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九一八事变为开端，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先后遭受日本发动的一系列武装入侵行动。在这些军事行动中，七七事变无疑是最具重要性的历史事件，把中华民族推向了存亡绝续的危急关头。卢沟桥头反侵略的枪声，吹响了中华民族全面抗战的号角。
自七七事变始，作为中华民族根本利益的忠实代表，中国共产党即以民族解放为己任，担负起抗日战争的政治领导责任，成为领导全国人民争取独立和解放的坚强核心。全国同胞同仇敌忾，众志成城，前赴后继，投入到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中去。经过艰苦卓绝的八年全面抗战，中华民族赢得了近代以来反侵略战争的第一个彻底胜利，粉碎了日本军国主义灭亡中国的企图，捍卫了数千年文明发展的成果，同时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重大贡献。
时光不会倒流，历史必须铭记。80年后的今天，我们回顾那段凝重的历史，探讨在关乎民族存亡的重大事变突然到来的时候，中共中央是如何研判事变性质和预测局势发展的，针对局势变化作出什么决策、采取了哪些应对措施，这些决策和措施对于引领中华民族走向全面抗战具有什么意义等问题，对于准确认识中国共产党在全面抗战开局中的历史作用，以至在整个抗日战争中的中流砥柱作用，其必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一、对七七事变性质和走势的准确判断
1937年7月7日夜，在北平西南卢沟桥附近进行军事演习的驻丰台日军，诡称一名日军士兵失踪，要求进入中国军队驻扎的宛平城搜寻。中国驻军拒绝了日军的无理要求，日军遂向宛平城发起攻击，国民革命军第29军一部奋起抗击。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七七事变，又称卢沟桥事变。七七事变的发生，在日本方面是蓄谋已久的，对于绝大多数的普通中国人来说，它却是一个令人错愕的突发事件。
事变次日，在延安的中共中央即向全国发出通电，表明自己的严正立场。同日，毛泽东、朱德又率彭德怀、贺龙、林彪、刘伯承、徐向前等红军将领，分别致电蒋介石和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第29军军长宋哲元等，促请南京政府和冀察当局对日坚决抵抗，申明中共和红军的抗战决心。上述通电和电报，分别刊登在7月12日出版的中共中央机关刊物《解放》周刊第1卷第10期和7月13日出版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机关报《新中华报》上。
与南京政府和冀察当局在事变初期含混态度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共中央从一开始就断定，七七事变绝不是一个单纯的偶然事件，而是日本全面扩大对华侵略的重大步骤。7月8日通电便已指出：“不管日寇在卢沟桥这一挑战行动的结局，即将扩大成为大规模的侵华战争，或者造成外交压迫的条件，以期导入于将来的侵略战争，平津与华北被日寇武装侵略的危险，是极端严重了”。“日本帝国主义武力侵占平津与华北的危险，已经放在每一个中国人的面前。”也就是说，事情的发展有两种可能，一是很快扩大为大规模的侵华战争;一是日本利用事变对中国进行外交施压，以为将来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作准备，而以前一种可能性更大。
新华社的军事述评特别强调了卢沟桥对整个华北地区所具有的战略意义，指出日军占领卢沟桥，截断平汉路，意在“以达其武力占据平津并依此为进攻山西并吞华北的据点”。卢沟桥失守，将造成日本灭亡中国的有利根据地。“故卢沟桥的得失，实关系于华北以至整个国家民族的命运。”《新中华报》刊登文章，判断日军在卢沟桥行动的目的，是要迫使29军退出华北，把地处华北咽喉的平津完全控制在自己手里，并明确指出，这一事件“绝对不是偶然的，而是日寇一贯侵略政策的必然结果，是日寇有计划的行动”，是“第二个‘九一八’”。
果然，日本很快抛弃了事变时声称“不扩大”事态的假面具，于7月11日作出增兵华北的决定，决意扩大对华战争。
《解放》周刊从7月12日起，连续发表中共领导人的重要文章，对七七事变性质尤其是未来局势发展作出更进一步的分析研判。毛泽东所写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进攻的方针办法与前途》，重申7月8日通电所主张的坚决抗战、反对妥协退让的方针，并提出包括全国军队的总动员、全国人民的总动员、改革政治机构等项内容的八大纲领。基于日本不断增兵华北的事实，朱德强调，日本对于卢沟桥的进攻是有计划、有步骤的，企图趁机侵占华北，把华北变成满洲第二，至少变成冀东第二。他指出：“东三省已失掉了，热河也不为我们所有了，冀东的汉奸政权形成了，华北亦弄至岌岌可危的形势。一误岂可再误?”
