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春燕：《妇女与抗战时期的战地救护》，载《近代中国妇女史研究》第24期(2014年12月)。
清末，由传教士传入中国的护理专业男护士居多，女性从业者则较少，然而20世纪以来，“护士”逐渐成为中国女性的专属职业。如此大的变化，一方面缘于女性群体温柔细腻的天性本就适合从事看护工作，另一方面与抗日战争的爆发也有较大的关联。
中国军护制度的缺席导致专业医护人员不足，加上日军的步步紧逼，战前医护人才的培养，就始终跟不上战争伤亡的速度。抗战期间，社会上一度倡导“男人杀敌、女人救护”的分工设想，政府不得不寻求专业人才以外的资源，要求高中以上学历的女学生学习军事看护课程，希望通过短期的救护训练，迅速补充战时的医疗人力。
《良友画报》(1939年8月)第141期：后备救护员
1933年长城战役后，教育部开始颁行《高级中学军事看护课程标准》，企图在不影响正常课业的情况下，以最短的时间，将全国高中以上学历的女学生培养成能够应对战场多数病症的救护人员。1934年8月，教育部明令高中女生平时即应以军事看护为必修学科;1936年，教育部再度下令，将以往两学年的学习课程，浓缩为一学年，并规定女生必须于每年4月11日至7月10日间，随男生集中训练，届时必须接受调派服务。七七事变后，教育部于1940年2月修改公布了《高级中学教学科目及各学期每周各科教学时数表》，并将军事训练与军事看护合二为一，更加突出了对高中女生的看护训练。
与此同时，1936年起，全国各地的社会救济团体和妇慰总会、妇指会等妇女团体也担当起了协助战地救护的工作。抗日战争爆发后，军护紧缺的问题更加凸显，直至1943年，政府终于建立起了以招收女生为主的军护制度。
总的来看，如作者所言，“若无八年全面抗战，中国的护理体系与事业可能还是发展缓慢的。”在新式医护事业起步之时，对于处在兵荒马乱、财政匮乏的中国来说，能在短期间内整合国家和民间的医疗资源，并利用抗战期间推广卫生知识，甚至将现代中国的军护制度“从无到有”地建立起来，此等成就着实值得肯定。从更长远角度来看，“抗战也加速了护理知识的普及，为日后的卫生事业奠下一定的基础，更助长了护士职业女性化的趋势”。
战争从来不光是男人的事业
[美]潘以红：《战争从来不只是男人的事业：解读新四军女兵回忆录》，载《近代中国妇女史研究》，第24期(2014年12月)。
抗战时期，中共女兵到底经历了什么?她们对自身的认识是怎样的呢?
本文的作者试图重点分析中共女兵对战争的回忆，透过新四军女兵所出版的回忆录——《铁流：铁军巾帼谱》、新四军五师的女兵回忆文集《中原女战士》、王于畊(即王于耕)的回忆文集《往事灼灼》等，试图纠正毛泽东时代受到忽视和边缘化的妇女史。
战地干部纺线织衣
新四军女兵回忆录讲述了她们作为战士、妻子和母亲的经历，强调战争对女性比对男性更为残酷的一面。抗日战争八年，虽然女兵绝大部分属非战斗人员编制，但是由于新四军处在日军、伪军、国民党军队的夹缝之中，女兵经常参与军事行动：行军、转移，通过日伪的封锁线，对付日军的扫荡。她们以书写回忆录的形式确认其人生价值，强调女兵和男兵一样做出了贡献，战争从来不只是男人的事业。而且，女兵在战争中经受着比男兵更艰苦的磨练：工作中的她们不仅和男兵一样行军转战，和男性干部一样承担各种工作，还要尽到一个妻子和母亲的责任。而战争历史忽视、遗忘女性，也是另一种残酷。
对于这些女兵来说，民族解放事业高于妇女的利益;她们对共产党员、革命大家庭成员的身份认同，给了她们强烈的集体归属感和个人服从集体的观念。同时，她们确确实实参与了抵御外敌和改造社会的事业，并从中深切体会到自己生活的意义，因此，抗战的胜利，女兵的贡献“功不可没”，“革命和革命战争，也从来都不光是男人的事业”。
日本鬼子来了，还是大脚跑得快
杨兴梅：《中共根据地反缠足依据的演变(1928—1949)》，载《社会科学研究》2014年第1期;
周锦涛：《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农村的女性解放》，载《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6期。
19世纪末以来，康有为等从国家、种族的层面出发倡导社会改革，将废除缠足看作是对新政权新制度下赢得民心的立足点，但因诸多的政治、文化等因素，历届政府都未能将放足政策深入贯彻下去。20世纪30年代，国民党承继国家种族层面的宣传，但实现放足的成效甚小。与此同时，作为革命党的中国共产党，同样关注缠足对妇女自身的负面影响，并在1928—1949年间，高举放足大旗，把反封建、参战动员以及参加生产与反缠足宣传相结合，将解放妇女的小脚当作是解放、开展妇女运动的基点，取得了卓越的成效。
那么，中共究竟是通过什么方式大规模动员、开展妇女放足运动的呢?
