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5月2日，在充分准备的基础上，中国新民主主义文艺发展史上一次重要的会议——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了。当天召开了第一次会议，后又分别于5月16日、23日，开了两次会议。朱德出席了第三次会议，并作了简短发言。朱德既有情又有理地指明了延安文艺界存在的错误思想，还用浅显通俗的大白话道破了文艺界整风的实质，把会议推向了高潮。朱德讲话后，毛泽东作会议总结。可以说，朱德的讲话，为毛泽东的会议结论作了一个很好的“引言”。
“一个马列主义的艺术家应当是一个好的宣传家”
朱德开门见山便热情歌颂了中国共产党和在党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的伟大功绩。延安整风初起时的抗战形势，正如1942年3月毛泽东等人在给八路军留守兵团保安部队的慰问信中所写到的：“胜利的光明已经在望，这个日子已经不远。”这时日军兵力严重不足并节节败退，而我们渡过了抗战中最困难的时期，抗日力量又在不断增长，并准备开始战略反攻。这些成绩的取得，如果没有党的领导，没有党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的顽强奋战，没有各抗日根据地民众“最后一粒米拿去作军粮，最后一尺布拿去作军装，最后一个娃送去上战场”如此鼎力的支持，是决然不可能的。对此，朱德在讲话中毫不掩饰地指出：“八路军和新四军为了国家民族流血牺牲，有功又有德，为什么不应该歌?为什么不应该颂?”朱德的这一观点，得到了毛泽东的极大认可，指出“一切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必须歌颂之，这就是革命文艺家的基本任务”。
在讲话中，朱德歌颂共产党及在党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的功绩，他的深意还在于，勉励文学艺术工作者要创作更多更好的文艺作品为工农兵服务。对此，朱德主要从宣传工作的角度分析了艺术在其中的价值与作用。朱德认为，要想打胜仗，至少要有两件得力的武器：一是枪，即真刀实枪的战场比拼;二是笔，指有理有力的宣传工作。在朱德看来，“一个宣传家不必是一个艺术家，但一个马列主义的艺术家应当是一个好的宣传家。”“如果我们的宣传工作做得更好，同艺术工作结合得更密切，则我们的成绩将更大。”这就道出了艺术要为工农兵而创作的重要意义，即是说文学艺术工作者要通过做“好的宣传家”，担当起革命的宣传工作。在当时的形势下，最首要的就是要宣传如何在党的领导下坚持抗战、团结抗战，从而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赋能以工农兵为主体的革命斗争，确保斗争的最终胜利。这就把文学艺术工作者的使命担当与党的事业、革命的前途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
“到工农兵群众中去”
当讲到文艺工作要为工农兵服务时，朱德毫不隐晦地批评了当时延安文艺界存在的一些错误思想。比如，针对有一位作家自视过高，看不起工农兵群众的问题，朱德指出：一个人不要眼睛长得太高，要看得起工农兵。要知道，自以为是高水平，或许实际并不是真的“高”，究竟真“高”与否，工农兵才是最终的评判者。所以，对于这位宣称要做中国第一甚至是世界第一的作家，朱德不客气地说：“中国第一也好，世界第一也好，都不是自封的，都要由工农兵批准才行!”在这里，朱德所说的由工农兵来判定作家的水平高低，并不是简单的就事论事，更重要的是意指文学艺术要和工农兵群众结合在一起，只有走进工农兵群众之中，才能得工农兵群众之心。由此，朱德进一步向文艺工作者提出要求：“到工农兵群众中去。”这个响亮的号召，也有力回应了当时一些作家认为怀才不遇、没有受到更大重视的错感。朱德听说，有作家借用唐朝著名诗人李白的诗词“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来发泄延安无人能识己的不满。对此，他在讲话中指出：“你到哪里找韩荆州?在我们这个时代，工农兵里就有韩荆州!只有到工农兵群众中去，你才能结识许许多多的韩荆州。因此，我们搞文艺工作的同志，要密切联系工农兵群众，用我们的笔杆子，为广大人民服务。”言语之间明显体会到，朱德是站在文艺工作者的角度去阐释文学艺术工作为什么要为工农兵服务、怎样才能更好地为工农兵服务的道理。这样就在讲理的过程中增加了适当的情感带动，促使广大文艺工作者能够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走进工农兵群众的斗争中去，去充沛实际的生活经验、斗争经验，从而创作集革命的政治内容、工农兵群众的斗争生活、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于一体的作品。
“把屁股坐到无产阶级的方面来”
在这次座谈会上，还发生了革命作家要不要经过由小资产阶级思想向无产阶级思想转变的争论。对此，朱德直截了当地说：“哪里不要转变啊!”在这个问题上，朱德深刻认识到：“在阶级社会里，艺术是为一定阶级服务的，绝对不能超然。”因此，有小资产阶级思想的作家，一定要有思想转变，实质是阶级立场向无产阶级的根本转变。朱德还强调：“岂但转变，我说就是投降!”对于这一意义上的“投降”，据时为鲁迅艺术学院戏剧系教师的干学伟后来回忆，朱德的态度非常鲜明：“我看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应该投降无产阶级，把屁股坐到无产阶级的方面来。”
讲话中，朱德具体回顾了他当年的心路历程：我是旧军人出身的人，我觉得救中国只有参加中国共产党，我就到上海找共产党。共产党不要我，我就到了德国。在德国我终于参加了共产党。后来干了几年，大家觉得我还可以，就叫我当了个总司令。我这就是旧军人投降无产阶级。讲到这里，朱德又作了一个特别的解释：“我投降了无产阶级，并不是想来当总司令，我只是替无产阶级打仗，拼命做事。”事实的确如此。要知道，朱德在入党之前，就已经在旧军队中有了比较高的职务，但他毅然决然要走出旧秩序，走进无产阶级的新秩序中。在讲话中，朱德用这种现身说法的方式教育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要把立足点“投降”到无产阶级这方面来，极具说服力和影响力，为我们党拥有大批无产阶级的、具有正确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的文艺工作者，拥有真正无产阶级的文艺起到了切实的促进作用。
众所周知，当时在延安的知识分子、文艺工作者中有相当一部分来自城市。相较于此前在城市里的生活，在延安的生活就显得很艰苦了。于是，有人抱怨说延安生活太苦、太艰辛。当听说这一思想状况后，历来倡导要艰苦奋斗的朱德在讲话中语重心长地说：现在延安的生活比起我们从前过雪山、草地的时候，已经是天堂了。外面大城市吃的、住的、穿的东西比延安好;但是，那里再好，是人家的;延安的东西再不好，是我们自己的啊!当时，正值解放区军民在党中央和毛泽东的领导下开展大生产运动，所以朱德的一句“延安的东西再不好，是我们自己的啊”，正是对解放区军民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最真实的写照，实际上也是在真诚地唤醒延安的文艺工作者要在艰苦的革命环境中，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始终保持文艺工作坚定的政治方向。
朱德的这次讲话，在延安文艺工作者中引起了很大的震动。在文艺座谈会上听过朱德发言的文学家何其芳后来说：“这简短的讲话，却给了我一个永远不可磨灭的印象”“我相信从它们，更多的人可以和我一样感到他的人格和思想的光辉，也可以和我一样得到重要的启发”。的确，朱德的讲话，不仅具有厚重的历史气息，也具有渊远的理论价值，至今仍然很有启发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