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马队的奇袭
马龙飞的黑鹰团率先钻入风雕群落，像一头冲进荆棘丛中的猛兽，左冲右突，遍体鳞伤不能脱身。后面的两个团却稳住了阵脚。
张慎之建议撤出风雕地区，从北路沿黑河南岸绕道追击，兜剿共军阻击部队的后方。这在骑兵来说，并不困难。
马元海出于一种微妙的心理，却要等一等看。他高踞马上，观察着战场。这次小挫与他的草率轻敌有关。他在率兵跟追红军西进时，也曾欣赏过这一带的雅丹地貌，但他求胜心切，又加判断失误，认准红军在西洞堡在龙首堡等着他，像扼守倪家营子一样，凭险抵抗，根本没有想到共军会在中途设了埋伏，他承认红军指挥员比他计高一筹。
他还想继续强攻，在兵力上，他是一个富豪。再说，冲进风雕群落中搏战的骑兵，要想撤出来，也许比冲过去更难。“开弓没有回头箭”，赌注已经投出，岂有收回之理?
这时，从黑马旅后方的沙滩上，陡起了一朵小小的乌云，风驰电掣般卷了过来，旋起一股升腾的黄尘。
“总指挥，是不是我们的侦察排回来了?”张慎之对来自后方的这支骑兵队有些疑惑。
“不像。”马元海举起了望远镜，一色黑马旅的装束，“这是派去催宪兵团急进的骑兵班!”他说得很肯定，只是不明白为什么回来得这样快。
张慎之放心了。这的确是一个骑兵班，不超过十匹马，可是，他们这样死命地赶来是为什么呢?他的心又提了起来。
骑兵班迅速地接近，张慎之又举起了望远镜。他已经看清了狼皮帽子下的眉眼，那眉眼晃动不定，不像，那骑马的姿势不像。可是，这个骑兵班是哪里来的?独立骑兵旅的?来干什么?二九九旅的?
张慎之那灵活的头脑，多种可能都想到了，就是有一种可能没有想到——穿着马家军服的红军对他们的袭击。因为用一个骑兵班袭击一个骑兵旅是不可能的!那不是以卵击石，而是以卵击山。
张慎之，这位武汉黄埔分校(后改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的高材生，虽然熟读兵书，却只想到“弱者守，强者攻”，而没有想到“以弱袭强”。
自古以来，战争是单纯而又复杂的。就其基本色彩来说，只不过六种颜色：战不过攻守、术不过奇正、形不过虚实。这块攻、守、奇、正、虚、实六彩“魔方”，在古今中外的军事家手上，变化出无穷无尽绝不相同的图案。
结果真的出现了“以卵击山”。
迎面袭来的只有九匹战马，第一排子弹就射向了马元海的指挥部。一个卫兵倒撞下马来，碰到了马元海的马臀;马元海的马骤然一惊，向前一纵，也许这个偶然的动作救了他的性命，他的旱獭皮帽被击落下来。
这猝不及防的枪声起到了百倍的心理效果，兵书云：
猛兽失险，童子曳戟而追之;蜂虿入袖，壮夫彷徨而失色。以其祸出不图，变速非虑也。
也就是说，猛兽一旦失去凭借，小孩子都可以手执长矛去追它;黄蜂小虫突然钻入袖中，临危不惧的壮士也会张惶失措大惊失色。就是因为祸出突然，猝不及防，来不及考虑。凡使敌人不意之法，皆出于常识、常法、常规之外。
九匹黑马小队是一支从天而降的奇兵，是真正的外国典故中所说的“黑马”。
他们对黑马旅的杀伤是有限的，对黑马旅所造成的混乱却是无限的，就像影剧院里爆响了一颗手榴弹。
当黑马小队旋风般地冲进黑马旅的大队时，那些马家军的“勇士们”个个惊极而呆。他们的脑子一时转不过弯来，想不出这几匹黑马是从哪里来的，都是自己人呢，干吗乱冲乱撞起来?是叛乱还是发疯了?他们看到的是枪口、马刀和一张张振奋的强悍的脸。
这是一股雷鸣电闪的黑色风暴，直到这股狂风从他们身边刮过，枪击刀砍，人仰马翻，血肉横飞，掀起无限恐怖时，他们才意识到这是化了装的红军骑兵!
“不好!共军抄了我们的后路!”
“共军包围了我们!”
