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次接触之前，美国人对延安的印象是矛盾的，一边是斯诺等西方进步记者报道中的“红色延安”，一边是国民党政府对外宣传的“反动延安”。真实的延安究竟是什么样?经过与延安军民900多天的近距离接触，观察组成员最终看到了一个孕育着中国希望的圣地。
▲毛泽东、朱德与美军观察组成员在延安。
▲1944年，美军观察组空降延安。
▲国际友人林迈可与观察组成员共进晚餐。
在延安中学，一片现代化的建筑包围之中，有8孔古朴的窑洞，窑洞由条石砌成，已经略显残破。但在上世纪40年代，这里却是延安军民为欢迎美军观察组专门修建的“豪华住所”。
1944年下半年，美军观察组共18人分两批先后抵达延安。这个正式名称为“美军中缅印战区驻延安观察组”的代表团，由美国军官、外交官、医生和专业技术人员组成，是“美国同中共领导之间正式接触的开始”。
在这次接触之前，美国人对延安的印象是矛盾的，一边是斯诺等西方进步记者报道中的“红色延安”，一边是国民党政府对外宣传的“反动延安”。真实的延安究竟是什么样?经过与延安军民900多天的近距离接触，观察组成员最终看到了一个孕育着中国希望的圣地。
太阳照耀的地方
1944年7月22日上午，重庆雾气弥漫，天色灰暗，一如往常地炎热潮湿。一架美军C-47运输机从重庆九龙坡机场起飞，越过四川盆地和大巴山，直奔黄土高坡上的小城——延安。与运输机一同飞行的，还有三架护航的战斗机。
这架神秘的运输机上搭载了9名美国人。除飞行员外，包括美国陆军上校包瑞德、美驻华使馆二等秘书谢伟思、美国陆军步兵部队和战略情报局约翰·高林上尉等8人，他们身份各异，却共同隶属于一个新成立的小组——美军中缅印战区驻延安观察组。
派遣一个军事观察组进驻中共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延安，美国人早在1943年就有了这个大胆的设想。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出于对日作战的总体考虑，迫切需要中国战场拖住更多日军兵力，因此一直从经济和军事上援助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然而，扶蒋抗日的美国对蒋介石和他的军队并不满意，尤其是中缅印战区美军司令约瑟夫·史迪威。
史迪威毕业于美国西点军校，参加过一战，多次任美国驻华武官，曾被《时代》周刊称为“一位真正的老中国通”。1942年3月，史迪威第五次来华，担任盟军中国战区参谋长兼中缅印战区美军司令。这位性格粗犷、心直口快的“中国通”，与蒋介石的关系几乎从一照面就不大融洽。第一次缅甸战役失败后，两人关系进一步恶化，蒋介石抱怨失败全在史迪威不听指挥，而史迪威则向罗斯福告状，打不赢是因为“花生米”——花生米是美国俚语，特指野心大而能力差的人，史迪威在日记里就直接用“花生米”指代蒋介石。
对蒋不满的史迪威等美国人很快注意到了中国的另一支力量，这就是活跃在敌后根据地的中国共产党抗日武装。
从1942年6月开始，史迪威的政治顾问、美国驻华使馆二等秘书约翰·戴维斯就曾多次访问当时在重庆的周恩来。1943年初，戴维斯第一次同史迪威讨论了派遣一个观察团前往陕北的话题，史迪威当时表现得颇感兴趣，无奈眼前要处理的事务繁杂，一时耽搁了。1943年6月24日，戴维斯将这个建议落在了纸面上，他写了一份长达10页的备忘录递交给史迪威，同时将一份副本送到了美国国务院。可惜，国务院没有什么回音。