署名矢针的文章也指出，日本是在用五年前对付沈阳的办法对付平津，用吞噬东北的战略攫取华北。今日局面的严重性，比五年前东北沦亡的情形更要危急。“倘若再重蹈九一八当时的覆辙，那么当时还有华北可以‘退守’，现在连这‘退守’之地都要转落敌人手中。倘若仍然幻想日本真会‘满足’于华北，倘若仍然幻想日本在吞噬华北之后，‘可以’‘保证’华中华南的别一帝国主义权益因而仿佛可以藉此徐图偏安之局，倘若仍然幻想妥协退让的屈辱办法会和缓日寇的凶焰，那么，华北沦亡以后，华南仍然可以成为‘日满华北’的‘天然发展而存在’之必须‘特殊化’之区，这样，第三个九一八仍然再接再厉的行将爆发于全国各地，而全中国将因是而完全的灭亡。”
受日本侵略凶焰的刺激，举国上下抗日救亡情绪空前高涨，各党派、各界人士和社会大众纷纷促请南京政府实行抗日。蒋介石7月17日发表庐山谈话，表达了抗战的意向和决心。
这个谈话所表明的准备抗战的方针，受到包括共产党在内的全国同胞的欢迎。张闻天在文章中称之为“南京政府的极大进步”，同时指出“单单宣布抗日的方针是完全不够的”。
尔后局势更趋危急。日军增调兵力陆续到达后，随即向北平、天津发起进攻，29军顽强抵抗并付出重大牺牲后被迫撤退，北平、天津于7月底陷于敌手。张闻天写道：“七月七日日军进攻卢沟桥的事件，我们即认为这是日本帝国主义直接武装占领平津与华北的开始。不幸这一判断已经完全证实了。”“日本帝国主义是决不满足于占领平津的。它将依靠平津，首先占领张家口，并吞冀察全部，向鲁、晋、绥、宁、青进攻，完成它创造‘华北国’‘蒙古国’与‘回回国’整个的计划。”他严厉批评了南京政府对日一贯退让妥协的政策，认为正是由于南京政府的一让再让，使日本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势力深入冀察与平津，造成了今天抗战的困难与不利的条件。日寇进攻卢沟桥后，南京方面只是发表了和平解决事件的最低限度的立场，但在实际行动上却表现为迟缓、畏缩、游移和不彻底。南京政府对于七七事变的应对不力，根本症结在于缺乏真正抵抗的决心和切实准备，造成了战争初期的战略被动。
日本选择此时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深层原因是什么，与法西斯国家酝酿中的世界大战是什么关系?中共方面也对此作了深入的观察。凯丰认为，日本为了实现独占全中国的目的，无时无刻不在等待一个机会，以发动对中国的侵略战争。主要原因有三：
(1)日本国内矛盾的加深，广大工农对于日本军阀法西斯的统治表示怨怒，统治者内部的摩擦一天一天恶化。近卫上台后，企图造成举国一致的内阁，于是发动对中国的战争，企图转移工农的怨怒与统治者内部的磨擦于对外的问题上去。
(2)中国和平统一已经实现，但还没有完成。有国内和平统一的支持，南京在最近半年来采取对日强硬外交。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和平统一的威胁之下，考虑着与其在中国和平统一完成后发动对中国大规模的战争，不如趁着中国和平统一未完成以前发动对中国大规模的战争更为有利。
(3)当时西欧的紧张局面，更给予日本进攻中国的有利机会。尤其英国在西班牙问题上对德意法西斯的退让，英日谈判的进行，不能不使日本企图在中国造成“既成事实”，而逼使英国承认。
《解放》周刊的一篇时评，敏锐地注意到卢沟桥事变与新的世界大战之间的关联，直称前者为后者的序幕，振聋发聩地疾呼：世界大战的危险不只是存在着，发展着，而且它已成为现实的事实了。不看见德意对于西班牙的干涉战争吗?它就是世界战争的一幕!不看见日本强盗侵略我们华北的战争吗?没听到卢沟桥畔的隆隆炮声与平津路上的轰炸声吗?这也是世界大战的一幕!世界大战便这样一幕一幕地展开来，自然，从一幕一幕的演变扩展为全世界规模的大战还需要一些过程，但是它的序幕是已经开始了。
还在平津失陷之前，中共中央在7月21日下达的党内指示中便已警示，卢沟桥事件是日本直接武装占领华北的整个计划的开始，其首先目的是在直接占领平津。
中央估计，事变的发展有两种可能的前途：“或者是事变发展为积极的抗战，以至发展到全国性的抗战，这是全国人民的要求，也是挽救平津与华北与全国免于沦亡的唯一出路。或者是由于冀察当局的让步，由于南京对于发动全国性抗战的迟疑及英法的态度而暂时求得妥协。但这种妥协对于中国完全不利，它只能把平津华北葬送给日寇作为以后继续侵略的有利阵地。”指示提出：“我们的总任务，是在争取第一个前途的实现，反对一切丧失任何中国领土主权的妥协。”时隔两天，针对冀察当局可能与日本妥协的情势，中共中央再次向南京政府和全国同胞发出宣言，强烈要求南京政府采取一切具体办法来满足全国人民的希望和要求，来贯彻蒋介石7月17日讲话宣布的抗日方针。
一方面是日军大举入侵华北的态势已经形成，一方面却是国民党对联合抗战游移不决。中共中央政治局于8月9日召开会议讨论国内时局。毛泽东在会上指出，卢沟桥事变是中国大规模全国性抗日战争的开始。国民党转变已大进一步，但是离彻底转变还远。目前还存在着严重的危机，即统治者怕群众起来。蒋介石的抗战是日本逼起来的，应战主义是危险的，在华北实际是节节退却。
张闻天认为全国性的抗战即将到来。他说，日本占领平津不过是对于中国本部的大规模侵略战的开始。它现在正在调动大军来华，来巩固与扩大已得阵地，压迫中国政府放弃华北。日本是决不会满足于平津的占领的。它必然还要前进。目前形势的发展，将必然从现在局部的应战的形势转变为全国性的抗战。上述判断是洛川会议确定中共抗战的政治、军事和统一战线战略和策略的思想认识基础。
