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桩“冤狱”的主角叫寿墨卿，汉族，浙江省诸暨人，在民国时期历任中国国货联合营业公司(简称联营公司)西南业务处主任，国货联营公司经理，香港阳春贸易公司经理，中国民主建国会重庆分会监事，中国民主促进会常务理事等职。
1939年底，因为日军的侵略，长江航运受阻，后方供应缺乏，导致物价上升，国民党行政院决定由经济部设立平价购销处，负责办理粮食、棉布、煤炭、日用品等四类物资的平价供应工作，章元善被委任为处长。经济部除指定该部所属农本局、福生庄、燃料管理处分别负责粮食、棉布、煤炭的平价供应业务外，另指定联营公司承办日用品平价供应业务。
1940年1月12日，联营公司与平价购销处签订了承办合约，规定由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大银行联合办事处(简称四联总处)拨借法币500万元作为日用品平价基金。联营公司派副经理王性尧担任平价购销处日用品课主任，同时在上海租界设立了永平申庄，负责办理日用品的采购业务，在重庆设立日用品批发所(简称批发所)负责办理日用品平价供应业务，并派寿墨卿兼任该所经理。寿墨卿爱国情切，一心一意想把后方平价供应工作办好，于是将西南业务处的业务全部停止，把原班人马全部调批发所供职。
2月20日，在第一批平价基金拨到以后，上海永平申庄立即开展了采购业务，但要从敌人占领的上海把货物抢运到抗战后方的重庆，却是极其艰难的:运货卡车长途奔驰，随时有遭受敌机轰炸的危险;卡车翻山越岭，经常发生翻车事故;一些转运货物的口岸，随时会遭受敌军袭击。日军曾一度入侵浙东，封锁广州湾，批发所存在两地待运的货物均经员工冒着生命危险抢救到安全地带，才没有受到损失。寿墨卿曾到几个转运站视察，目睹员工不避危险，不辞辛劳，努力完成运输任务的情景，深受感动。
重庆是抗战时的“陪都”，因而屡遭敌机疯狂轰炸。好在这是座山城，可以依山凿洞，躲避空袭。每逢敌机来袭的警报拉响，寿墨卿同所里员工就躲进防空洞;待警报解除，大家又回到所里工作，习以为常。当时批发所的工作紧张，所里员工都兢兢业业。敌机加班轰炸，大家就加班工作，夜以继日，从不偷懒，同甘苦共患难。
1940年7月，日军堵死了中国的出海港口，致使后方物资供应日益匮乏，物价持续上升。一时间，舆论沸腾，经济部平价购销处成为众矢之的，处长章元善感到责任重大，辞去处长职务，由该部参事吴闻天接替。有鉴于此，联营公司也呈请经济部要求解除承办日用品平价供应业务。同年9月13日得到批准以后，批发所立即办理结束移交手续，王性尧也辞去了平价购销处日用品课主任一职。
批发所由寿墨卿创办，仍归寿墨卿负责收尾。当时除已运到重庆的日用品外，尚有大量日用品在运输途中。后经各地员工的努力，短时间内将货物集中到衡阳、柳州等几个重要转运站，由平价购销处派员前往接收，到批发所结束时止，总计运进后方的日用品时值约达700万元之多，缓解了重庆日用品的供应。
吴闻天接管平价工作以后，大后方物价继续上涨。国民党政府对此束手无策，财政部与经济部之间互相推托责任。到1940年12月，重庆物价较抗战前的1936年上涨将近五倍，舆论难平。为了推托责任，吴闻天还散布流言，诬蔑联营公司挪用平价基金，贻误日用品平价工作，并涉及到公司董事长章元善。根据吴散布的流言，当局便以“平价愈平愈高，其中必有情弊”为由兴起平价大狱，企图“借用人头”来平息社会上的不满情绪。寿墨卿和章元善两人，也就自然成为当局要“借用”的两颗人头了。
1940年12月28日下午4时，寿墨卿正在批发所同王性尧谈话，忽然有两位西装客上楼来找他。一照面，他们便自我介绍:“我们是从行政院来的。院里正在开会讨论平价问题，请寿经理去参加。汽车在楼下等着，马上就走。”寿墨卿未加思索，拿起皮包就跟他们下了楼。
车到望龙门一个深巷口，两人邀寿墨卿下车，说是有别人要搭车同行。两人言罢即一前一后带着寿墨卿沿石级往下走了百来步，进入了一个有便衣警卫守候的大门，来到一个房间。室内有一个穿中山装的人问过寿墨卿的姓名后，严厉地对寿墨卿说:“委员长(蒋介石)有令，把你扣押起来。”
随即，寿墨卿便糊里糊涂地被带进拘留室。同一天的晚上，章元善也被特务用同样的方式“请进”了特务机关。
大狱既兴，翁文灏部长自请免职，经济部人心惶惶，各司、局、处均做了收摊和移交的准备。顿时举国轰动，国内外报纸竞相报道。
1942年1月，他被转押到了军事委员会军法执行总监部，寿墨卿此时方知，原来当局是把他当做军事要犯处理的。他被拘留在一个“优待”房间里，虽然不得随意外出，但可以公开会见亲友了。联营公司西南业务处一位同事来探望他，他才知道了一年来平价大狱的发展情况。
同事说:“平价大狱早已结束，经济部有关官员早已放出了，现在仍被拘留的就只你一个人。联营公司全体董、监事曾两次呈请经济部要求保释你，但翁部长批了‘暂缓’两字便再没有下文了。现在外边推测，政府威信所关，偌大的一件平价大狱终得有个着落，看来要着落在你身上了。”
1942年1月8日，总监部法官第一次开庭审问案情。以后在一年内先后开庭29次，指控大小将近20款之多，法官不问事实，一味臆断，甚至虚构情节，罗织罪状。在比较重要的案情审问以后，法官将日用品批发所的账册单据全部调来，逐笔审核用途，连各地转运站报来的10元、8元的货物搬运费也要追根究底，进行挑剔。审查账目长达4个月之久。总监部又派员到各地调查进货情况，用去4个月。
寿墨卿一案又拖了1年之久，蒋介石可能考虑到久拖不决对自己的脸面也不太好看，终于考虑要结案了。
1943年1月31日，总监部看守所长来通知他:“你的案情已经蒋委员长批准‘交保释放’，快通知你的公司来办保释手续。”当天，公司派人办完手续，他才跨出拘留所大门。在这次“借人头，平物价”的荒唐冤狱中，寿墨卿是第一个被拘留的，又是最后一个被释放的，时间前后长达两年1个月又3天。
平价大狱，原是由当局以“平价愈平愈高，其中必有情弊”为借口发动起来的。在大狱平息以后，究竟“情弊”何在?当局始终讳莫如深，不肯吐露真情。在通货膨胀、币值下跌，日军加紧封锁，后方供应匮乏，又值农业歉收的情况下，物价一再上升已成为当时不能逆转的趋势。经济部平价购销处所属机构所能供应的一些物资，纯属杯水车薪，根本不能发生平价作用。
新中国成立后，寿墨卿被安排到新组建的中华全国工商联工作，担任办公室副主任、主任等职。1957年后被错划为“右派”，一直到1979年，作为特邀代表参加了中华全国工商联举行的第四届全国代表会议，并编著出版了《走在社会主义大道上——原私营工商业者社会主义改造纪实》、《中国工商人物志》等多部书籍。(张海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