半年后的1944年1月15日，戴维斯在一份简短而措辞激烈的备忘录中，再次强调了派遣观察团前往边区的必要性。他写道，自从1938年美国海军陆战队的艾文斯·卡尔森上尉访问延安后，还没有一个美国观察家访问过中共根据地，关于中共活动的所有信息都是二手的，“中国共产党曾多次暗示欢迎我们派遣军事观察组去，但是随着形势的变化，他们的态度可能会改变，因此我们需要在还受欢迎的时候及时派遣一个军事政治观察组去那里了解情况。”也许是因为这份备忘录简洁明了，这一次终于引起了罗斯福总统的注意。
1944年2月9日，罗斯福向蒋介石发出电报表示：他将很愿意看到一个观察组被派到共产党地区，以增强关于中国北部和东北的日军情报的来源。他请求蒋介石予以支持和合作。蒋介石当然不希望美国官方和军方直接与共产党建立联系，但他不能直接拒绝罗斯福，就在回电中委婉地提出“为了观察使团的效率，它的巡回路线只应在国民政府保持着政治控制的或有政府军队驻扎的地区中选择。”国民政府保持政治控制或驻扎军队的地区，当然不包括中共的根据地。
罗斯福没有就此罢休，先后于3月9日和22日再次给蒋介石发电报。为给蒋介石施压，史迪威还推迟了将中国军校学员送往美国受训的时间。种种压力下，蒋介石不得不做出些姿态，表示原则上同意。
后来被史迪威选为美军观察组团长的包瑞德就在这时接到了赴重庆的命令，他得知自己可能是这个观察团的领导者，顿时充满了干劲儿。可包瑞德的满腔热情很快被泼了一盆冷水，他在回忆录中写道：“我接到通知，要我在5月初回到桂林，恢复在Z部队的职务，不要再过问使团。”显然，国民政府所谓的“同意”，仅仅是口头上的同意，在具体行动上仍然是不停拖延。
但蒋介石并没能拖延太久，1944年6月，罗斯福又派副总统华莱士访华，议题之一就是与蒋介石磋商派遣军事观察组考察事宜。华莱士与蒋介石会面时，罗斯福再次发电报明确表示，他在派遣观察组问题上持赞成态度。最终，在美国的巨大压力下，蒋介石不得不同意让步。
作为由中缅印战区派驻的使团，美军原本对使团的称呼是“美军代表团”或者“中缅印战区美军观察团”，却遭到了蒋介石的激烈反对，他认为称其为“团”规格太高，提议将其改名为“视察组”。“视察组”的名称传到延安，毛泽东评价说，“视察”通常是上级对下级的莅临检查，这种称呼显然不合适。后来，经过美国、重庆、延安三方面的磋商，代表团的名称最终确定为“美军中缅印战区驻延安观察组”。
美军观察组终于正式成立了。7月初，包瑞德再次被召至重庆，投入了使团出发前的准备工作。他和观察组的成员们更习惯用另一个代号称呼这个新的观察组——“迪克西使团”。这个名字的准确含义并没有出现在文件档案中，但许多年后，使团的灵魂人物之一谢伟思曾这样解释，“迪克西”有两个意思，一是指美国南北战争时南方反叛的各州，另一个意思是太阳照耀的地方。延安对于当时的他们而言，就是这样一个令人向往的太阳照耀的地方。
“与重庆另一世界”
美军观察组第一批成员很快来到了太阳照耀的延安。1944年7月22日中午11时30分左右，晴空万里，包瑞德等8名观察组成员乘坐的飞机降落在延安机场。
说是机场，其实只是一条相对平整的临时跑道，地面并没有任何导航设备，飞机驾驶员钱皮恩能依靠的，只有山顶上矗立的黄色宝塔和黄土高坡上热情欢迎的人群。简陋的机场上，钱皮恩操纵着飞机稳稳地着陆了。不料，就在飞机要离开跑道停下来为后面的护航战斗机让道时，“砰”的一声巨响，飞机突然向左一歪，停了下来，周边顿时尘土飞扬。包瑞德和钱皮恩跳下飞机一看，发现飞机的左轮陷入了一个无人留意的旧坟坑里，飞机与地面相撞，左边的螺旋桨和机头被撞坏了，螺旋桨像方向失控的尖锐刀片，一下子切入了飞机的驾驶员舱位。如果不是螺旋桨切入飞机的刹那，钱皮恩正在俯身关掉发动机，他很可能就要因此丧命了。