日军双管齐下，在积极准备扩大华北攻势的同时，又在上海制造了八一三事变，淞沪抗战由是爆发。
上海是远东最大的工商城市和金融中心，对国民党统治有着举足轻重的战略意义。8月14日，南京政府发表《自卫抗战声明书》，蒋介石随即下达了总动员令。
在重要的历史转折关头，中共中央于8月22日至25日在陕西洛川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和制定党在抗战时期的行动方针和政策。会议对卢沟桥事变的性质和意义作了更为清晰的表述，指出：“七月七日卢沟桥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大举进攻中国本部的开始。卢沟桥中国军队的抗战，是中国全国性抗战的开始。”中共中央用两个“开始”准确揭示了七七事变这一重大事件的双重涵义：就侵略者一方的日本而言，全面侵华战争的战车已经隆隆开动;就反侵略一方的中国而言，全国性抗战的大幕已经拉开。以此为标志，“中国的政治形势从此开始了一个新阶段，这就是实行抗战的阶段。抗战的准备阶段已经过去了。这一阶段的最中心的任务是：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
事实证明，中共中央对七七事变性质和发展趋势的判断是准确的。尤其是两个“开始”的提出，确定民族矛盾已经取代阶级矛盾而占据主要地位，指明驱逐日本侵略者、争取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是中华民族当前的中心任务。
这不仅有着军事上的意义，更有深远的政治意义。中共中央以上述判断为依据，从捍卫中华民族生存权和最高利益的立场出发，规定了党和军队在新形势下的主要目标和任务，制定了与国民党的片面抗战路线有着本质区别的一整套全面抗战的方针、路线和政策，责无旁贷地担负起抗日战争政治领导者的历史责任。
二、及时提出全面抗战的方针、路线和纲领
在外部因素造成中国政局巨大变动的历史关头，中共中央能够处变不惊，沉着应对，根本原因在于对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和社会两大基本矛盾及其相互关系的深刻把握。
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以后，成为西方列强的俎上鱼肉，而日本则是其中最为穷凶极恶的一个。基于对日本帝国主义本性的认识，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起，中共就毅然高举抗日救亡的旗帜，多次发表宣言文告，主张动员和武装民众，抗击日本的武装侵略。1935年日本挑起华北事变，中共中央发表著名的八一宣言，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提出实行抗日救国收复失地等十项方针。长征到达陕北后，中共领导人料定日本必将进一步扩大对华侵略，这是日本政府不会改变的既定方针。“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中国革命”，“是必然的而且是不远的”。11月28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表抗日救国宣言指出：“日本帝国主义强盗们是要把全中国人民变为亡国奴，把整个中国变为殖民地。”
号召实行全国海陆空军和全国人民的总动员，共同开展神圣的反日民族革命战争，并且提出了包括没收日本帝国主义在华的一切财产，没收一切卖国贼及汉奸的财产，改良工人、士兵及教职员的生活，实现民主权利，救灾治水、安定民生等在内的抗日联军和国防政府十大纲领。这个纲领侧重于国内政治和经济的改善，把南京政府排除在联合抗日的范围之外，还有较大的局限性。在年底的瓦窑堡会议上，中共中央分析新的民族革命高潮下阶级关系的新变化，据此制定了新的政治路线、军事战略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
初到陕北的中共中央对外交往受到很大限制，但仍利用一切可能向外界传达坚决抵抗日本侵略的声音。毛泽东毫不含糊地对第一位访问陕北苏区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说：“对于日本，我们现在只有一种办法，武装抵抗的办法。”“日本的大陆政策已经确定了，那些以为同日本妥协，再牺牲一些中国的领土主权就能够停止日本进攻的人们，他们的想法只是一种幻想。”继斯诺之后，毛泽东、朱德等接待了来访的美国作家艾格尼丝·史沫特莱。毛泽东说：在日本进攻中国时，不管在什么时候进攻，中国都应该立起抗战。我们应该迅速地切实地从各方面作准备，使中国在任何时候都能够应付事变。朱德也向她表示：对日战争眼看就要开始，全国人力物力应该全体动员起来争取胜利。日军发动卢沟桥事变之前，彭德怀当面告诉正在延安的美国记者哈里森·福尔曼：和日本战争随时有可能，我们已准备作战。通过不同渠道，中共的抗日主张在国统区和国际上得到传播。
七七事变一发生，中共中央立即正式提出了“武装保卫平津华北”的口号。此前，中央驻北方局代表刘少奇曾在政治局常委会议上提出过“保卫平津”“保卫华北”的口号。毛泽东对之充分肯定，认为可用以进行政治动员，带国防实际性。中共还对汉奸、亲日派分子的妥协退让主张和国民党中一些人存在的和平幻想，进行了坚决的揭露和抨击。