“同志们冲啊!我们的骑兵团来啦!”奇袭者们边杀边喊，横斜着向对面一个百米高丘冲去。
“准备迎敌!”马元海两眼发黑，大叫一声，坐在马上像庙里的怒目金刚，狰狞可怖。
他的命令是模糊不清的，加大了部队的混乱：准备迎敌，如何准备?是前进还是后退?敌在何方?
黑马旅把这支骑兵小队的举动无限地夸大了，他们当成这是大队人马的前锋，随后有一个骑兵师袭来。想象中的敌人比实有敌人更加可怖。
突然性显示出巨大的效果，就像元首的阅兵台上，即使只出现一个手执炸弹的刺客，也会造成万千军队的恐慌。
马家军虽然凶猛，却不是训练有素的部队。一时间所表现出的慌乱和溃散，真使人不可想象。他们互相冲撞，互相倾轧，互相践踏……这种黄水决堤般的溃败，就是拿破仑身处现场也是枉然。
马元海和张慎之带着卫队前去阻拦，开枪打死了几个倒霉鬼，依然无效。张慎之反被溃败的骑兵撞下马来，马元海也只好随着溃军奔逃!
兵败如山倒，那种崖崩地裂式的倾塌，使人触目惊心。
骑兵的溃败比步兵严重十倍，自相践踏造成的死伤无法计数，那枪声，那喊叫，谁也搞不清是红军还是自己人的。
这时，马元海才想起马龙飞，他命令警卫排长去找他，不管是死是活也要把他找回来。
平时，都是些视死如归的人，现在却像处在噩梦中，这是一种盲目的、病态的、有传染性的恐怖。
马元海终于明白了，溃退的队伍就像向悬崖狂奔的马群，谁拦截谁被撞倒踩死。你只能引领他们向前奔跑，在奔跑中慢慢变向转弯……
马元海不得不下令部队后撤。后撤，却起到了为溃散推波助澜的效应。
他们向西退了十五里才慢慢停住。这时天已黄昏，山谷间已浮荡起暮霭，马元海跳下马来，问后面赶来的卫兵：“参谋长呢?”
“他被溃兵冲下马来，摔断了胳膊，还在后边……”
这时，步行的宪兵团才出现在地平线上。
宪兵团全都是撒拉族人，格外剽悍。他们穿着老羊皮袄，戴着狗皮大帽，每人一支短枪一支步枪一把大刀，可谓装备精良，战斗威猛，即使大刀压住脖子，刺刀抵住胸口都不肯投降。饥寒交迫的红军，体弱力薄，两三个人才能扭住他们一个。马元海迎上前去，命令他们原地宿营，准备明天投入战斗!并叮嘱加紧防范，当心共军偷袭。
“总指挥，黑马旅是不是打了败仗?”宪兵团长悄声问道。
“有一点损失!”马元海淡淡地说，“西宁来电，要我们不顾一切代价阻击共军东返，只要我们把他们拖住，就一定能打败他们!……今天是正月十几?”
宪兵团长不明白总指挥问话的意图。
“大概是十三吧!”
“好，明天你们上去，打个胜仗，元宵节我要犒劳你们，吃个肚儿溜圆，喝个一醉方休!”
“伤亡准会很大!”宪兵团长不太乐观。
“损失，我们不怕，我们有六万民团补充部队，有三万匹战马在军马场里等我们选用，我们怕只怕共军跑了，不能杀个痛快……”
张慎之来见马元海，他的胳膊用三角巾吊在胸前。
“军人总是身上百处伤，胸前挂勋章。怎么?你倒好，身上无一伤，胸前挂臂膀。”马元海开着玩笑，“没有伤筋折骨吧?”
“没有，只是脱臼……总指挥，这次失利，有个教训：不能轻敌。我们总认为他们弃甲曳兵狼狈奔逃，放胆猛追。现在看来，他们是且战且退……”
“什么失利?”马元海对这句刺耳的话大为反感，大叫大嚷，“死几个人伤几匹马能算失利?五十个回合看分晓!明天，我再发动进攻，就是把宪兵团全搭上我也毫不在乎!”
张慎之看到总指挥动了感情，他知道，这时的反驳必定更激起他的蛮干，只好笑笑算了。
当黑马旅纷纷溃退的时候，那个“黑马”小队正向一道山梁后面跑去。粗壮的骏马在八十里的急速奔驰之后，已是大汗淋淋，腿上沾满泥沙，湿漉漉的身上血迹斑斑。它们越跑越慢气喘吁吁，而后不再奔驰，缓缓地走上一个大约有五十米高的山丘。
这时，太阳已经落在地平线上，那迸射的红光犹如鲜血浸漫了西南方的天空，红得令人震撼，好似冒着腾腾热气，暖融着祁连山的雪峰。
“安参谋长，”江子敏提着马鞭，紧靠着她的首领，掩饰不住的兴奋，洋洋自得地提议说，“我们应该在他们宿营时再去袭击他们!”
