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军队与英美盟军联合抗日。为解决与盟军的交流问题，便利在华美军的工作与生活，国民政府多次征调在校大学生充任译员。这些年轻的译员经过培训，投身于抗战第一线，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独特的贡献。
应盟军联合抗战之急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抗战完全融入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国战场的地位得到突显。美国《纽约时报》评论说：“一个月以前，中国战场的重要性还不明朗，现在人尽皆知了。中国战场等同于我国战场，因为中国对日本施加的压力越大，麦克阿瑟将军取胜的机会才越大。”在此背景下，一方面，中国政府派出远征军入缅，与盟军并肩作战，并由美国帮助训练驻印军;另一方面，美国也加大了援华力度，大批美军来华助战。1941年秋，为配合中国空军美国志愿航空大队——即家喻户晓的“飞虎队”作战，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成立“军委会战地服务团干部训练班”，开始从高校征调大学生，培训翻译人员。该训练班前后共举办了7期，受训毕业学员共计429名。
从学生中征调译员，得到了西南联合大学、中央大学、重庆大学、四川大学、武汉大学、浙江大学等众多高校的积极响应，进展顺利。以西南联大为例，校方不但制定了《西南联合大学征调充任译员办法》，以解决参军学生的后顾之忧，而且学校领导高度重视，亲自作动员讲话。时任西南联大三常委之一的梅贻琦校长鼓励学生说：“我们同学现在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而且都是受了相当教育的人。平时我们只恨没有好的、适当的机会为国家服务，能亲自经历着伟大时代的多变的新奇的赐予。现在机会到了。国家急切地需要着你们，希望同学能踊跃参加通译工作。……如果同学经过仔细考虑后，认为自己的身体可以，不怕危险，那么到教务处去报名。我认为你是联大的好学生。”
干部训练班第二期学员校别及姓名册(部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在中华民族的危亡时刻，广大青年学生表现出了极大的抗战热情。尤其是当时身处大后方的许多学生来自战区，亲历过九一八、一·二八、七七等事变，身受国破家亡的切肤之痛，记忆中硝烟弥漫和平民受难的情景还历历在目，对侵略者怀有切齿之恨。因此，面对这种抗日报国的机会，他们多能热烈响应，踊跃报名，其中一些经过选拔，得以遂愿。
1943年10月下旬，为配合中国驻印军、远征军滇缅反攻，国民政府制定了《征调专科以上学校学生充任译员办法》，“要求重庆、成都、昆明和贵阳等区各大学1944年全体男生，只要体检合格者，无需考试，均直接征调译员或者服兵役。若有不从，一律开除学籍”。这是历次征调中规模、力度最大的一次。为加强对译员培训的管理，“军委会战地服务团干部训练班”改为“军事委员会外事局译员训练班”，由军事委员会直接领导，由外事局负责培训工作。
译员训练班的学习内容有中英文、国内国际情形、情报学，以及军事和武器基础知识等。一些后方高校的教授受邀出任教员，如皮名举讲授“美国史地”，张德昌讲授“英国概况”，赵九章讲授“气象学”，等等。学员每天上课8小时左右，课程十分充实。培训周期从6个星期到3个月不等。受训学生的水平参差不齐，有些成绩优异的会提前毕业，成绩不及格的则会延长培训时间。据不完全统计，抗战期间，共有不下3000人在译员训练班受训成为译员，其中大部分是在校学生。
做“盟军之耳目喉舌”
这些临时入伍的学员，经过集中培训结业后，被分往航空委员会、战地服务团、缅印战区、干部训练团等不同单位服役，主要承担翻译和联络任务。译员分为3个等级，薪水待遇自下而上分别相当于上尉、少校、中校，但并不实授军衔。大部分学生都是三级译员，跟美方人员同吃同住。在战地上，译员和士兵并肩作战，一起出生入死。
美军官兵素质有高有低，加之客观存在的文化差异，一开始，中国译员与美国军人的冲突时有发生。为此，战地服务团团长黄仁霖在译训班中多次强调：“译员和美国军人交往就是从事国民外交的活动，要注意维护国格和自己的人格。”对于如何维护国格和人格，中国驻印军新1军军长孙立人指出：“我们在这里是代表着中国，有什么损害中国的事你们都要挺身而出，我一定支持你们。”刚穿上军装的大学生初出茅庐，也没有军衔，但是他们文化基础扎实，综合素质较高，很快就赢得了美军官兵的尊重和信赖。
军事委员会外事局局长何浩若指出：“译员之重要，实为东亚解放战争中盟军之耳目喉舌，盟军缺少译员，几无法行动。”在印缅战区，中国译员翻译情报、传递信息、联络工作，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为抗战胜利作出了独特的贡献。抗战胜利后，为表彰二战期间中国战区的功绩，美国总统曾为300多人颁发勋章，其中52人为译员，西南联大学生冯钟辽(冯友兰之子)、梅祖彦(梅贻琦之子)、许芥昱等获此殊荣。
战火中的奋斗与牺牲
在夺目的荣誉背后，中国学生译员们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亚热带丛林炎热潮湿，许多人水土不服，患病者比比皆是。译员们不但要克服极为恶劣的自然条件，还随时面临着死亡的威胁。梅祖彦是1943年外事局昆明译训班第一期学员，据他回忆，从军一年半的时间里，他身边有多名译员负伤，还有人丧生，但从来没有人退缩。
西南联大的旧校园里矗立着一块纪念碑，正面是由著名哲学家冯友兰所撰写的西南联大校史，背面记录了西南联大自抗战以来834位从军学生的题名，其中第一个是“黄维”，他的名字下面还有两个小字“殉职”。黄维是外语系的学生、吴宓教授的高足，1941年底加入中国远征军。吴宓在这年12月26日的日记中写道：“晚，黄维来辞行，随四十七师(参考后来日记，实为四十九师)赴缅甸。”1942年初，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失利，6月17日，黄维在澜沧江附近以身殉职。吴宓得知噩耗，不胜悲痛，亲自为之撰写挽联：“大勇见真仁，历劫两间存正气;亲贤兼爱众，同堂三载醉春风。”黄维是众多为抗战牺牲的学生译员的典型。1945年9月27日，全国译员联合会在昆明举行集会，追悼抗战中殉国的14位译员。
与黄维同为战地服务团干部训练班第二期学员的江祥铎，来自复旦大学政治系。应召入伍时，他还是大学三年级的在读生。培训结束后，江祥铎被分配到航空委员会担任空军译员。服役期间，他的主要任务是将昆明行营的军事情报译成英文，报送陈纳德将军。盟军反攻缅甸时，江祥铎再次入伍。由外事局局长何浩若签署的翻译官服务证明书显示，江祥铎于1944年9月26日奉派担任三级翻译官，1945年10月15日免职。其间，他被派往中国驻印军新编第6军，先在印度潘杜站服役，后赴缅甸密支那参战，缅北收复后，由八莫返回昆明。
抗战胜利后，参军学生译员陆续复员。复员的译员可以领到由军委会外事局和中国战区美军司令部分别签发的离职证明书。一般来说，每位译员在离职时能够领到一笔遣散费。大多数学生译员办理手续后，回到原学校复课。青年学生充任随军译员的历史就此落下帷幕，但他们舍身报国、不畏牺牲的事迹和精神永远彪炳史册。
原载于《中国档案报》2019年6月14日 总第3386期 第二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