7月19日，《新中华报》发表社论称：“今天的形势，已达到不起来坚决抗战就不能保存平津华北的地步，任何犹豫幻想，希望中日仍然能够‘和平’，实在就是等于自杀。”26日社论又说：“目前华北局势的发展，很明显的摆着有两条道路。一是立即动员全国，发动大规模的民族革命战争，来抵抗日寇的新进攻，而这一条道路也是全国人民急切需要的，是中华民族彻底解放的大道。一是和平妥协，以求得日本帝国主义暂时缓进，把平津送给日寇。这条路必为全国人民所反对，是断送华北，陷中华民族于万劫不复之地的绝路。”
8月1日，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抗战动员运动大会开幕式上指出：很久以前，我们就两次三番地对他们说过，希望他们坚决抗战，他们不听，始终没有坚决抗战的决心。此次平津失陷，是由于动摇不定，没有抗战决心所致。华北当局始终抱着委曲求全的态度，在军事上不作充分的准备，对于民众是怀着不必要的戒心，不接受民众，不扩大民众爱国运动。相反的，还要出告示下戒严令，要民众“镇静”，使有着满腔热血的爱国民众们动弹不得。这样干的结果，便把平津丢掉了!我们现在只有一个方针，这个方针就是坚决打日本!立即动员全国民众，工农商学兵，各党各派各阶层，一致联合起来，与日本帝国主义作殊死的斗争!这是民族独立与自由的不二方针。
如何把本党的抗战政策主张用政纲的形式呈现给全国民众，中共领导人对此进行了反复思考，且曾尝试过不同的表述。7月21日，中共中央提出争取实现全国性抗战、反对妥协的总任务，以及全国海陆空军总动员、全国人民总动员等五项主张。23日，中共中央向南京政府提出“立即实行全面的对日抵抗”“立刻改革政治机构”“立刻实现国共两党的亲密合作”等八项具体办法。毛泽东23日所写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进攻的方针办法与前途》一文明确提出，有了坚决抗战的方针，还必须有一整套的办法。他对1935年11月28日宣言提出的十大纲领作了充实和完善，详细阐述了抗日救国的八大纲领：
(1)全国军队的总动员;
(2)全国人民的总动员;
(3)改革政治机构;
(4)抗日外交;
(5)宣布改良人民生活的纲领，并立即开始实行;
(6)国防教育;
(7)抗日的财政经济政策;
(8)全中国人民、政府和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的长城。
他强调，只要实行这一套方针和办法，“就一定得一个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实现中国自由解放的前途”。
8月9日，中共中央召开有各部门负责人参加的会议。张闻天在会议报告中提出了实现抗战的八条纲领，内容与毛泽东早前提出的八大纲领大体一致。讨论时毛泽东提出：将八大纲领增加为十大纲领，做一个决议案。毛泽东说：“纲领，宣言上有‘肃反’无‘教育’，我的文章上有‘教育’无‘肃反’。现在我们要做一决议案，应做到尽有。所谓‘全面的抗战’，‘改良生活’要一条，‘教育’要一条，原有八条再加上‘坚决抗战’一条，‘统一战线’一条则为‘十大纲领’。”张闻天赞成这个意见，表示“十大纲领”写出来公布是需要的。
几天后，毛泽东再次会见美国记者海伦·斯诺，向她出示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的草案，说：如果有国民党政府的合作，这个十大纲领就能实现，我们就能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经过修改完善，洛川会议通过的《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的最终文本，其内容为：
(1)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2)全国军事的总动员;
(3)全国人民的总动员;
(4)改革政治机构;
(5)抗日的外交政策;
(6)战时的财政经济政策;
(7)改良人民生活;
(8)抗日的教育政策;
(9)肃清汉奸卖国贼亲日派，巩固后方;
(10)抗日的民族团结。
每条纲领下又有具体的要求和规定。与八大纲领比较，十大纲领的涵盖面更加广泛全面，内容更加具体翔实。例如，“改革政治机构”一项，八大纲领中只是原则性地提出“使政府和人民相结合”，“真正的国防政府”“一定要在组织上改成民主集中制”，“国民大会要是真正人民代表的”。而在十大纲领中，此条被更加清晰地表述为：“召集真正人民代表的国民大会，通过真正的民主宪法，决定抗日救国方针，选举国防政府。国防政府必须吸收各党各派和人民团体中的革命分子，驱逐亲日分子。国防政府采取民主集中制，它是民主的，又是集中的。国防政府执行抗日救国的革命政策。实行地方自治，铲除贪官污吏，建立廉洁政府”。十大纲领阐明了中共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基本主张，指明了坚持长期抗战、争取最后胜利的具体道路。
