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工农民主统一战线(1927年8月—1937年7月)
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新军阀在帝国主义支持下，建立起一个代表地主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利益的独裁专制政权。中国共产党继续推进彻底地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领导了十年土地革命战争。在土地革命时期，党紧紧依靠农民这个革命主要同盟军，建立和巩固工农民主统一战线，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新道路。当日本侵略者发动侵华战争，民族矛盾上升为社会主要矛盾之时，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大义为重，在瓦窑堡会议上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主张。西安事变，特别是全国抗战的爆发，促进了国共第二次合作的实现，掀起了全民族抗战的新高潮。
和平解决西安事变
正当中共中央采取逼蒋抗日方针的时候，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为了“停止内战、联共抗日”，在多次“苦谏”“哭谏”蒋介石无效反而遭到斥责后，被迫采取“兵谏”，在西安临潼扣留了前来部署“剿共”的蒋介石以及陪同的国民党军政要员，向全国发出通电，提出改组南京政府、停止一切内战、释放爱国领袖和一切政治犯、开放民众爱国运动、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之政治自由、确实遵行总理遗嘱和立即召开救国会议等八项主张。13日，张、杨宣布撤销西北“剿匪”总司令部，成立由张、杨担任正副委员长的抗日联军西北临时军事委员会，解散国民党省党部，成立民众运动指导委员会等。这就是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张学良(右)与杨虎城(左)
事变发生后，国内外各种政治势力的反应强烈。亲日派企图发动所谓讨伐战争，实质想置蒋介石于死地，以取而代之;亲英美派则希望和平解决，以维持他们的统治。爱国救亡团体和民主进步人士对事变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和救亡团体发表通电，竭诚拥护张、杨的救国行动和主张，主张和平解决事变。
西安事变发生当夜，张学良急电中共中央请求派代表到西安共商大计。12月13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毛泽东肯定这次事变是革命性的，行动、纲领都有积极意义，并指出我们不是正面反蒋，而是具体指出蒋介石个人的错误，不把反蒋抗日并列。17日，中共中央派周恩来、博古、叶剑英组成中共代表团到西安与张学良、杨虎城商谈解决西安事变的有关问题。在弄清情况后，18日，中共中央以中华民族大局为重，致电国民党，提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五项条件，即召开抗日救国代表大会;自陕甘撤退“中央军”，援助晋绥抗日前线，承认红军和西安方面的抗日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开放人民抗日救国运动，释放一切政治犯;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中共中央的态度和主张，得到全国各界爱国人士和许多国民党上层人士的赞同。19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全面分析西安事变的性质和发展前途，经过反复研究，确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基本方针。为制止亲日派发动内战，红军主力集中到三原、泾阳等县，准备配合东北军、西北军。同时，中共中央致电北方局刘少奇和上海的潘汉年，告知党的和平解决事变、避免内战的方针，提出应对措施。
周恩来等还在西安广泛接触了东北军、西北军的广大官兵以及社会各界人士，了解情况，宣传党团结抗日的方针政策。21日，党中央根据对形势的进一步分析和了解，提出“扶助左派，争取中派，打倒右派，变内战为抗战”的策略和“争取蒋介石、陈诚等与之开诚谈判”，在对和平解决的条件“有相当保证时，恢复蒋介石之自由”的行动方针。12月23日至24日，周恩来作为中共中央的全权代表，参加张学良、杨虎城同南京政府代表宋子文、宋美龄所举行的谈判，并在会谈中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经过两天谈判，迫使蒋介石作出了六项承诺：
(1)改组国民党和国民政府，驱逐亲日派，容纳抗日分子；
(2)释放上海爱国领袖，释放一切政治犯，保证人民群众的自由民主权利；
(3)停止“剿共”政策，联合红军抗日；
(4)召开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救国会议，决定抗日救国方针；
(5)与同情中国抗日的国家建立合作关系；
(6)实行其他具体的救国办法。
24日晚，周恩来会见蒋介石，再次向他阐明中国共产党团结抗战的真诚愿望。蒋介石表示接受谈判达成的协议，但要不采取签字的形式，而以他的人格担保履行这些条件。随后，张学良决定尽快把蒋介石放走。12月25日，他在没有和周恩来商量的情况下，亲自陪送蒋介石回南京，被蒋介石囚禁。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它粉碎了亲日派和日本帝国主义者的阴谋，促进了中共中央逼蒋抗日方针的实现。从此，基本结束了十年内战局面，国共两党关系开始改善。
促进第二次国共合作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第二次国共合作本应早日实现，但蒋介石不仅不履行承诺，而且在抗日问题上态度动摇。中国共产党继续动员全党和全国人民巩固和平，争取民主，实现全民族共同抗战，同时推动与国民党的一系列谈判，直到七七事变爆发后的1937年9月，第二次国共合作才得以正式实现。
为促进国共两党合作的实现，1936年12月27日，中共中央向党内发出《中央关于蒋介石释放后的指示》，指出：为达到抗日目的，必须“继续督促与逼迫蒋介石实现他自己许诺的条件”，改革国内政治，扩大与巩固陕甘两省首先成为抗日根据地等。1937年2月10日，中共中央致电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提出五项要求，即
停止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