“不!得利不可再往。”参谋长故意望着风雕群落，掩饰着对这位刚毅女性的赞赏，“你看，我们打埋伏的部队都后撤了!”
“我们为什么不跟上去呢?”史排长站在他们两人的身后说，“我们本来就是去找总部的啊!”
“我们这样的打扮，准会跟部队发生误会!”江子敏反驳史排长，显然，她并不想回总部去，“我们为什么不独立游击?”
只有参谋长深深地懂得她不愿回总部的隐衷。人生之路是多么曲折回环，它有多少甜蜜和辛酸?!这个刚烈的女性，在奋战之后，仍有无尽的炽情从体内涌迸散发，光彩照人。可是，她的内心最隐秘处却滴着痛楚的泪。他有些怕她，用残忍的意志力抵制着她的魅力。即使在解决敌人骑兵班时，她机智和果决地从窘境中把他救出，他也没有夸奖她，冷淡得不近人情。
“今天是正月十三，月亮很快就出来了。”参谋长依然谁也不看，盯着风雕群落，像在自言自语，“史排长，你带三个人去捡子弹，当然，手榴弹更好。”然后，他转身用马鞭向山洼里一指，“今晚，我们在那里宿营。”
山洼已经很暗，那里有一个几户人家的村庄。
这个首领似乎具有一种无可置疑的权威性，从他每一句强烈自信的言词里，谁都看出这个参谋长喜欢独断专行。
半个小时后，他们进驻了只有三户人家的屯庄。参谋长用地道的当地口音与老乡交谈，得知那个山丘叫望山峁。他在摇颤的油灯下，写了一张纸条：
陈、徐首长：
我们九匹战马在寻找总部时，恰逢黑马旅的后卫，故予以突袭，收到意外的效果。路见撒拉族宪兵团亦向龙首堡方向开进，预想明天将有激战，我们暂不归队，埋伏此地以出奇兵，配合正面战场。
唯弹药已尽，今夜当潜往战地自行解决。我们潜伏之地为望山峁山洼，以期再收奇袭之效。
特此报告，并请指示。
红五军骑兵团参谋长安宝山
二十三日晚
安宝山慢条斯理地把纸条折成三角形，然后写上“交总部陈、徐首长”，抬头看看站在灯旁的江子敏，犹豫了一会儿，说：“子敏，我想请你把信送到总部去……如果一个人有困难，我再派夏班长陪你去。总部若有指示，夏班长可以带回，你留总部归建!”
“你总想把我赶回总部去，”江子敏恨恨地说，“我很清楚这是为什么!”
“既然清楚就好!”
“我越清楚就越不去!”
“你总是违抗我的命令。”
“当我们两个初次穿上马匪的军装时，你是怎么说的?”江子敏目光如剑，直抵安宝山的眼睑。
安宝山苦涩地叹了口气，然后无可奈何地喊了一声：
“夏长宁!”
胜利的眩惑
一九三六年十月上旬：
经过万里转战的工农红军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会师，胜利结束了长征，在中国革命史上展开了新篇章。
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三日至二十五日：
陈昌浩、徐向前奉命率红五军、红九军、红三十军，强渡黄河西征，执行中央军委制定的《宁夏战役计划》。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八日：
由于中国时局颇富戏剧性的急遽变化，党中央、中央军委认为《宁夏战役计划》已无执行可能，准备将河东红军组成南路军(一、二方面军)、北路军(四方面军的四军、三十一军)东渡黄河入晋，进行大规模的战略转移。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十一日：
中央正式命令河西部队组成西路军。这是带有根本性的战略变动。西路军为执行新的任务，连日与马家军激战，在重创敌军后，改变北上宁夏夺取定远营的路线，分三路纵队向西进发，去实现《平(番)大(靖)古(浪)凉(州)战役计划》。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十三日：
红九军袭占古浪，守敌逃窜，吸引马家军向古浪地区集中。红三十军乘虚向西疾进，先围凉州，后占城西四十里铺，并于十八日克永昌，二十一日克山丹。红五军随后跟进。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十六日：
马元海指挥三个骑兵旅、两个步兵旅及四个民团，猛攻古浪。九军急促应战，苦战三日，突围而出，敌我双方均伤亡两千余人。九军军长孙玉清负伤，参谋长、二十五师师长、二十七师政委均壮烈牺牲，九军元气大伤。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十九日：
中央电示西路军总部：“你们任务应在永昌、甘州、凉州、民勤地区创立巩固根据地……并可以一部在民勤地区活动……使敌疑我西路军主力由民勤经定远营配合陕甘企图。”
中央要西路军在永凉地区建立根据地的主要意图，是为了造成河东红军与西路军在河西会合的假象，迷惑敌人，调动蒋介石的兵力扼控黄河，以掩护河东主力红军东进或南出，进行大的战略转移。
历史使命，落在西路军的肩头：永凉一线，地处河西走廊的蜂腰部，南面是冰封雪冻的祁连山，北面是腾格里大沙漠，大路两旁是荒凉的戈壁滩，极利于骑兵运动，敌人很容易作到进退“神速”。红军在永凉地区建立根据地，不进不退，不东不西，正好被动挨打，给敌人以进击之机!