《民众生活》 1933年第50-52期《改良风俗与女子放足》
据作者的探索，中共善于广泛利用群众大会、宣传队、漫画、歌曲、戏剧、板报等多种形式来鼓励放足，培养典型，鼓励先进，鞭策落后。当时流行着让她们难以忘怀的《放脚歌》:“人人来宣传，妇女们听一番，宣传话儿好好听，放脚闹革命，呀嗨哟……女人们的不缠脚，又不扎耳朵眼，辫子一剪留下个短帽盖，呀嗨哟……”同时，基层动员还用歌谣、漫画等对小脚女人进行嘲笑与规劝，“妇女仔细听，放脚闹革命，敌人来围剿，小脚跑不动”，“宝塔山，高又高，张三娶个女姣姣，眼睛黑，手段巧，可惜一双小脚像辣椒，地不会种，水不能挑，怕过独木桥，鬼子打来更是跑不了”。
这些宣传确实很现实地描绘了日军兵临城下的现实危局，放足在很大程度上也与女性逃亡苦难的现实情怀密切相关，解除了小脚束缚的痛苦，也有效地提高了农村女性为抗战服务的积极性。这正是中共宣传放足的现实意义，同时也赢得了边区女性对中共的政治认同，成功整合了边区农村女性的力量，为抗日战争乃至后来的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后方根基。
战时城市知识妇女如何动员农村妇女?
柯惠铃：《抗战初期的知识女青年下乡——以江西为?的研究》，载《近代中国妇女史研究》第19期(2011年12月)。
抗战爆发后，在救亡图存的旗帜下，团结各阶层妇女一块抗战的口号响彻全国，大批城市知识妇女从沿海迁入内地。她们将妇女解放与民族解放结合，动员农村妇女一块抗日救亡，为这场硬仗补充更多的人力、物力、财力资源，这也成为了战时妇女解放工作的主要任务。在宋美龄以及各省主席夫人的带领下，省以下的各级妇女干部们在动员一般妇女群众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江西省的妇女运动与全国其他地区相比，特殊之处在于，战前就经历过中共全方位的政治改造，战时在省主席熊式辉的大力倡导下，妇女工作依托正式的行政部门，获得了长足的进展。1936年成立的江西省妇女生活改进会，成为了江西省妇运的最高指导机关，在王敏仪、管梅瑢、潘玉梅等人的带领下，改进会致力于“谋全省妇女具有健全之体格，公民之常识，生产之技能，治家育儿之能力，服务社会之精神，革除不良习惯，改善个人生活”。
作为“妇指会”的总指挥，宋美龄常常穿梭于抗日后方的大小伤病医院，亲自为伤兵包扎慰问。
国难当头，“服务”和“牺牲”成为了抗战时期江西省知识妇女下乡工作的精神动力，也彰显了中国知识妇女共赴国难的新形象。战时赣省妇运从成立开始，成员就将自身融入群众中，并以对国家社会负责为荣。在战时紧张严肃的氛围中，战前城市妇女摩登、靓丽的形象大为褪色，代之以朴素刻苦的形象，迎合了战时坚忍奋斗的精神。
江西省妇女抗敌后援会、救国公债劝募委员会、各界抗敌后援会慰劳工作团及伤兵管理委员会慰劳课等妇女同仁们，不分昼夜地投入到了抗战工作中，各级工作同仁不惜劳苦地下乡巡视，还要计划、应酬、筹钱，当文书、当会计、会写会讲，要接近群众，动员基层妇女在兼顾家务的同时还要接受教育训练……除了这些纵向的沟通与交流外，还要兼顾同事之间的团结与合作。
中国知识妇女在抗战中的贡献为当时国人所肯定，江西省的妇女动员，走出了社团活动的新模式：妇女工作进入行政体系，从工作的决策、执行到考核都转向官僚化，强调公文作业及行政程序的强制力。
整体看来，团结妇女同胞负起抗战建国的任务，确实彰显了战时知识妇女坚韧不拔的爱国情怀，而且从形式上也突破了以往妇女运动争女权的瓶颈。赣省妇女动员的幅度及深度虽有一定的局限性——很大程度上是以城市现代文明为标准试图改造农村文化，却对中国妇运究竟该走怎样的道路，提供了一个国民党妇运史的重要轨迹。
文艺女性如何为抗战服务?
刘慧娟：《试论中国知识女性在抗战时期的重要作用》，载《文教资料》(哲学史学研究)2007年26期(九月号中旬刊)。
抗战时期，有这样一群知识女性，通过组织各类战地服务团，创作、拍摄了大量抗战题材的文学艺术作品，还创办了很多妇女报刊，她们积极为军队和战区百姓进行抗日救国宣传，真正做到了《抗战建国纲领》中指示的“妇女应服务社会，以增加抗建力量”。
董竹君，《上海妇女》杂志的创办人
首先，著名女作家丁玲组织的18集团军西北战地服务团和胡兰畦率领下的上海战地服务团，活跃于敌后和前线战场，以秦腔、京剧、相声、快板等多种节目形式为战地军民演出，话剧《突击》、大鼓词《大战平型关》、快板《奇袭阳明堡》等节目深受军民的喜爱。
其次，很多著名女演员也积极投入到战地服务团的行列，如王莹加入的上海救亡剧团二队和陈波儿带领下的上海妇女儿童慰劳团，都积极奔赴前线慰劳，大大鼓舞了前线军民的抗战勇气及必胜决心。
再者，包括萧红、王莹、延安抗大留日女学生在内的知识女性，还创作、拍摄了一系列抗战救国题材的文艺作品，包括文学作品《生死场》、《旷野》，话剧《包围大武汉》、《炸弹》以及电影《风云儿女》、《八百壮士》等，吹响了中华民族抗日救亡的号角，动员和激励了中国人民的抗战热情。
电影《风云儿女》剧照
同时，一些知识女性还创办了大量的妇女刊物，抗战八年期间共创办了《妇女生活》、《战时妇女》、《妇女界》、《新运妇女》等130多种妇女报刊，这些刊物都把宣传抗日、唤醒妇女觉悟放在了第一位。
总之，抗战时期，中国知识女性积极参与抗日宣传活动，确实为抗日军民提供了强大的精神支柱和坚实的后方基础，为民族解放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