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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中国航天事业:航空路漫漫 拓荒造“心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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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5月5日,中国自主研制的国产大型客机C919在上海浦东机场成功首飞。这标志着我国大型客机项目取得重大突破,成为我国民用航空业发展的重要里程碑。众所周知,飞机发动机就是飞机的“心脏”,在80多年前,物理学家王守竞就曾起草和实施过中国第一个造“心”计划。

  草拟造“心”计划

  王守竞是中国第一个理论物理学博士,也是唯一一个有幸加入20世纪20年代末世界理论物理“狂欢”(指量子力学的兴起)的中国人。1929年,留美学成归国的王守竞先后任职于国立浙江大学、北京大学物理系,一直抱有工业救国的理想。1936年初,他受国民党资源委员会的委托,在借鉴欧美经验的基础上起草了中国第一个飞机发动机的制造计划——《航空发动机制造计划草案》。他认为,“今日设厂制造航空发动机第一步是仿造。在欧美各厂之间,彼此亦有仿造之例,或名受(授)权仿造”。以苏联为例,他们与美国寇蒂斯公司(20世纪30年代美国最大的航空发动机制造公司)订立仿造权合同,准备完全仿造寇蒂斯生产的赛克龙式发动机。“苏俄为此厂在美国所订购之工作机器值国币一千万元以上。”在王守竞看来,需要花费巨额的资金来制造飞机发动机,显然不适合国民政府。因此,他根据当时国民政府的财政状况和机械工业的实际情况,拟了一份中等规模自主制造飞机发动机的计划。

  这份造“心”计划从六个方面擘画了飞机发动机“中国制造”的憧憬。一是原料及半成品的供给,“今我设厂,轻金属铸件自应完全自制(生铝购自欧美)”。特种零件暂时向欧美购买,但将来发动机厂每日出品数量增加,应自行添设铝及钢件锻炼工厂。二是仿造权及图样的购买,“此项交涉之难易,全视外国厂家索价之多寡及条件之宽猛”。为避免美国厂商索价过高,可先与英国厂商接洽,购买仿造权及图样。待仿造技术成熟后,再向美国厂商购买。三是外国技师的聘用,拟聘欧洲人担任工具部技师和设计工程师,欧美人担任淬火、锻铝等工厂技师及航空发动机装配技师。四是发动机制造厂的设备及工作,机械工厂分为工具部和出品部,规模不逊于欧美。计划装备专门机械91架,每月制造发动机25台。五是开办后的工作步骤。六是发动机制造厂的组织领导。由厂长统领管理处、工务处、工程处等下属机构。

  随后,王守竞就开始逐步落实这一造“心”计划。

  赴美洽谈仿造

  1936年11月7日,王守竞正式出任机器制造厂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全力推进各项筹备工作。为了尽快完成筹备工作,王守竞不得不与国民党航空委员会合作。12月5日,王守竞签呈国民党资源委员会秘书厅,报告赴美接洽飞机发动机制造厂仿造合同等事宜。

  王守竞计划第一步接洽事项为商定仿造合同及订购工具等。他预计两个月后,便能将仿造合同及订购工具合同送回,准备签约。“但届时即须在美国付款者,为根据寇蒂斯公司原拟合同第六款之仿造权代价美金八万五千元……以上两项总数合国币约一百九十万余元……”在这份报告中,王守竞也表露出一些不安,他唯恐洽谈、签约期间出现状况,特意请国民政府各部门多多配合以促顺利签约。

1939年11月21日,国民党资源委员会为陈明中央机器厂军需民用生产能力事致经济部呈(部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20天后,王守竞按照既定计划启程赴美洽谈。他抵达美国后,一面与寇蒂斯和普拉特·惠特尼(二战末期成为美国最大的航空发动机制造公司)两公司接洽飞机发动机仿造合同及采购机器事项;一面将洽办情形,随时函电报告国民党资源委员会,再函送航空委员会查照。

  1937年3月底,王守竞与美国两大航空发动机公司大致磋商就绪,随即将合同正本寄回国内进行最后核定,以便在美国正式签约。当合同正本送交航空委员会审核时,航空委员会特聘的英国和意大利籍军事顾问却提出异议,并建议用公开招标的方式来确定飞机发动机仿造厂商。王守竞得知此消息后,深感事态严重,当即通过国民党资源委员会呈谏蒋介石不能公开招标,主要理由是:此时与美厂签订气冷式飞机发动机合同,1年后即可仿造成功,5年内可独立自制;若公开招标,则须延迟。气冷式发动机以美国寇蒂斯和普拉特·惠特尼两厂最为先进,意大利、英属澳大利亚均已订购,但都属秘密洽谈,从没有公开招标的先例。最终,蒋介石没有采纳王守竞的建议,仍坚持公开招标。

  事已至此,王守竞只好继续在美国洽谈机器采购和技师聘雇事宜。谁知,公开招标竟持续了4个月之久,而在此期间,国内外局势已发生了巨变。

  迁厂支援抗战

  1937年7月7日,全面抗战爆发。身在美国的王守竞心急如焚,他秘密接触美国空军要员,洽商购买美国轰炸机和驱逐机,意图支援中国抗战。不料,在9月中旬,王守竞却得知机器制造厂“因军事紧急,暂从缓办”的消息。无可奈何之下,他只好暂停洽谈,束装回国。

  随着全面抗战初期的失利及东部沿海地区相继沦陷,蒋介石逐渐意识到早日造出飞机发动机的重要性,遂于1938年初谕令“飞机发动机厂仍应积极进行”。王守竞接到命令后,随即拟呈《资源委员会机器制造厂非常时期进行办法草案》,详述受到战争威胁的机器制造厂由湖南湘潭迁往云南昆明继续制造飞机发动机的具体事项。据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记载,机器制造厂厂址设在昆明茨坝,至1938年5月,王守竞的迁厂计划逐一得到落实,“厂屋积极建造,机器材料亦赶速全行运滇,务求于最短期内在滇开始工作”。

  但是,随着战事的扩大,一单单军工部门和后方工厂枪炮零件制作的加急订单,让王守竞决定暂时搁置机器制造厂生产飞机发动机的计划,改为利用先前购置的机器,开足马力,全力以赴地生产这些亟须的军用武器零件,支援抗战。

  1939年9月9日,国民党资源委员会决定把机器制造厂改名为中央机器厂,王守竞出任总经理,继续组织生产,支援抗战。11月21日,国民党资源委员会密呈经济部称,“该厂已在制造之各项器械,如飞机降落腿、炮弹引信、煤气机、发电机、工具机、纺纱机、汽车另(零)件等……与抗战进行有直接间接关系”。

  虽然制造飞机发动机的事情就这样不了了之,但王守竞筹建的机器制造厂在抗战期间做出的贡献不会被忘记。

  原载于《中国档案报》2017年12月29日 总第3162期 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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