这里没有党的工作基础，马家军都是本乡本土，为了保护地盘，必然与我拼死搏战。马步芳提出“宁死一万人，不丢一寸土”的口号，足见其与我殊死战斗的决心。不论从地形、给养、民情、敌情条件来看，都不容我军在此持久立足。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西路军向中央反映在永凉地区建立根据地的困难，用长达六百五十字的电文，陈述敌情我情，请求中央重新考虑西路军的行动方针。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中央立即复电，仍要西路军坚持。电文指出：“毛炳文东撤利于你的发展，主力应准备东进一步，策应河东。”同时说：“远方接济，三个月内不要依靠。目前全靠自己团结奋斗，打开局面……”
这样，西路军只好在险恶的环境里孤军苦斗，与暴烈绝情来势凶猛的马家军鏖战到底。
先是凉州西北四十里铺之战;再是永昌东南八坝之战;三是永昌以西水磨关之战;四是永昌之战;五是山丹之战。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
西安事变发生。中国时局处在瞬息万变的激烈动荡中。这时，西路军作为一支战略机动力量，随时待机策应河东红军的斗争，甚至还要配合张学良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的十七路军的行动。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四日(西安事变发生后两天)：
中央军委电示徐、陈，令西路军“一面争取凉州之补充旅和二马到抗日方面来;一面准备接通兰州和准备以一部适时占领安西地区。总之，西路军是负责奠定抗日后方和接通远方的使命”。
这是既要向东接通兰州，又要准备向西接通远方(苏联)，任务是艰巨的。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八日：
中央电示徐、陈：“你们任务应基本的放在打通远方上面，限明年一月，夺取甘、肃两州……除开远方，暂时没有任何力量可以直接帮助你们。”这是要求西路军西进。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日：
周恩来致电毛、朱、张，提出西路军应逼近兰州，同时以一部骑兵向靖远游击。
此时，西路军根据中央指示正准备西进，但中央根据周恩来的电报又指示西路军东返，电文说：“在整个战略方针上看，西路军以东进为有利，只要二十天到三十天内到达静宁、隆德地区，便可与于学忠、王以哲之八个师配合作战，至少可以钳制胡、毛、曾、关，而利我主力在东边放手打仗。张学良极盼你们来，答应在兰州补充子弹、被服。”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当晚二十四时周恩来致电毛、朱、张，指出：“四方面军主力不便东下，仍以留原地并打通安西为妥。”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军委主席团电示徐、陈、军政会、彭、任：“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前途甚佳，西路军仍执行西进任务，占领甘、肃两州，一部占领安西。开始西进的时机及如何作战，由你们决定。”
西路军撤离山丹、永昌地区，根据中央电令，顶着西北高原凛冽风雪冒着零下三十度的严寒向临泽、高台地区开进。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西路军总部及三十军离开甘新大路，进驻倪家营子。当即被敌发觉。马元海于二十九日电告马步芳：“红军大部离开甘新公路进入甘州(即临泽)南的倪家营子，占寨堡四十三处，星罗棋布于周围十里之地，总数约有一万三千余人，确系主力。”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三十日：
红军九军一部攻临泽未下，进驻城东南沙河堡。
马步芳指示马元海，密切注意红军行动意图，作好分割包围歼灭红军的战役准备。
一九三七年一月一日：
红五军攻占高台。
一九三七年一月二日：
西路军总部向军委报告：“如敌无大的压迫，即大部留高、抚(即临泽)休整。如被敌迫，即准备布(部)署肃州，以一部诱敌进展。”
一九三七年一月四日：
