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与积极推动下，二十九军全体爱国官兵决心抗战到底。1937年7月28日，日本侵略军向平津地区的二十九军发起攻击，二十九军广大爱国官兵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抵抗，给进犯的日军以沉重打击，佟麟阁、赵登禹等将士血染沙场。
国民党陆军第二十九军的前身为西北军序列，而它的创建则与宋哲元有着直接的关系。
二十九军是一支能征善战的队伍。七七事变爆发前，二十九军已辖四个步兵师(每师四个旅)、一个骑兵师、一个骑兵旅、一个特务旅和一个保安队，总兵力约10万人。全军的部署是：第一四三师刘汝明部辖保安第一、第二旅，独立第二十九、第四十旅，以及独立骑兵第十三旅，驻张家口和宣化等地区;第三十七师冯治安部辖第一〇九、第一一〇、第一一一旅和独立第二十五旅驻北平西苑一带;骑兵第九师郑大章部和军部特务旅、独立第三十九旅和冀北保安队，分驻于南苑、北苑和黄寺;第三十八师张自忠部辖第一一二、第一一三、第一一四旅和独立第二十六旅，驻天津及北宁铁路沿线;第一三二师赵登禹部辖第一、第二旅和独立第二十七、二十八旅，作为二线部队分驻于河北任丘、河间一带。长期以来，二十九军在平日训练中，全军士气旺盛，1932年一·二八抗战时，二十九军曾派出参观团到上海前线观战，学习十九路军的作战经验，为二十九军其后的平津抗战创造条件。
二十九军士兵多来自北方各省，尤以山东、河北、河南为多。他们身材高大，体格强健，作风淳朴，吃苦耐劳，并易于接受组织和训练。他们每人的必备武器除枪支外，就是一把大刀片儿。士兵们大都通晓武术，擅长近战和夜战。长城抗战时的喜峰口、罗文峪战斗，二十九军大刀队曾重创日军，令日本兵闻风丧胆。据一位当年的老人回忆：“当时的二十九军士兵，身着灰色军装，几乎每个人身高都在170公分以上。除了身背一支步枪外，并在后背斜插着一把大刀，刀把处系着一块红绸或绿绸，真是威风凛凛。”进驻平津后，他们面对的是武器装备精良的日本中国驻屯军，因此，二十九军只有坚持爱国精神和民族气节，才能得到全民族的支持，保卫华北，保卫平津。
团结二十九军共同抗日
为了逼蒋抗日，北方局逐步开展了争取宋哲元等地方实力派的工作。由于宋哲元是当时华北最大的实力派代表人物，掌握着北平、天津及河北、察哈尔的军政大权。因此，积极进行对宋哲元的统战工作，事关整个华北抗日救亡的大局。对此，北方局对宋哲元及冀察政务委员会做了认真的研究后，认为宋哲元虽然有向日本侵略者妥协的一面，“但在全国救国形势高涨的情势下，还是动摇的，还不甘愿卖国当汉奸，还有转向抗日的可能。”对此，1936年8月14日，毛泽东致信刘少奇等，强调“统一战线以各派军队为第一位”，“必须向宋(哲元)及二十九军继续工作”。
对宋哲元的争取工作，不仅通过群众性的公开半公开的活动来进行，而且还通过地下党的秘密联系来进行。1936年8月，宋哲元派刘子青与中共接洽。党中央则派张经武为驻宋哲元处联络代表，同宋保持经常的联系。刘少奇随即通过华北联络局王世英派遣张友渔协助张经武开展工作。张友渔，1927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6年5、6月间由山西调到北平，负责华北联络局北平小组的工作。这一时期，他以中国大学、燕京大学教授身份为掩护，通过张克侠、刘治洲的关系去做宋哲元的工作。在此之前，中共地下组织已在二十九军的4个团中建立了士兵支部，并与其中3个团长和两个师的参谋长建立了秘密关系。张克侠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时任二十九军副参谋长兼三十八师参谋长。刘治洲当时任冀察政务委员会高级参议，一贯主张与共产党合作抗日。在他们的共同努力下，宋哲元由原来在抗日立场上的犹豫不决，转向积极主张抗日，并主动接受了张克侠为其草拟的对日作战计划，这份计划经刘少奇审阅批准。
1937年春，日本中国驻屯军再次向宋哲元提出修筑沧(州)石(家庄)铁路和开发龙烟煤矿的无理要求时，宋又陷入矛盾之中。此时，刘少奇正在延安开会，随即在5月19日电示林枫：应派人去做宋哲元的工作，促使他反对日本修筑沧石路及开采龙烟矿，并推动宋与南京合作，共同抗日。后来，刘少奇在回顾这一段历史时说：“我们为了争取华北的军队抗战，进行了艰苦的工作：(一)通过各种关系同中、上层军官进行接洽与联络;(二)通过群众救国运动向军队进行各种宣传鼓动;(三)用各种形式在军队中进行秘密的宣传组织工作，把许多公开半公开的刊物输送到军队中去。这些工作对于当时在华北的二十九军、五十二军及宋哲元本人的转向抗日，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五·二八运动
1936年下半年，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了侵略中国的步伐。为了促使国民党向抗日的方向转变，以推动全国实现抗战，中共中央进一步研究了对国民党的方针、政策，采取了更为积极的步骤。当时，日本增兵华北、海河浮尸和武装走私，已成为当时平津、华北及全国人民极为关注和愤慨的三大问题。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威胁，这就更加促使全中国人民奋起救亡情绪的高涨。1936年5月28日，在北方局直接领导下，天津爱国学生发起声势浩大的抗日示威游行。