为什么一定要制定和提出十大纲领?就是为了把中共全面抗战的主张公之于世，使之成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同遵循的指导方针。凯丰的文章深入辨析了南京政府的单纯军事抗战与中共全面的全民族抗战的区别。“全面的全民族抗战就是动员全国一切力量对侵略者从各方面进行民族解放战争，中心的一点就是动员全国人民起来参加民族解放战争。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即是从军事与政治方面，政府与人民方面，财政与经济方面，外交与教育方面，以及一切方面都要动员起来为着抵抗侵略者的民族解放战争。”然而，“国民党和南京政府到今天为止，还是把抗战限制于单纯的政府抗战，到处限制人民和拒绝人民的参加抗战，阻碍政府军队与人民的结合起来，不给人民以抗日救国的民主权利，不肯彻底改革政府的政治机构，这种抗战的方针，是包含极大的危险性”。因此，中共必须提出自己的抗战纲领。李富春指出：“现在必须立刻有一个具有坚决抗战决心的，在抗日的政治上军事上，财政上经济上，外交上教育上，动员人民上的全国抗战的整个计划，和一个‘领导全国一致奋斗’，‘要人人参加抗战’的具体办法，公布于全国人民之前，号召全国人民努力来实现才真能保障抗战的动员与抗战的胜利。”
这样一套纲领，把中共有关抗日的军事、政治、财政经济、教育、外交等政策公之于众，集中体现了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路线，与国民党的单纯抗战路线作了鲜明区隔。有了明确的抗战纲领，方能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所有成员知所依归，把政府的力量、军队的力量与人民的力量有机结合起来，汇合成一股不可战胜的民族解放的洪流。
三、竭力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
作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倡导者，中共全力推动全国各党派、各军队、社会各界和全国同胞团结起来，共同抗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分别写信给著名爱国人士、国民党要员、高级将领和地方实力派，表达联合抗日的愿望。
经过秘密谈判，中共先后同东北军、西北军达成停战协定，率先实现了西北抗日力量的大联合。然而，没有同国民党南京政府的合作，就谈不上真正意义的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七七事变把中华民族推向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中共中央抓住这一契机，加快与南京政府的谈判进程，促使国民党顺应历史潮流，接受中共和全国同胞团结抗日的要求。
中共与南京政府的谈判过程颇为曲折。到七七事变发生之前，国共两党的秘密接触和谈判已经进行了一年多。从1936年初开始，南京政府一面继续实行“剿共”军事行动，一面也在寻求同中共中央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建立联系。双方通过多种秘密渠道，就合作形式和条件进行了初步接触和商谈。9月17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认为“推动国民党南京政府及其军队参加抗日战争，是实行全国性大规模的严重的抗日武装斗争之必要条件”，正式决定放弃“反蒋抗日”的口号，改取“逼蒋抗日”“联蒋抗日”的策略。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为国共谈判创造了新的条件和契机。中共中央派出周恩来、博古、林伯渠、叶剑英等为代表，从1937年2月至6月先后在西安、杭州、庐山同蒋介石本人和其他国民党代表进行了三次谈判。然而，蒋介石有自己的盘算，真实意图是把共产党、红军、陕甘宁苏区置于自己控制之下，不许共产党有自己的独立性。由于国民党方面不断为谈判设置障碍，双方在两党合作形式、红军改编的编制和指挥体系、边区的地位和领导人选等问题上的谈判，进行得十分艰难，全国大联合的局面迟迟不能形成。
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使得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的建立更具紧迫性。中共中央考虑到国内外情势和国共两党现状，决定争取首先发表国共合作宣言，实现中共合法化，以便于公开活动，放手发动广大民众参加抗战。
7月15日，已到庐山与国民党进行第四次谈判途中的周恩来致函蒋介石称：“现在华北炮火正浓，国内问题更应迅速解决，其最急者为苏区改制与红军改编之具体实施。”谈判期间，中共代表团向国民党提交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宣言提出，中国人民奋斗的总目标是“争取中华民族之独立自由与解放”;“实现民权政治，召开国民大会，以制定宪法与规定救国方针”;“实现中国人民之幸福与愉快的生活”。同时声明：“一、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的实现而奋斗。二、取消一切推翻国民党政权的暴动政策及赤化运动，停止以暴力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三、取消现在的苏维埃政府，实行民权政治，以期全国政权之统一。四、取消红军名义及番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之统辖，并待命出动，担任抗日前线之职责。”
