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为保存中国工业实力，支援抗战，将工厂企业搬迁至西南地区刻不容缓，工业界发起了工业西迁运动，将工业大部分迁往四川。这次民族工业的西迁，对保存国家实力，支援前方的抗战起了极大作用。
战略西迁，削弱侵华日军的工业基础
随着日本侵略的不断扩大，上海及其他中国近代工业集中的区域面临日趋严重的战争威胁。1937年“八一三”事变爆发之前，驻上海的日军积极扩大侵略战备，日商工厂也纷纷转向生产军用物资。日军甚至企图占有设备齐全、工艺先进的工厂(如上海大鑫钢铁厂)，以利相诱，遭到爱国企业家的断然拒绝。一些民营企业、行业组织先后呈文国民政府，要求赶快协助安排工厂内迁。1937年7月下旬，中华国货联合会即上书国民政府，呈述“卢沟桥事变”发生后，举国愤慨。而中华国货联合会创设沪上20余年，拥有工厂300余家，资产数千万元，职员工友10多万人，专为政府制造水壶、干粮袋、背包、皮靴、胶鞋、电网、防毒面具、医药用品等军需物资，强烈要求政府赶快组织内迁，派员指导生产，并表示：“誓为政府长期抗战的后盾，以争取最后胜利。”在沿海民营企业中，要求内迁的气氛一时高涨。
1937年7月22日，国民政府成立了以军政部部长何应钦为首的国家总动员设计委员会，决定立即对粮食、资源、交通器材、医药用品、燃料等实行统一管制，并责成资源委员会负责召集有关部门会同筹办。8月2日成立上海工厂联合迁移委员会(以下简称迁委会)。至此，上海民族工业的内迁工作进入了实施阶段。但是，日本帝国主义对上海的大规模进攻也同时开始了，“八一三”事件突发,使迁厂工作陷于困境，一场规模空前、历经艰险、被誉为“中国工业革命”的工业内迁，在炮火声中仓促而艰难的开始了。
抗战时期的工业西迁从1937年8月至1940年底基本结束，历时3年。内迁的厂矿共448家,迁入四川254家，占54%;迁入湖南的121家，占29.2%，迁入广西的23家，占5.1%。湖南、广西两地的民营工厂随着国民党军队的湘桂大溃退，绝大部分又迁入了四川，至此,抗战时期的工业绝大部分迁入四川。
恢复生产，入川民族工业全力支援抗战
沿海工厂内迁入川后，迅速建立了新的工业区：重庆工业区最为重要和集中。沿长江东起唐家沱，西至大渡口;沿嘉陵江北至瓷器口、童家桥，沿川黔公路南至綦江，构成了国民政府抗战时期在重庆的工业命脉。也是当时后方唯一的综合性工业区，以兵工、炼钢、机械、造船、纺织、化工为主。沱江工业区，在四川的沱江和岷江流域，即在泸县、内江、五通桥、自流井区，建立有发电、酒精、制酸、制碱、造纸、炼油、炼焦等工业。涪长万工业区，在四川万县、长寿、涪陵一带，建立有水电、榨油等工业。此外，还有四川酉阳龙潭镇的汽车修理、装配与炼油工业小区。
内迁四川的工业企业，在当地人民的支持下，克服了重重困难,迅速复工,不但制造了许多新设工厂急需的机器设备,而且生产了大量武器军火,有力地促进了后方战时工业的建立。在敌人封锁和战时原材料奇缺的情况下，千方百计引进欧美先进技术设备。同时，自力更生，因陋就简，寻找各种代用品，用木头作皮带盘，牛筋代替三角皮带，旧船板代替毛铁，用桐油、酒精、木炭作汽油代用品，制造出各种生产设备和工作母机，并生产出军需民用产品。内迁企业的迅速复工和扩建,推动了大后方战时经济的发展和民族工业短暂繁荣。同时,生产技术水平和经营效益有所提高,如钨、锡、锑、汞等出口矿产品,达到了国际免检标准。后方新工业区域的形成和对战时经济的推进,是中国坚持长期抗战的重要支柱。内迁工厂尽管设备简陋、技术落后，但他们担负起“自力更生、支援抗战”的艰辛任务，为战时军工、民用做出了不小贡献。
中国共产党对西南后方战时工业的建设十分关注与支持，中共驻重庆代表曾多次参观视察一些内迁民营工厂。周恩来在给渝鑫钢铁厂的题词中写道：“没有重工业，便没有民族工业的基础，更谈不上国防工业。渝鑫厂的生产已为我民族工业打下了初步基础。”周恩来对内迁工业的作用与贡献给予了高度评价。并多次与工商界人士交谈，应邀在工商业者举办的聚餐会上作经济形势报告，阐述中共的经济政策，鼓励他们发展生产、支援抗战，为振兴民族工业多做贡献。
无心插柳，迁川工业促进了四川现代化进程
在中国近代工业中,工业较集中在沿海沿江地区，四川交通不便,经济开发十分艰难,工业化进程步履蹒跚，跟沿海地区比较起来,无论是在数量上还是先进程度上都相差很远。四川原有工业资本微弱,规模狭小,结构畸形,生产水平低下,尚处在手工业阶段，大批工厂的迁入,给落后的四川工业注入了新的活力,大大加强了四川近代工业的力量,并在这些西迁工厂的推动和帮助下,西部又新建了一些工厂。四川在1937年前仅有工厂100家,1940年8月为847家，1942年为1153家，1944年为2071家。四川经济出现“跳跃”式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与沿海经济的差距，改变了中国工业布局和促进了西部工业的发展。
大批工业的西迁,带动了大量科技文化人才的内迁，对传播、交流科技文化知识,提高四川科技文化水平作出了贡献。另外，入川企业往往办有职工学校、子弟学校及各种培训班,中小企业则联合办学校,除了较多招收全川学生入学外,还在校内附设各种职业培训班、文化补习班等。据统计，到1939年8月止，重庆83家机器工厂的4000多工人中，约70%是内迁工人。
抗战时期的工厂西迁，虽然是战时政治经济的产物，有较大的偶然性和局限性，但对抗战胜利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时，它在客观上推动了整个四川的进步,并为以后四川的发展创设了一些条件和打下了一定的基础。(作者：徐静 单位：中共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