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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存自强的大撤退——抗战时期工业西迁入川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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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日战争时期,为保存中国工业实力,支援抗战,将工厂企业搬迁至西南地区刻不容缓,工业界发起了工业西迁运动,将工业大部分迁往四川。这次民族工业的西迁,对保存国家实力,支援前方的抗战起了极大作用。

  战略西迁,削弱侵华日军的工业基础

  随着日本侵略的不断扩大,上海及其他中国近代工业集中的区域面临日趋严重的战争威胁。1937年“八一三”事变爆发之前,驻上海的日军积极扩大侵略战备,日商工厂也纷纷转向生产军用物资。日军甚至企图占有设备齐全、工艺先进的工厂(如上海大鑫钢铁厂),以利相诱,遭到爱国企业家的断然拒绝。一些民营企业、行业组织先后呈文国民政府,要求赶快协助安排工厂内迁。1937年7月下旬,中华国货联合会即上书国民政府,呈述“卢沟桥事变”发生后,举国愤慨。而中华国货联合会创设沪上20余年,拥有工厂300余家,资产数千万元,职员工友10多万人,专为政府制造水壶、干粮袋、背包、皮靴、胶鞋、电网、防毒面具、医药用品等军需物资,强烈要求政府赶快组织内迁,派员指导生产,并表示:“誓为政府长期抗战的后盾,以争取最后胜利。”在沿海民营企业中,要求内迁的气氛一时高涨。

  1937年7月22日,国民政府成立了以军政部部长何应钦为首的国家总动员设计委员会,决定立即对粮食、资源、交通器材、医药用品、燃料等实行统一管制,并责成资源委员会负责召集有关部门会同筹办。8月2日成立上海工厂联合迁移委员会(以下简称迁委会)。至此,上海民族工业的内迁工作进入了实施阶段。但是,日本帝国主义对上海的大规模进攻也同时开始了,“八一三”事件突发,使迁厂工作陷于困境,一场规模空前、历经艰险、被誉为“中国工业革命”的工业内迁,在炮火声中仓促而艰难的开始了。

  抗战时期的工业西迁从1937年8月至1940年底基本结束,历时3年。内迁的厂矿共448家,迁入四川254家,占54%;迁入湖南的121家,占29.2%,迁入广西的23家,占5.1%。湖南、广西两地的民营工厂随着国民党军队的湘桂大溃退,绝大部分又迁入了四川,至此,抗战时期的工业绝大部分迁入四川。

  恢复生产,入川民族工业全力支援抗战

  沿海工厂内迁入川后,迅速建立了新的工业区:重庆工业区最为重要和集中。沿长江东起唐家沱,西至大渡口;沿嘉陵江北至瓷器口、童家桥,沿川黔公路南至綦江,构成了国民政府抗战时期在重庆的工业命脉。也是当时后方唯一的综合性工业区,以兵工、炼钢、机械、造船、纺织、化工为主。沱江工业区,在四川的沱江和岷江流域,即在泸县、内江、五通桥、自流井区,建立有发电、酒精、制酸、制碱、造纸、炼油、炼焦等工业。涪长万工业区,在四川万县、长寿、涪陵一带,建立有水电、榨油等工业。此外,还有四川酉阳龙潭镇的汽车修理、装配与炼油工业小区。

  内迁四川的工业企业,在当地人民的支持下,克服了重重困难,迅速复工,不但制造了许多新设工厂急需的机器设备,而且生产了大量武器军火,有力地促进了后方战时工业的建立。在敌人封锁和战时原材料奇缺的情况下,千方百计引进欧美先进技术设备。同时,自力更生,因陋就简,寻找各种代用品,用木头作皮带盘,牛筋代替三角皮带,旧船板代替毛铁,用桐油、酒精、木炭作汽油代用品,制造出各种生产设备和工作母机,并生产出军需民用产品。内迁企业的迅速复工和扩建,推动了大后方战时经济的发展和民族工业短暂繁荣。同时,生产技术水平和经营效益有所提高,如钨、锡、锑、汞等出口矿产品,达到了国际免检标准。后方新工业区域的形成和对战时经济的推进,是中国坚持长期抗战的重要支柱。内迁工厂尽管设备简陋、技术落后,但他们担负起“自力更生、支援抗战”的艰辛任务,为战时军工、民用做出了不小贡献。

  中国共产党对西南后方战时工业的建设十分关注与支持,中共驻重庆代表曾多次参观视察一些内迁民营工厂。周恩来在给渝鑫钢铁厂的题词中写道:“没有重工业,便没有民族工业的基础,更谈不上国防工业。渝鑫厂的生产已为我民族工业打下了初步基础。”周恩来对内迁工业的作用与贡献给予了高度评价。并多次与工商界人士交谈,应邀在工商业者举办的聚餐会上作经济形势报告,阐述中共的经济政策,鼓励他们发展生产、支援抗战,为振兴民族工业多做贡献。

  无心插柳,迁川工业促进了四川现代化进程

  在中国近代工业中,工业较集中在沿海沿江地区,四川交通不便,经济开发十分艰难,工业化进程步履蹒跚,跟沿海地区比较起来,无论是在数量上还是先进程度上都相差很远。四川原有工业资本微弱,规模狭小,结构畸形,生产水平低下,尚处在手工业阶段,大批工厂的迁入,给落后的四川工业注入了新的活力,大大加强了四川近代工业的力量,并在这些西迁工厂的推动和帮助下,西部又新建了一些工厂。四川在1937年前仅有工厂100家,1940年8月为847家,1942年为1153家,1944年为2071家。四川经济出现“跳跃”式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与沿海经济的差距,改变了中国工业布局和促进了西部工业的发展。

  大批工业的西迁,带动了大量科技文化人才的内迁,对传播、交流科技文化知识,提高四川科技文化水平作出了贡献。另外,入川企业往往办有职工学校、子弟学校及各种培训班,中小企业则联合办学校,除了较多招收全川学生入学外,还在校内附设各种职业培训班、文化补习班等。据统计,到1939年8月止,重庆83家机器工厂的4000多工人中,约70%是内迁工人。

  抗战时期的工厂西迁,虽然是战时政治经济的产物,有较大的偶然性和局限性,但对抗战胜利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时,它在客观上推动了整个四川的进步,并为以后四川的发展创设了一些条件和打下了一定的基础。(作者:徐静 单位:中共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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