周恩来提议，以该宣言为国共两党合作的政治基础，允许各报刊载宣言，国民党中央发出书面谈话表示赞同。蒋介石迟迟不作回应。尽管中共在边区政府问题上再次作出让步，蒋介石却坚持以反共著称的丁惟汾为边区政府主任。在红军改编问题上，蒋介石先是要求红军不要等待改编赶快出兵，后又出尔反尔，不准红军改编后设总指挥部，硬要安插亲信到红军中担任要职，使得谈判再次受阻。
在与国民党中央谈判的同时，中共中央也对各地统战工作的开展作出积极部署。7月8日，中央书记处在给北方局的指示中要求：
(1)动员爱国军队、爱国国民抵抗日军的进攻，并在各地用宣言、传单、标语以及召开群众会议进行宣传与组织的动员。
(2)立即与政府当局及各界领袖协商执行上述方针的具体办法，迅速组成坚固的统一战线，对付当前的重大事变。
(3)立即在平绥线、平津线以东地区和平汉线、津浦线开始着手组织抗日义勇军，准备进行艰苦的游击战争，并注意与各界爱国分子合作。
9日，张闻天、毛泽东致电上海、太原、广西、西安的中共负责人，要求根据中央宣言和红军通电，与当地政府、国民党部队及各界领袖协商，迅速组成统一对外之阵容。15日，中央书记处发出关于组织抗日统一战线扩大救亡运动给各地党部的指示，强调“各地此时最紧急的任务是迅速的，切实的组织抗日统一战线，以扩大救亡运动”，要求采取灵活多样的方式建立统一战线组织。8月1日，中共中央下达指示，要求南方各游击区域在政权、土地、武装、群众工作、对国民革命军工作、党的组织与工作等问题上，为实现党的新政策开展统一战线工作，改变工作内容和方法，并在党内外进行必要解释。
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还向派往各地从事统战的中共代表下达指示，提出要求。7月8日，毛泽东致电在天津从事统战工作的南汉宸，要其立即以毛泽东及红军代表的名义，与华北当局及各界领袖协商团结抗日的具体办法。
9日，电示还在西安的叶剑英：中共接受西安救国团体提出的四项建议，请他们努力与政府、国民党党部及各界领袖协商，迅速组成对付大事变的统一战线。积极同国民党中央军、第17路军及冯钦哉等接洽，协商对日坚决抗战之总方针及办法。10日，派周小舟前往榆林会见高双成，面商团结抗日事宜。毛泽东于15日和17日两度致信阎锡山，介绍周小舟、彭雪枫前往协商协同作战问题。14日，电示在广州负责与两广、四川方面联络的张云逸：“为坚蒋氏抗日决心，各方应表示诚意拥护蒋氏及南京的抗日政策，不可有牵制之意”。“此时各方任务，在一面促成蒋氏建立全国抗战之最后决心(此点恐尚有问题);一面自己真正地准备一切抗日救亡步骤，并同南京一道做去。”23日再电张云逸，嘱其通过李宗仁、白崇禧推动川粤两省各界发拥蒋抗战通电，以坚蒋志。中共中央还派张经武、张震等为代表，到山东与韩复榘谈判共同抗日等问题。
与南京政府的谈判，在八一三事变后取得决定性进展。8月9日，周恩来、朱德、叶剑英前往南京进行第五次谈判。几天之后日军大举进攻上海，蒋介石因急于让红军开赴前线对日作战，不得不于18日匆忙同意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任命朱德、彭德怀为正副总指挥。22日，南京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式公布红军的改编命令。9月22日，国民党中央社公开发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翌日，蒋介石发表谈话，实际上承认了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和国共两党合作抗日。“共产党的这个宣言和蒋介石氏的这个谈话，宣布了两党合作的成立，对于两党联合救国的伟大事业，建立了必要的基础。”“这个宣言不但将成为两党团结的方针，而且将成为全国国民大团结的根本方针。中华民族之复兴，日本帝国主义之打倒，将于今后的两党团结与全国团结得到基础。”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式建立，揭开了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历史新篇章。
中共基于民族利益和抗战大局，为促成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的建立，在一些重大问题上作出了必要让步。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放弃自己的立场、原则和对统一战线的政治领导。毛泽东在洛川会议上指出：我党在统一战线中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立场，保持无产阶级政治警惕性，切不可忘记蒋介石想通过抗日战争来取消或削弱共产党和红军的阴谋，必须保持党对红军的绝对领导。