西路军又向军委报告：“高台以东人粮极富，以西则甚荒凉，据点少且远，正值天寒，如主力进则齐进，道路、粮、房、敌骑均不许可，打则齐打，亦只有坐待消耗……”建议军委“如何以外力帮助我或以外交武力扼阻二马，或令三十一军、四军过河配合，则我损失必少，任务更易完成，或则我们即均在高台战敌，远方物资用外力送下，亦属必要”。并表示“西路军抱最大决心克服空前困难，不怕牺牲，照前电完成任务”。
显然，西路军向中央提出的建议是不可能实现的。
一九三七年一月五日：
军委电令西路军：“即在高台、临泽地区集结，暂勿西进。全军集结于两三点，大力训练，伺机消灭敌人。”
一九三七年一月七日：
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对西路军行动方针向军委作如下分析和建议：“(一)西路军单独在高台、洪水行动一到两个月，争取灭敌一部，但欲迅速与彻底消灭属不易，这不能不使西进困难;(二)东进在目前无敌的有利条件下较易做到，如果延搁根本大计，滋长二马之力而后击之更不易;(三)我处倪家营子到洪水约一百九十里，沿途粮、房便利，洪水到北大通三百六十里，必须三天露营……非万分必要时，不轻采取。西路军暂时在原地行动，重要是灭敌西进……”
一九三七年一月七日-八日：
中央军委两次电示西路军：“动员全军在临、高地带，消灭敌人来完成创造根据地任务……切勿分兵去安西。”并进一步说明，“并没有变更你们的基本任务，也没有要你们久停不进，仅要你们暂勿西进。”
一九三七年一月八日：
张国焘个人署名致电西路军将领，主要内容是：“蒋回南京后亲日派扣张并向西安进兵，目前整个战略中心是巩固张、杨部队和红军的联合，在西安附近击退亲日派所领导的进攻，稳定抗日派，争取中间的动摇派别，求得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实现。这种方针是正确的，并已得到中外舆论的同情……目前西路军是处在独立作战的地位，要达到创造甘北根据地和接通新疆的任务，必须击退二马的进攻，消灭其一部，在临泽、高台、甘州地区站住脚跟，如此远方接济才能到手和更有意义，对于西北整个局面的配合才更有力……军委对西路军的指示是一贯正确的，对西路军是充分注意到的，不可能经常提供给情报，因为电台声音过小的缘故，如果还有因过去认为中央路线不正确而残留着对领导的怀疑，是不应有的。应当在部队中，特别在干部中，提高党中央和军委的威信。”
显然这份电文不是指示，而是解释与劝导。
一九三七年一月十二日：
西路军集结在临、高地区后，马步芳、马步青部五个骑兵旅、两个步兵旅及炮团、民团，在飞机配合下，蜂拥而至，在前敌总指挥马元海指挥下，先以一部分兵力钳制倪家营子地区西路军主力，而后集中力量猛攻高台，红五军苦战至一月二十日，惨遭失败，军长董振堂、政治部主任杨克明、师长叶崇本以下两千八百名红军指战员，除个别突围外，全部壮烈牺牲。
一九三七年一月二十四日：
敌人于一月二十日占领高台后，气焰嚣张，当即回军猛攻临泽。临泽红军激战三日。一月二十四日临泽失守。突围部队集中于倪家营子，同时，九军也撤离沙河堡，到倪家营子集结。至此，西路军一万余人，全部集中在倪家营子四十三个屯庄里。于是，在倪家营子地区，敌我双方，展开了历时二十余天的浴血苦战。
一九三七年二月二十一日：
西路军面临着极为险恶的前景，孤军奋战有耗无补，伤亡日增，敌人却有充足后备力量，攻势不断加强，西路军召开军政委员会，在中央不能派兵来援的情况下，提出自救东返的主张。于是在二月二十一日突围东进，急速向西洞堡、龙首堡一带转移……于是就发生了一九三七年二月二十三日下午，在风雕群落中的那场激战。
一九三七年二月二十三日下午，马元海发现自己原本是一场虚惊之后，第二天投入了他的宪兵团。红军并没有像马元海判断的那样，在寨堡屯庄中恭候他来进攻，而是用杀“回马枪”的战术，给予迎头痛击，把宪兵团全部歼灭在西洞堡北面坦阔的戈壁滩上。
当战斗接近尾声的时候，陈昌浩和总指挥仍然站在龙首堡大地主张龙官屯庄的小白楼上，用八倍望远镜视察着战场。
陈昌浩将大衣皮领竖起，侧着身子，以抵御迎面袭来的凛冽寒流。他忽然想起了古代的一首边塞诗，忘记是谁的了，只记得两句：
明月如霜照白骨，
恶风卷地吹黄沙。
这些极尽悲壮的诗句没有给他带来凄苦之感，反而使他兴奋起来。一种夺取更大胜利的渴望在他心中燃烧，萌生了一种久已期待的激情。放下望远镜，他转身对站在他右首的总指挥说：
“今天取得了比昨天大得多的战果……是一次带有决定性的胜利!”