此前，接到美军观察组即将到延安的消息后，毛泽东就极其重视。延安许久没有飞机往来，延安军民花了好几天时间，才平整了废弃许久的机场跑道。毛泽东还专门把懂航空的同志请到自己的窑洞里，研究美军飞机的安全着陆问题。随后，他在7月4日亲自草拟了一份电报，详细介绍了机场的长度、宽度和走向等情况，由林伯渠和董必武向美方转达。
准备工作如此细致，竟然还是出现了意外，欢迎人群陷入了一阵混乱。但很快，观察组成员依次走下飞机时，就看到了恢复镇静的周恩来、朱德、叶剑英、彭德怀等中共领导人。周恩来上前握住团长包瑞德的手，坦诚地说：“组长，一位英雄负了伤，我认为您的飞机是一位英雄。很幸运，另一位英雄也就是您自己没有受伤。毛主席要我向您转达，他对您的安全到达表示慰问。”52岁的团长包瑞德上校在中国生活多年，能讲一口地道的老北京话，他引用了《论语》中的一句话回答道：“伤人乎?不问马。”一场紧张的意外就这样化为了轻松的笑谈。
当天下午，观察组的成员被安排进窑洞住宿，而延安军民迅速开始修整机场跑道。观察组成员很快发现，中午还在飞机旁迎接他们的八路军总参谋长叶剑英，竟然也在整修机场的劳动人群中。美国人几乎惊呆了，他们从来没见过这样的军官，在重庆，就算是营长或连长，也不会这样和士兵百姓们一起干粗活。受到感染的美国人挽起袖子，和中国人一起劳动起来。
这一幕被观察组成员约翰·高林用相机记录了下来，而这仅仅是他们看到的延安新鲜生活的开始。
由于飞机受伤，本来计划随后就到的第二批观察组成员，直到8月7日才抵达延安。前后抵达的18名观察组成员被安排入住在延安北门外的几孔窑洞，窑洞由条石砌成，洞内地面铺上了灰砖，外面还设有木柱组成的走廊，用当时担任观察组翻译的凌青的话来说，“是当年全延安最豪华的窑洞宾馆”。但美国人开始仍不适应，在他们看来，窑洞只是“凹进陡峭山坡约15英尺深的浅洞”，室内摆设“像斯巴达人一样简朴，一张粗糙的桌子，一两把简易木椅，每人一张台架床(即把木板放在木架上)，一个搪瓷洗脸盆架和一个毛巾架，没有地毯。”房间内外根本没有什么水管，厕所被安排在与住房距离比较适当的地方，这还是特意为外宾们建造的。
开始时观察组成员不会生炉子，常常是炉子还没点着，整个窑洞里浓烟弥漫。观察组的医生卡斯伯格不得不警告观察组成员，不要在烧炭时关闭门窗，他不止一次将包瑞德等人从烟雾中拯救出来，令人哭笑不得。但是开着门窗，又会有苍蝇、蚊子、蜈蚣甚至老鼠跑进窑洞。
物质条件无疑是艰苦的，好在，观察组成员非常清楚，“我们就没有打算在这里过舒适的生活”。并且，对于观察组的衣食住行，中共领导人无微不至地一一过问。有一次，观察组成员换洗衣服后问是否有熨斗，当时中共领导人穿的都是粗布做的宽大衣裳，上面还三三两两打着补丁，熨斗是极为罕见的，但杨尚昆还是让人给他们找了一个烧木炭的老式熨斗。
为了照顾美国人的饮食习惯，中央办公厅特意调来了学过西餐的厨师。李耀宇就是这个时候被安排到延安的，他曾回忆说，为了给美国人改善伙食，他“把一只汽油桶改造成烤炉，烤起了羊肉和整鸡。延安无鸭，我们就用烤鸭和脆皮鸡的混合工艺，烤出皮脆肉嫩、纯香四溢的‘延安鸡’。大厨把猪肉剁碎，加入调料，放入烤炉，烤成外脆里嫩、味道鲜美的碎肉饼。‘延安鸡’和烤肉饼餐餐都被美军官兵吃得一干二净。”
尽管生活相当简朴，但延安军民所呈现出来的精神面貌，还是给观察组成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几十年后的1970年，包瑞德在回忆录中这样陈述他对中共的印象：“在重庆，我们所到之处都能看见警察和卫兵;在延安，我所见到的任何地方，包括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部，都没有一个卫兵。在毛泽东朴素简陋的住处前面，即或有什么人在站岗，这对于一个偶然的过路人来说，也是不显眼的……如果什么人打算暗杀毛泽东，在我看来似乎是非常简单的，但事后逃脱就是另外一码事了。”
