义勇队为台湾义勇总队……共有3个区队，9个分队。”队员人数有了较大的增长，1944年达300人。到1945年队员人数已达381人，编为4个支队。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9月3日，李友邦即派副队长张士德，随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乘飞机赴台，在台北升起光复后的第一面中国国旗。9月，义勇队、少年团到厦门集中，候船返台。10月23日，义勇队先遣部队抵台，协助政府维护社会秩序及保管物资。12月8日，李友邦率领全体队员返台。
次年2月，国民党突然发布命令:“台湾义勇总队解散。”1947年“二二八”事件后，李友邦被国民党当局冠以窝藏共产党的罪名逮捕，押解南京。后经多方营救，被释放回台湾。1951年底，李友邦在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下又遭逮捕，在次年2月以“匪伙”的罪名惨遭杀害。
受益于国民党，受制于国民党
在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和共产党是当时中国政坛最主要的两大政治力量。作为在大陆的台胞之抗日队伍的台湾义勇队，其成立与活动难免要与国共两党发生关系。国共两党的斗争与合作，也会不同程度地对台湾义勇队产生影响。
台湾义勇队在筹备过程中，曾得到国民党方面的支持和帮助;其成立后隶属于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节制。
早在台湾义勇队筹备之初，李友邦就清醒地认识到，要使义勇队迅速成长和壮大，需要得到国民党方面的认可和支持。因此，第一是组织上需要合法化。台湾义勇队要实现自己的目标，必须取得政府当局的批准和领导;第二是生存发展的需要。义勇队要长期生存下去，必须在物质上得到政府支持。台湾义勇队每月得到政府4500余元的经费，保障了日常供给;第三是需要国民党地方当局的支持。在李友邦的积极努力下，国民党闽浙党政当局予以支持;第四是需要运用各种关系扩大影响。李友邦利用各种关系，邀请国民党上层人物和社会名流为台湾义勇队题词、写文章，扩大影响。
为了控制这支队伍，国民党当局在组织上进行渗透。在批准成立之时，他们要求台湾义勇队成立三青团。台湾义勇队于1943年1月正式成立了三青团中央团部台湾义勇队分团部。此外，国民党中央党部在闽成立台湾党部，以进行控制。
在经费上控制。为了限制台湾义勇队的发展，国民党当局往往把台湾义勇队排斥在正规军之外，经常在供应上扣发、停发粮饷，不供应日需物品。
引起周恩来重视，得到浙江省委帮助
台湾义勇队的筹建、创建和发展，始终得到共产党的帮助和支持。
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的周恩来，对台湾义勇队非常重视。1939年3月，周恩来到抗日前哨金华视察。他在金华听取刘英同志关于李友邦入党问题汇报时，对李友邦予以高度评价。他郑重地对刘英说，像李友邦这样的对象，应引导他们理解，暂留在党外进行抗日救亡活动，比到党内更有利于革命。他还指示:(1)台湾义勇队“要充分运用国民党的关系开展工作……让李友邦去找黄绍竑”争取得到他的帮助和支持。(2)“要尽量避免暴露这个工作与我党的关系，否则容易影响工作的开展”。
直到1956年的一天，张一之到北京饭店遇见周恩来时，谈起当年的情况，他还问起李友邦。当他得知李友邦已经牺牲时，叹息良久。
中共浙江省委还派党员干部协助台湾义勇队工作，在台湾义勇队建立地下党支部，有计划地培养台湾籍干部，建立了“台湾共产主义少年团”，后因怕暴露组织，停止了“台湾共产主义少年团”活动。此外，还利用台湾义勇队的合法地位，帮助新四军伤员养伤、为新四军进行药品采购和物资转运，起到党的联络站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