总指挥对“决定性的胜利”颇有异议，但他并不直接反驳这种顺口说出来的话，只是说：
“这一仗，对马元海是个不小的打击，有利于我们东返……”
“这个打击给我们带来了转机!”陈昌浩明显地表示出他想的与总指挥想的不一样，“我们可以重新考虑我们的行动方针!”
陈昌浩突如其来的设想，使总指挥颇感意外，这不过是一次战斗胜利，并不是决定性胜利，有什么可以改变行动方针的必要呢?他想：这只不过是陈昌浩被意外的胜利所振奋，顺口说说而已。镇定沉稳的性格使他并不急于表态，也不跟他争辩，只是默默地注视着战场。
陈昌浩并不在意总指挥不置可否的沉默态度，也不再注意胜负已成定局的战场，他目视空阔的旷野，全神贯注于自己的思绪：
他的思绪并不遥远，而是目前战斗胜利引起的一种想象。他的面前，蔚蔚青天，漠漠荒野，皑皑雪峰，是一望无垠的屏幕，挥师杀回倪家营子的壮阔场景，一幕一幕在他面前展开。千军万马像喧腾的巨流，步兵行进，骑兵驰骋。他仿佛听到了蹄踏戈壁的哒哒声。
这个意念，似乎是突如其来，事实上，早已潜隐在内心深处，形式上是来源于纯军事的思考，实质上，却是出于政治上的顾虑。
陈昌浩已经认定自己的设想切实可行，便决心把它变成实际行动。他需要得到总指挥的支持。沉默了一会儿，他兴冲冲地说：
“好啦!一出威武雄壮的戏剧落幕啦!气候也越来越冷了。‘疾风冲塞起，沙砾自飘扬。马毛缩如猬，角弓不可张。’鲍照对塞外寒冷的体验是很深的!咱们下去暖和暖和吧，我想，应该杀回去!”
“杀回去?”总指挥猛回头盯视着军政委员会主席。这个决定太出乎他的意外了，好不容易突围出来，刚刚把握了一点战场主动权，怎么能重投罗网再进重围呀?
“咱们下去再谈吧!”陈昌浩似乎料到总指挥准会反对，便率先沿着梯坎走下塔楼。
六章
心理重负
也许胜利之后比失败之后更为繁忙，陈昌浩和总指挥从塔楼上走下来后，就被司、政、后的领导者包围了。他们立即投入了千头万绪的军务中：
重新部署防务，筹集粮饷，调整干部，安排伤员，处理俘虏，分配战利品，休整宿营……一切都在零乱而有秩序中进行。
如果陈昌浩不再提出重返倪家营子的主张，总指挥是不会主动找他辩论的。因为事关奇重，总指挥在处理日常军务时，心中总有一种牵挂，陈昌浩的“杀回去”的主张给他心理上造成深深的潜忧。
繁杂的军务，两个小时就安排妥了，有许多未了事宜由部门首长——参谋长李特、政治部主任李卓然、供给部长郑义斋去分头处理。他们都是经验丰富办事干练的人，尽可以放手让他们去全权处理自己职权内的事。
军政委员会的正副主席需要沉静下来进行决策。
张龙官的客厅非常宽大，警卫人员已经生起了炉火。
战略决策既是简单的，也是困难的。就像手中举着一个棋子，这是关键的一步，关系着全局的生死。
首先是对敌我态势的争辩，这是决定东返还是西进的前提。总指挥认为这个胜仗并没有改变敌强我弱的基本态势，绝不能为这个小胜所眩惑，错误地估计了形势。
这个态势本来不难明白，马家军在河西走廊的参战部队约计六万八千余人。溃散一个骑兵旅，丧失一个宪兵团，并不是了不起的损失，而且他们还会很快得到补充，我们却只有一万多人，非战斗人员占了将近五分之三，况且，我们是无后方的孤军，有耗无补，即便勉力支撑，也不可能持久。
这种对局势的利弊权衡，对敌我态势的判断，在一个统帅的作战活动中，占有特殊的地位。有人把这种判断称为直觉，很像文学艺术上的灵感。这种内在的洞察力和感知力的强弱，就成了具有同等军事知识和经验的将领高低不同的分野。直觉，就是通常所说的那种军事才华，那种能够临机应变的素质。
陈昌浩虽然热情、勇敢、精明、干练，并且自从他担任红四方面军总政治委员和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以来，一直握有大政方针的决定权，但他在军事上却缺乏这种感知力，他不是军事天才!他的才能，不在军事方面。
不管陈昌浩有多少固执，总指挥的分析是有说服力的。陈昌浩迟疑了很久，才说出他们必须回返倪家营子的另一个原因：“我们这次东返，是出于自救，但是，中央并没有明令我们这样做……”
“可是，中央有许多电文是要我们‘以便利击敌保存实力为目的，行动方针由你们自决’。我们应当根据实际情况作出决断。”
