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生产运动中的红军战士。
正在插秧的红军战士。
从一个不为人知的小山沟，到全国有志青年争相投奔的革命热土，仅仅不到四年时间，延安完成了这个巨大的转折。在这里，最终酝酿出了中国历史的新走向。
实现这个转折的，是经过两万五千里长征，扎根黄土高坡的红军。这支肩负崭新任务的军队，在延安度过的13年里用自己特有的热情和方式，艰苦勤劳地塑造了接纳他们的土地，广袤的黄土高坡展露新颜。农业、工商、文化、教育、医疗……社会形态的各个方面都发生了深刻的改变。
这不是一支只管打仗的军队。打仗、做群众工作和生产是中国人民军队的三项基本任务，为此，也形象地称之为“战斗队、工作队、生产队”。正是因为人民军队能够把战斗队、工作队和生产队的任务结合起来，这支队伍才能够在困境中不断发展、壮大，才能在摧枯拉朽地推翻旧世界的同时，建设一个真正属于人民的新世界。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1940年前后，偏处西北一隅的陕甘宁边区和中共中央迎来了最困难的时期。日寇沿黄河防线虎视眈眈，随时可能向陕甘宁边区发动突然袭击。国民党政府不但停发了八路军的军饷，还沿途设卡，严令禁止粮食、棉花、布匹、药品、火柴、电讯器材等进入边区，造成边区的物资极度匮乏。
更加雪上加霜的是，从1940年至1942年，陕甘宁边区连续遭受水、旱、风、雹的侵袭，尤其是1940年灾情最为严重，受灾面积400多万亩，受灾人口50多万人，致使当年的春夏之交青黄不接，军民生活困难至极。
粮食减产了，而人口却在不断增加。抗战以来，延安和陕甘宁边区吸引了海内外无数热血青年和志士仁人，再加上为了粉碎敌人的军事威胁，中央又从前线调回来一批部队。至1941年，边区的财政供养人口已经达到7万余人。同时附近战区和灾区的难民也不断逃入边区，前后达17万人，这些都大大加重了边区的财政负担。
毛泽东回忆那段时光时曾说：“我们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服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
1941年6月的一天，固临县(位于今延长市和宜川县之间)有一位农民的一头毛驴被雷劈死了，他便当街大骂：雷公咋不打死毛泽东?!时隔不久，清涧县农妇伍兰花的丈夫在山上犁地时遭雷击身亡。她一边痛哭一边骂共产党，诅咒毛主席。这两名老百姓被举报后，很快被当地干部抓起来。
毛泽东听闻此事，当即亲自了解事件原委，发现此事起因于边区政府来自外部的财政收入基本断绝，不得不大量增收公粮。农民负担过重，心有怨气。两个农民随即被释放，没有受到任何责难。
但是“雷击事件”让中央更加深刻地认识到边区经济的困难，派出调查小组了解群众的生活状况。因为调查地点在延安的固临县，所以中共党史上称为“固临调查”。
十余万字的《固临调查》显示，中共中央刚在陕北落脚时，每年征收1.5万石(1石等于150公斤)公粮，到1941年时增加到了20万石，大约占收获总量的14%，青化砭乡公粮甚至占到老百姓打粮的20%，边区的老百姓已经不堪重负。
面对如此严峻的局面，毛主席喃喃自语：“我们是饿死呢?解散呢?还是自己动手呢?”过后，他代表中共中央坚定地回答：“我们是确信我们能够解决经济困难的，我们对于在这方面的一切问题的回答就是‘自己动手’四个字!”