观察组成员对国民党区域有一个共同的印象，“征兵当局用绳子将壮丁捆成一串”，但在延安，这种被捆着去当兵的人，包瑞德从未见到过。他还回忆说：“在华服役期间，我有好几次看见国民党的军官其中包括一位两星将军抽打士兵的耳光，这种情形我在共产党区从未见过。”
观察组的另一名成员约翰·高林则对随时出现在街头漫步的中共领导人印象深刻，他写道：“领导人轻松地在他们的人民当中走来走去，并且经常和邀请他们的人一起跳舞。”“士兵和军官在轻松的同志式友爱气氛中，相互谈天和开玩笑。在集会上不安排座次，在讨论中，毛和所有其他人都简单地被称作‘同志’。”
这一切，让包瑞德不由得发出感叹：“在我们这些人看起来，倒似乎是共产党控制区的自由要更多一些。”而谢伟思则在他来到延安的第一份报告中这样写道：“延安民众官吏打成一片，路无乞丐，家鲜赤贫，服装朴素，男女平等，妇女不穿高跟鞋，亦无口红……民主模范自修、自觉、自评，与重庆另一世界。”
窑洞里话天下
谢伟思后来成为了迪克西使团的灵魂人物。他出生在成都的一个美国传教士家庭。谢伟思的父母在那里创建了基督教青年会，为中国的现代化奔走。当时的爱国青年们渴望中国的现代化，纷纷报名参加，青年时的陈毅也曾在那里学习英文。三十多年后，陈毅和谢伟思的手在延安握到了一起，每次提起谢伟思，陈毅总是笑着说，这是我老师的娃。
在中共欢迎迪克西使团的晚宴上，谢伟思第一次零距离接触毛泽东。大多数使团成员对毛泽东的湘潭口音听不懂，谢伟思却如鱼得水，做起了翻译。谢伟思就坐在毛泽东身边。席间，毛泽东抛出了一个试探性的问题：“依你看，美国国务院是否能在延安设立一个领事馆?”
谢伟思犹豫许久，说：“这有一些实际困难，这个地方的美国人为数太少了。”
毛泽东说：“我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在打败日本人之后，美军观察组会立即撤离延安，那就是国民党进攻和打内战的最危险时候。”毛泽东接着又说，“据我所知，你们能获得允许来到这里是很不容易的。”
谢伟思说：“我有许多问题想在你有空的时候和你探讨，虽然没有一个算得上是公事。”
毛泽东会意地笑了笑：“待你们安顿好以后，我们会有充分的时间交换意见，先认识认识。”
8月23日，毛泽东邀请谢伟思到枣园谈话。这天风清气爽，天高云淡，谈话从下午开始，足足进行了6个小时。
一个中国革命领导人，一个美国驻华二等秘书，一个湖南湘潭口音，一个四川成都方言，从国共关系，到抗日形势，两人聊得不亦乐乎。谢伟思曾总结道，“毛泽东很坦率，直截了当又开诚布公”，“他说话妙趣横生，引经据典，一针见血，出人不意”，“他并不会垄断会谈，毫无‘强加于人’之意”。
7月28日的晚宴接触和8月23日的枣园长谈，让谢伟思感慨颇多。10月10日，他再次与毛泽东谈国共关系;10月12日，与周恩来谈中国国内形势;次年3月13日，与毛泽东谈中美关系;4月1日，与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和董必武谈中共最新立场和路线。
在简朴的窑洞里，谢伟思就着微弱的煤油灯，写下自己亲眼所见的延安。从1944年7月到10月，4个月时间里，谢伟思写下51份政治报告，1945年2月至4月又写下26份报告。
那一时期，迪克西使团和外国记者团对中共领导人充满了好奇，随时随地都能找他们谈话和聊天，不拘形式。在美国人眼里，中共领导人性格各不相同，但都充满魅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