“我们现在主要问题是取得中央的信任。”陈昌浩向火池子里加了几块木柴，腾起的火苗映照着他脸上凄楚的暗云。他的脸苍白中带有浮肿，反映出内心沉重的潜忧，“我想我们给中央的某些电文是不妥当的，很容易引起误解……”他只觉得自己的心就在火池子上烧烤，忍不住站起来，走到门口透口气。
“你指的是哪些电文?”
陈昌浩回到火池边，缓缓地坐下，揉着胸口，似把心头某种痛苦揉碎：“比如我们一月四日的电文，说高台以东人粮极富，以西则甚荒凉，据点少且远，正值天寒，如主力齐进，道路、粮、房、敌骑均不许可……中央会不会认为我们愿意东返而不愿西进呢?”
“我们讲的全是实情。”
“这里的实情，中央很难了解，也许认为我们有倾向性呢。接下来，我们向中央提出的建议更是欠妥，我们要求三十一军、四军过河配合，则我损失必少，任务更易完成……这样，我们等于要求把四方面军的所有部队开到河西来……我们忘了四方面军跟着张国焘另立中央所犯的错误，是最最敏感的……中央会不会怀疑我们又要独断独行，把四方面军集中到河西，再来一个独立行动，把我陈昌浩看成张国焘第二呢?”
总指挥的心不由得“咯噔”一沉，缓缓地说：“这是一种多虑吧?”
其实，他知道这并不是多虑，而是他平时很少去想就是了。此时，他盯视着火池子里柴块燃烧时爆裂的火花，仿佛看到自从一九三五年六月，一、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后直到目前，粘滞在这段空间里的混浊的沙尘。
“你想想中央对我们的批评吧，当我们提出如果上级不派四军、三十一军四军
来援，西路军则难以完成西进任务时，中央是怎么指示我们的呢?我可以一字不差地背出来：‘依据你们自己与当前敌人力量对比情况，依据国内与西北的环境，如果蒋介石不能或不愿停止二马向你们进攻，又不愿主力红军派兵向你们增援，则你们唯一的方针，是调动敌人，寻求机会逐渐削弱之与各个击破之。’继而严厉地批评我们，“‘你们对过去所犯的政治错误，究竟有何种程度的认识呢?何种程度的自我批评与何种程度的转变呢?我们认为今后的胜利是与过去政治错误的正确认识与彻底转变是有关系的……’你想想呢，我们向中央提出的一切困难，都被视为缺乏自我批评精神，视为坚持过去的错误。”
陈昌浩苦恼地向火池子躬下身去，两手在火上翻弄，似乎在以此驱散心头的寒冷，减轻背上的重负，但热烘烘的火池子，烤不化他心头上凝结的霜花。
张龙官客厅里的一切红木家具都隐在暗影里，闪着猪肝色的幽光，唯有挂在侧面墙上的飞天大壁毯，在幽暗的朦胧中，给人一种超然物外、飘飘仙去的幻觉。
一时间，他们都沉默无语。
总指挥只是一袋接一袋地吸烟，他用惯了旱烟袋，即使有卷烟供给，他也把它拆碎抖进烟袋荷包里用旱烟袋吸。这个朴实无华的烟袋荷包，寄托着深隐的感情。这是一九二九年底他跟程训萱结婚时，妻子连夜给他缝制的。正像当时歌词里所唱的：“一针针，一线线，缝尽爱和恋。”
陈昌浩似乎承受不了沉默的重压，仰起脸来，又缓缓地说：
“再从张主席(指张国焘，他说顺了口)一月八号给我们的电文看，中央对我们的成见是很大的，现在，我不知道他的处境如何，可是你仔细琢磨琢磨，他向我们强调什么呢?强调‘军委对西路军的指示是一贯正确的……如果还有因过去认为中央路线不正确而残留着对领导的怀疑，是不应有的。应当在部队中，特别在干部中，提高党中央和军委的威信’。这就是说，我们的一切不符合中央指示的想法，都被视为对中央正确路线的怀疑，都被视为坚持过去所犯的错误。我们所有的挫折和失败，都被视为对过去的错误没有认识、没有转变、不坚决执行中央指示有关，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办?你总是强调独挡一面的高级干部执行上级指示必须从实际出发，不能机械地盲目地执行上级指示，好像可以‘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实际上，说句牢骚话吧，也只能‘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了!”