五·二八运动给予正在彷徨于抵抗与妥协之间的宋哲元及二十九军以极大鼓励和督促，使他们开始转到同情抗日救国运动方面来。在这次游行中，鉴于宋哲元的政治态度有了某些变化，党为了进一步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及时地提出了争取二十九军抗日的新口号。在游行中，学生们喊出了“拥护二十九军抗日!”“拥护二十九军保卫华北!”“拥护宋哲元将军抗日!”的口号，这些口号激发了二十九军包括师长以上将领的广大官兵的抗日爱国情绪，也使宋哲元对日本的无理要求开始采取了相当强硬的态度。为此，他在《大公报》上公开发表了拒绝日本无理要求的谈话，指出：“津市学生游行事件，日方表示颇认为严重，实则学生尚无轨外行动，不便取缔。”
天津五·二八爱国学生运动在全国引起了强烈反响。5月30日，北平各校学生在清华大学召开代表大会。到会的40多所大中学校的代表一致决定通电全国，响应天津学生的爱国运动。会后，北大、清华、燕京、师大等20多所学校的学生举行了罢课。6月13日，北平各校学生1万多人在钟鼓楼举行大会，并进行了抗日示威游行。同时，按照北方局：“学运目前也要以争取武力到抗战方面来。”的指示，平津爱国学生利用“南下扩大宣传团”的活动，深入二十九军驻地，组织通俗剧团、座谈等形式，在二十九军爱国官兵中教唱《义勇军进行曲》《松花江上》《放下你的鞭子》等救亡歌曲。其间，在教唱《大刀进行曲》时，台上台下融为一体，群情激奋，许多官兵留下了激动的热泪。天津爱国学生在杨村、小站、北仓等二十九军营地，教唱《上起刺刀来》，爱国官兵满怀激情地唱道：
“上起刺刀来，弟兄们散开!这是我们的国土，我们不挂免战牌!
这地方是我们的。我们在这儿，住了几百代。这地方是我们的。不能，我们不能让出来!
君命有所不受将在外，守土抗战，谁说我们不应该?!碰上我们，我们就只有跟你干。告诉你，我们不挂免战牌!”
震撼人心的的歌曲，充满了官兵的爱国豪情，表达了他们团结一致的抗敌意志!
走向抗战
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下，以宋哲元为代表的冀察当局的抗日态度日渐明确。
1936年4月，日本广田内阁公然决定增兵华北。对此，宋哲元坚定表示：“若日本仍增兵华北，余将与二十九军将士实行抗日。”其间，针对日本中国驻屯军的秋季大演习，二十九军不甘示弱，也于11月11日至14日在河北省固安一带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反演习。参加演习的部队共有5万余人，宋哲元亲赴庞各庄现场指挥。此后，在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爱国行动的影响下，宋哲元进一步坚定了抗日的决心。
1937初，冀察当局和二十九军明确表示了抗日的态度和决心。为此，宋哲元多次表示：“绝不做亡国奴!”1937年2月，宋哲元不顾日本的阻挠，派秦德纯参加了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公开宣布冀察和平津只是中国的一个普通政区，冀察当局坚决拥护国家统一。5月，宋哲元下令恢复被日军禁止的华北中等以上学校的暑期军训;在宋的同意下，一批共产党员以进步青年的身份进入二十九军，有些人担任了重要职务。这一切使日本人感到：“与天津军(即日本中国驻屯军—笔者注)的意向相反，挂着青天白日旗帜的地方政权和军队里，由于受到国民党或共产党政治工作的影响，许多青年下级军官和士兵有着强烈的抗日意识。”实际上，此时二十九军下级官兵已完全站到了中共的立场上来。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日军参谋本部中国课课长永津左比重狂妄宣称：“其实只要将船开到塘沽附近，即使不登陆，北京也好，天津也好，将会投降。”
面对日军的武力恫吓，1937年7月8日，毛泽东、朱德、彭德怀、贺龙、林彪等红军将领致电宋哲元、天津市市长张自忠等，表示：“红军将士，义愤填膺，准备随时调动，追随贵军，与日寇决一死战。”7月9日，彭德怀等以“率红军全体指战员”名义，致电宋哲元、张自忠并转二十九军全体将士：“贵军处国防最前线，不畏强暴，奋勇抵抗，忠勇壮烈，实为军人良好楷模。敝军以抗日救国为职志，矢志杀敌，已非一日，誓为贵军后盾。”
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与积极推动下，二十九军全体爱国官兵决心抗战到底。7月13日，二十九军全体官兵发出抗战通电，表示：“顷者卢沟桥事变发生，为正当防卫计，自不能不予以坚决之抵御……凡我官兵，慷慨赴义，分所当然。”15日，宋哲元在复全国各报馆、各界同胞、海外侨胞电中指出：“国家养兵千日，用兵一时，效命疆场，乃军人之天职。”26日，日军下达“最后通牒”。28日，宋哲元下达《二十九军作战命令》，要求二十九军全力确保北平、天津两市及附近地区，“对敌为持久战，伺机转为进攻，取得最后胜利。”并组成北平、天津、察哈尔三个战区，以保定地区为总预备队集结地。
1937年7月28日，日本侵略军向平津地区的二十九军发起攻击，二十九军广大爱国官兵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抵抗，给进犯的日军以沉重打击，佟麟阁、赵登禹等将士血染沙场。他们以高昂的爱国精神和不屈的战斗意志，谱写出不朽的壮烈诗篇!
(作者：王凯捷 单位：中共天津市委党史研究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