他还说：在统一战线的长期过程中，国民党有计划地从各方面影响和吸引共产党及红军，我们要提高政治警觉性。要使农民和小资产阶级跟随我党走。国民党内有些人动摇于国共两党之间，这对我们吸引国民党是有利的，共产党吸引国民党的条件是存在着的。两党之间互相吸引的问题，要在斗争中解决。在后来的统一战线工作实践中，中共也是这样做的。
四、力争早日实现直接对日作战
大战将至，谋定而后动。这场关乎民族存亡的大规模反侵略战争该怎么打，密切关注战事进展的中共中央从战略全局高度进行了精心谋划。
1937年8月初，周恩来、朱德、叶剑英应蒋介石密邀前往南京商讨国防问题。张闻天、毛泽东致电周恩来等，要其向蒋介石提出中共方面对日作战的意见。内容包括：应分三道防线部署兵力;“总的战略方针暂时是攻势防御，应给进攻之敌以歼灭的反攻，决不能是单纯防御。将来准备转变到战略进攻，收复失地”;“正规战与游击战相配合，游击战以红军与其他适宜部队及人民武装担任之，在整个战略部署下给与独立自主的指挥权”;“发动人民的武装自卫战”等。
11日，周恩来在南京政府军事委员会军政部谈话会上发言说：当前战争中，必须培养出可以独立持久的能力。在正面防御上，不可以停顿于一线及数线的阵地，而应当由阵地战转为平原与山地的扩大运动战。另一方面，则要采取游击战。朱德也在发言中指出：抗日战争在战略上是持久的防御战，在战术上则应采取攻势。在正面集中兵力太多，必然要受损失，必须到敌人的侧翼活动。敌人作战离不开交通线，我们则应离开交通线，进行运动战，在运动中杀伤敌人。敌人占领我大片领土后，我们要深入敌后作战。
中共中央还拟制了《全国抗战之战略计划及作战原则案》，提出战略上是持久的防御战，战役上应以速决战为原则，基本上是运动战，避免持久的阵地的消耗战等对日作战的基本原则。上述作战原则反映了持久战和以弱胜强的战略思想，对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制定对日作战战略产生了积极影响。
最能向全国民众表明中共抗战决心的，莫过于红军开赴前线直接对日作战。卢沟桥的枪声预示着中日大战的到来，出兵问题已经提上中共中央的议程。7月11日前后，毛泽东、朱德指示中共谈判代表周恩来、林伯渠，就红军开赴河北应战事与蒋介石交涉，第一步拟以红军27军、28军、32军及骑兵团编一小师先行派去，主力编成后再去。13日，毛泽东电告叶剑英：我们拟先派4000人赴华北，主力改编后出发。14日，毛泽东、朱德向红一、二、四方面军首长下达红军在十天内准备完毕，待命开赴抗日前线的命令，并让叶剑英转告蒋介石知道。15日，毛泽东又让周恩来向蒋介石转达：红军为急国难，请即刻调赴前线。29日，朱德、彭德怀驰电蒋介石：大战已起，深信委员长必能麾动大军，继续北上，保我华北，复我失地。德等改编完成，待命出动，誓以热血为国效死。谨乞颁钧命，开赴前线，是为至祷。殷殷报国之情，溢于言表。
因与国民党谈判一波三折、久拖不决，中共中央甚至曾经考虑，不管谈判结果如何，红军自行改编，随时准备出动。
中革军委7月14日下达命令，要求红军各方面军以军为单位，改组为国民革命军编制，同时增加抗日政治课程，加强军事训练。16日，毛泽东、朱德就红军准备参战及编制原则问题致电彭德怀、任弼时等，提出：在南京政府“许可主力红军参战条件下，拟以原一、二、四方面军出动，即以方面军编为师，军编为旅，师编为团。而以二十七军、二十八军、二十九军、三十军、三十一军五部共五千人，连同地方武装，准备编为第四师，留置后方，保卫苏区根据地，必要与许可时，得再派一部增加前线”;“在不许可主力参战，但许可部分参战条件下，则以二十七军、二十八军、三十二军及骑兵团共三千余人，编成一游击师派去，活动于热察冀间，而多派红大干部随去，扩大义勇军运动”。
朱德、彭德怀、任弼时等向中央书记处、中央军委提议，利用现在有利形势，立即自动地编为三个师一个军部，向全国公布。周恩来等亦致电中央，报告在庐山力争无效，建议不管形势如何变化，须立即自行改编三个方面军，每个方面军编足1.5万人，独立军、师都编入，加强干部配备，使各方面军都能独立工作。7月28日，中央书记处决定，主力红军集中在三原迅速改编，编为三个师，上设立总指挥部，朱德、彭德怀分任正、副总指挥。
为使红军能保持人民军队的优良传统，适应直接对日作战新的要求，毛泽东指示红军前敌总指挥部重新起草红军政治工作决定。8月1日，红军总政治部颁布《关于新阶段的部队政治工作的决定》，指出新阶段部队政治工作的基本任务是：
第一，一切工作为着积蓄与加强抗战的力量，保证抗战的胜利;
第二，保证党在红军中的绝对领导，依靠于党的领导的加强，保持红军的光荣传统，巩固与提高部队的战斗力;
第三，提高部队的军事技术和战术，提高指战员的政治文化水平，迅速走上正规化的道路，并造就大批新的干部，使之适应于对日作战的需要。
同日，中共中央组织部作出《关于红军改编后党及政治机关的组织的决定》，为红军出动后坚持党的领导提供了有力的组织保证。
在延安的中央领导人还为出兵抗日进行了广泛动员。7月13日，延安召开共产党员和机关工作人员的紧急会议，毛泽东到会号召：每一个共产党员与抗日的革命者，应该沉着地完成一切必须准备，随时出动到抗日前线。18日，延安召开市民大会，毛泽东到会讲演，“演词激昂，听众均磨拳擦掌，热血沸腾，愿赴抗日战场与日寇决一死战”。8月1日，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抗战动员运动大会上号召：“为了保卫国家，保卫领土，我们要把全国民众动员起来。同志们，准备出发到河北去。准备到抗日的最前线去。把我们这里的方针与办法带到全国各地去，把我们底决心带到抗日最前线去!”