“固临调查”之后，中共中央减少了边区老百姓的公粮指标，结合其他调查和部分部队开荒的经验，号召机关、干部、学校及军队全部投入生产，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在边区和各敌后抗日根据地全面铺开。
陕北好江南
“来到了南泥湾，南泥湾好地方，好地呀方……”这首由诗人贺敬之填词的歌曲人们耳熟能详，但是中共中央刚到陕北时，南泥湾一片荒凉，野兽出没，人烟稀少，是人称“烂泥湾”的不毛之地。
1940年4月，在陕甘宁边区建设厅工作的农业专家乐天宇(中共早期党员、毛泽东的同乡和老友)提出了《陕甘宁边区森林考察团工作计划》。经过当年6月-7月间的详细考察，考察团提出了开垦南泥湾增产粮食的建议。
听闻延安的附近就有生产粮食的风水宝地，朱德很是兴奋，三次带着乐天宇到南泥湾实地勘察。此后，朱德向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提出了开发南泥湾的建议，并很快得到了批准。
朱德一纸令下，调359旅垦荒南泥湾。
1941年3月，359旅的指战员们以“一把镢头一支枪，生产自给保卫党中央”的雄心壮志，浩浩荡荡开进了南泥湾。南泥湾地处延安东南45公里的黄龙山，与国民党统治区接壤，是延安的南大门。初进南泥湾，没有房子住，战士们就用树枝、杂草搭起窝棚，甚至露宿野外。没有鞋子穿，就自己编草鞋。粮食不够吃，就挖野菜、采野果、打猎。每人连一件开荒的工具都保证不了，就收集废铜烂铁，自己打造。夏天没有单衣，就光着膀子干活，冬天没有棉被，就砍柴烧炭御寒取暖。
上至旅长王震，下到马夫、伙夫，359旅全员编入生产小组，创办了“新中国”大农场。朱德多次到南泥湾参加劳动，对于这场大生产运动，朱德曾说：“敌人来了，就去打仗;敌人不来，就搞生产，用我们的双手，做到生产自给，丰衣足食。”
在指战员们的艰苦奋斗下，当年全旅就开荒地1.1万多亩，每人平均种植粮食蔬菜6亩。他们依靠自己勤劳的双手，挖出一排排窑洞，兴建了纺织、木工、造纸、制鞋、肥皂等工厂，开办了盐井、炭井、磨坊、油坊、骡马店等。到1944年，开荒种地26万多亩，产量3.5万石，收棉花2500公斤，全旅吃穿用完全能自给自足，不但不要政府一分钱、一粒粮、一寸布，反而每年向政府缴纳公粮1万石。
这可能是世界上最独特的军队。军队从来都是领军饷、吃公粮，而359旅非但不吃公粮，还能上缴。毛泽东也给了359旅最高的评价：“这是一支战无不胜的队伍。”
像359旅一样，边区留守部队“背枪上战场，荷锄到田庄”，南泥湾、槐树庄、大风川等不毛之地，变成了一处处陕北好江南。陕甘宁边区的大生产运动，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为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总后方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农业上，耕地面积由1941年的1213.2万亩增加到1945年的1425.6万亩，比1938年增加了七成。粮食产量上升到186万石，除去军民消耗外，还余粮28万石。在一个经济十分落后且又被严重封锁的贫困山区，创造了“耕三余一”、“丰衣足食”的奇迹，老百姓上交公粮占总产量的比例也由1941年的13.85%降到了1945年的7.75%，减轻了百姓负担。
延安新世界
从国统区、沦陷区，海外……大批有志青年和革命志士历尽千辛万苦，奔着宝塔山上的灯光而来，汇集到延河岸边。
延安的巨大魅力是如此绚烂多姿，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感受。但无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不管他是什么身份，什么立场，在亲历了延安的生活后，都会发出一致的感叹：这是一片充满巨大魔力的热土。中国共产党和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创造了这片热土。这支军队不但给这里带来了革命的火种，也带来了方方面面的新事物、新制度、新风尚，改造了这里的土地，这里的社会，这里的生活。
乐天宇在实施《陕甘宁边区森林考察团工作计划》过程中，发现延安地区适合种植苹果。1940年，他为延安引入了西洋苹果乔木，由此拉开了沿岸地区苹果种植的序幕。80年前不知苹果为何物的延安，现在已经成为了全国苹果外销基地之一。
南方来的红军，给黄土高原带来了水稻种植技术。359旅在南泥湾插下了第一株稻秧，绿油油的稻田把南泥湾真的装扮如江南。
西医是随着红军的到来才被当地百姓接受。从1938年开始，陕甘宁边区医院、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中央医院等大型医院先后成立，红军中的国际主义战士，很多都是医生，加拿大的白求恩、美国的马海德、印度的柯棣华、苏联的米勒、阿勒夫……这些“洋大夫”在医院里出诊，X光室、手术室等现代医疗设备成为标配。
20%的边区经费用在教育上，这是红军到达陕北建立边区政府后下发的硬性规定。边区政府在1937年成立以后的第一项大型工作，就是设立了夜学、冬学、识字促进会等社会教育机构。当年办起冬学19所，学生1万余人;小学从45所增加到120所。到红军转变为解放军撤离延安的时候，这里已经有小学1377所，学生三万余人。
红军驱走了沉积多年的封建陋习。毛泽东曾说：“陕甘宁边区是全国最进步的地方。这里一没有贪污官吏，二没有土豪劣绅，三没有赌博，四没有娼妓，五没有小老婆，六没有叫花子，七没有结党营私之徒，八没有萎靡不振之气，九没有人吃摩擦饭，十没有人发国难财。”
1940年，著名爱国华侨陈嘉庚组织南洋华侨慰劳团回国慰问，为国内援助了大量的抗日资金和物资，期间他在延安访问了八天。后来在新加坡的万人大会上，陈嘉庚比较了国民政府的战时陪都重庆和共产党人的延安，他由衷地感慨：“中国的希望在延安!”
1944年，美国官方代表——美军观察组访问延安。看到的是这样的场景，民众与官员打成一片，路无乞丐，家鲜赤贫，服装朴素，男女平等，妇女不穿高跟鞋，不涂口红，文化运动极为认真，整个地区如同校园，青春活泼。与重庆相比，完全是另一个世界。
“在对延安的访问中，我真正体会到了共产党常常说的为人民服务。要是我在延安住上11天，那我也一定会成为一个共产主义者。”美军观察组成员、美国《先锋论坛报》记者斯蒂尔感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