保障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
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代表会议，集中全国人才，共同救国；
迅速完成对日抗战之一切准备工作；
改善人民的生活。
电文指出，如果国民党将上述五项要求定为国策，中国共产党愿意作出四项保证，即
实行停止武力推翻国民政府的方针；
工农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
特区实行彻底的民主制度；
停止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坚决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共同纲领。
五项要求是积极的、合理的，四项保证是中国共产党为结束国内两个政权的对立、实现国共合作所作出的重大的、有原则的让步。这种原则的重要表现就是：
一是国民党必须抛弃内战独裁和对外不抵抗的政策；
二是在特区和红军保持共产党的领导，保持工农已取得的权利；
三是在国共两党关系上必须保持共产党的独立性和批评的自由。
共产党的主张得到广大爱国人士的赞同，也进一步推动了国民党内抗日派对亲日派的斗争。宋庆龄、何香凝、冯玉祥等人在2月15日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上提出恢复孙中山先生的联俄、联共与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案，呼吁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会上，国民党民主派同以汪精卫为首的亲日派进行了激烈斗争，最终通过了一个实际接受中国共产党提议的决议案，表明国民党的政策已经由内战转向抗日，由反共转向联共，正在接受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为敦促蒋介石履行其在西安事变中承诺的六项条件，促进国民党早日实行联共抗日的政策，中共中央派出代表直接同国民党代表谈判。从1937年2月开始到7月全国抗战爆发前，先后派周恩来、叶剑英、林伯渠、博古等同国民党代表顾祝同、贺衷寒、张冲及蒋介石、宋子文等人，在西安、杭州、庐山举行了多次谈判。
1937年6月，周恩来等(左三)在庐山。
蒋介石在谈判中的基本企图是首先把共产党、红军和陕甘宁边区置于国民党控制之下，不许共产党有独立性，不许人民革命力量发展。其真实目的，就是用和平方法限制和削弱共产党的力量。党中央对蒋介石通过谈判来达到收编红军、取消陕甘宁边区政府、溶化共产党的企图进行了揭露和斗争。同时，从大局出发，在两党合作的组织形式以及边区政府的人事安排上作了重大让步。
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
1937年5月中国共产党中央在延安举行的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会场。
在推进国共谈判、促进国民党早日实行联共抗日政策的同时，党中央采取一系列重大步骤，带领全党把工作重点由工农民主统一战线转向推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1937年5月2日至14日，在延安召开了由苏区、白区和红军代表参加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当时称苏区代表会议)。会上，毛泽东先后作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和《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两个报告。
毛泽东的讲话和会议主要精神包括：
一是进一步阐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势和任务，明确了党在当前阶段的任务是巩固和平、争取民主、实现抗战三位一体。
二是阐述了共产党的最高纲领与实行三民主义的关系。
毛泽东指出：在民族危机极端严重形势下，两党重新合作，并领导人民坚决地实行起来，是完全适合于中国革命的历史要求，而应为每一个共产党员所明白认识的。同时共产党人决不抛弃其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民主革命是争取社会主义胜利的条件。三是强调在统一战线中坚持党的领导权的重要性。
毛泽东还提出了实现政治领导的方法：
根据历史发展行程提出基本的政治口号，和为了实现这种口号而提出每一发展阶段和每一重大事变中的动员口号。
按照这种具体目标在全国行动起来时，无产阶级，特别是它的先锋队—共产党，应该提起自己的无限的积极性和忠诚，成为实现这些具体目标的模范。
在不失掉确定的政治目标的原则上，建立与同盟者的适当的关系，发展和巩固这个同盟。
共产党队伍的发展，思想的统一性，纪律的严格性。
毛泽东指出，在新形势下，过去在两个政权敌对路线下的斗争方式、组织方式和工作方式，应当有所改变，为此需要重新学习，既要向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作斗争，又要向尾巴主义作斗争。
5月17日至6月10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白区工作会议。出席会议的主要有北方局及其所属地区党组织负责人。刘少奇、张闻天作报告，毛泽东讲话。会议总结了八七会议以来特别是瓦窑堡会议以来华北地区白区工作的经验，比较系统地揭露和批评了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的错误。刘少奇在报告中阐述了党与群众的关系，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的关系，领导群众斗争的策略以及党的思想转变等问题。会议着重阐明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新形势下，党在白区工作的基本方针、策略和任务，以及为实现这些必须做的党的组织工作和群众工作，要求党在白区的实际工作中贯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
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和白区工作会议统一了新形势下党的政策思想，增强了党内团结，批判了关门主义、宗派主义和冒险主义倾向，进一步明确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本方针和斗争策略，为即将到来的全国抗日战争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做了重要准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