说完又沉重地垂下头去，他一直挺拔的脊背弓了起来，脸上阴云密布，胸中雷电交作。
总指挥感到陈昌浩个人的包袱的确背得太重了。长征期间，他曾经是张国焘错误路线的积极支持者，现在又身负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的重任，中央又把西路军的行动与过去的错误联在一起，他的顾虑自然要比别人多。他只能唯命是从。
但是，这种唯命是从并不是真正坚强的党性，而是一种变相了的“自私”，置千军生死于不顾，不敢坚持正确的措施，不敢实事求是。
在红军优秀的将领中，总指挥的性格是独特的，他不是叱咤风云、森冷严苛、临敌生威的那种猛将;他镇静沉稳，谦和自守，不求显扬。知识才华含而不露是他的品格特征。
他平时很少说话，总是身体力行，说起来也总是慢声慢语，却简洁中肯。他几乎没有发火的时候，像一个慈祥和善的兄长。他不与人争高下，善于忍让。
他外柔内刚，是个山崩于前地裂于后而面不更色的人，在部队中他是享有很高威望的优秀指挥员。他理解陈昌浩的苦衷，但事关全军的生死存亡，他不能不据理力争了：
“昌浩同志，我们都是共产党员，坚持真理，是我们入党时的誓言，我们应该认识到对上负责和对下负责的一致性，只有对部队负责，才是真正的对上负责。面对千军生死存亡，我们个人的得失算得了什么呢?”
“不，关于我们的行动方针我已经思虑很久了。”陈昌浩猛然站起，在客厅里踱了几步，一种蚀骨的哀愁反映在他浮肿的脸上，叹息了一声，重又坐到火池子旁，凄然地望了总指挥一眼，“你还不知道吗?中央把西路军当作一支机动的战略力量，忽而令我们向东，忽而令我们向西，忽而令我们停止，都是因为全国局势的变化所致，问题在于我们并不了解全局，或者说不够了解全局，这是一;
“这次胜利不管是否是决定性的胜利，我们总是有了很大的缴获，有了很大的补充，比在倪家营子苦战二十多天的收获还大，损失却微乎其微，全军精神振奋，信心大增，这是二;
“在没有中央命令的情况下，由于形势危急，东返自救，这能不能成为理由，我很犹豫，就像一个为了全局胜利而派到一个山隘口上打阻击的部队，只能与阵地共存亡，而不能因为损失过大就撤出阵地……这是三;
“中央给我们在肃、甘、安建立根据地的任务显然没有变……这是四……”
总指挥为之动容了，他低沉的声音里有一种内在的冲动：“昌浩同志，你说的全是需要，不能说不对;而我想的却是可能，我们现在人困马乏，还有什么力量建立根据地呢?我再重复几句，我们好不容易突围出来，回去不是自寻灭亡吗?”
总指挥很少这样激动过。
“我们不必再争了，”陈昌浩和缓地说，“明天召开军政委员会再来讨论决定吧，让我们再想一想。”
在总指挥起身的时候，陈昌浩想起了一件事，需要跟他商量：“安宝山回总部来了，他带来了一个骑兵小分队，这次作战胜利，他们勇敢机智的配合，起了很大作用，你看怎么安排他们的工作?”
“你先找他谈谈吧，我们的几个主力团的干部没有配齐，请组织部统一考虑一个意见，报总部来批一下就行了。我们还是应该好好休息一下……我也希望明天的会议不要拖得太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