主力红军出动在即，红军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战略方针和作战原则，成为中共领导人在洛川会议上讨论的主要议题之一。毛泽东在有关军事问题的报告中指出：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侵华战争是冒险的战争，在战略上不能轻敌。
日军进攻的主要方向是华北，辅助方向是上海。由于日本和中国各方面的情况，就决定了我们最基本的方针是持久战，而不是速决战。持久战的结果是中国取得胜利。红军的基本任务是：创造根据地;钳制和相机消灭敌人;配合友军作战(战略支援任务);保存和扩大红军;争取民族革命战争领导权。红军的战略方针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包括在有利条件下消灭敌人兵团和在平原发展游击战争。独立自主是在统一战线下相对独立自主的指挥;游击战争的作战原则是分散以发动群众，集中以消灭敌人，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山地战要达到建立根据地，发展游击战争，小游击队可到平原地区发展。
8月18日，周恩来、叶剑英电告毛泽东，南京已决定朱德、彭德怀为八路军正、副总指挥。中革军委随即决定：八路军先遣兵团为第115师第1旅8000余人，日内由淳化出动，向代县、蔚州集中。25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命令。八路军正、副总指挥朱德、彭德怀发表就职通电。9月6日，八路军总部在泾阳县云阳镇举行出师抗日誓师大会，朱德率领全体指战员诵读誓词：“日本帝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的死敌，它要亡我国家，灭我种族”。“为了民族，为了国家，为了同胞，为了子孙，我们只有抗战到底。”在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指挥下，八路军115师于8月22日，120师于9月3日，八路军总部于9月6日，129师于9月30日，先后开赴山西抗日前线，为了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开始了长达八年的浴血奋战。
还在全面抗战到来之前，毛泽东就曾谈到共产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领导责任问题。他指出，共产党的政治领导主要应体现在四个方面：
一是根据历史发展行程提出基本的政治口号，和为了实现这种口号而提出关于每一发展阶段和每一重大事变中的动员口号。
二是以自己无限的积极性和忠诚，成为实现这些具体目标的模范。
三是在不失掉确定的政治目标的原则上，建立与同盟者的适当的关系，发展和巩固这个同盟。
四是共产党队伍的发展，思想的统一性，纪律的严格性。中共中央对七七事变的应急处置，就是这种政治领导作用的集中体现。
在七七事变到洛川会议大约两个月时间里，中共中央从迅速对事变性质和发展趋势作出准确判断，及时提出全面的全民族抗战的路线方针、制定中共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以动员全国民众投身和支援抗战，极力促成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实现和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的正式建立，到克服各种障碍完成红军改编，迅速开赴抗日战场，可谓处变不惊，应付裕如，充分显示出因应重大事变、掌控复杂局面的能力。
在中华民族全面抗战的开局阶段，遵义会议后形成的新的中共中央领导集体，挺身屹立于抗日救亡的最前沿，以自己的政治主张、坚定意志、正确决策和模范行动，承载起全民族救亡图存的希望，极大地提振了全国同胞战胜日本侵略者的决心和信心。
五、余论
对于是谁挑起了七七事变的问题，历史早就给出明确的结论。然而，早在事变发生后的几日内，日本方面就玩弄障眼法，散布事变是由中共挑起的谬说，以欺骗国际舆论。《新中华报》发表社论驳斥道：“我们要答复日本宣传‘卢沟桥事件实由共产党发起’云云，倘问卢沟桥事件的原因，实在为日寇所发动，是日寇的有计划行动，这是世界共知的事实。”
在随后的几十年里，随着大量文献资料的披露，日军挑起事变的真相越来越清楚。可是，总有些人在罔顾事实，煞费苦心，企图为侵略者推卸罪责，甚至诬称中共方面与事变的发生有某种牵连。所谓的理由是，假如中共中央事前不知道七七事变的发生，为何能够在事变次日即发表通电作出反应?其实，只要对事实线索稍加梳理和分析，不难发现，由于违背逻辑和常识，这个理由是根本不能成立的。
首先，中共有得到事变消息的可靠渠道。一二·九运动以后不久，北平地下党组织就把争取29军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派人到29军官兵中开展宣传。刘少奇主持北方局工作后，认为宋哲元虽有向日本妥协的一面，“但在全国救国运动高涨的情势下，还是动摇的，还不甘愿卖国当汉奸，还有转向抗日的可能”。张闻天代表中央指示刘少奇，“军队中特别是二十九军中的工作，现在特别重要，我们应该用最大的力量去进行”。毛泽东亦于1936年8月14日亲自写信给宋哲元，希冀其“能于艰难困苦之中坚持初志，弟等及全国人民必不让先生独当其难，誓竭全力以为后援”。并派张经武为代表前去联络，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在29军内部，37师110旅旅长何基沣、29军副参谋长张克侠，均与中共建立了密切的工作关系。有这层关系，中共对平、津地区日军的动向一清二楚。比如，6月26日的《新中华报》就刊登了25日日军在丰台宛平操演的消息;29日报纸刊登了26日丰台日军在宛平县境河套一带进行实弹演习的消息。因此，中共在第一时间得到事变的消息毫不足奇。
其次，应付事变显然不在中共中央的日程安排之内。自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中共中央把主要精力用于西安事变善后及与国民党的谈判上。1937年1月13日，中共中央机关由保安迁往延安。1月27日，张闻天秘密前往西安处理东北军内部矛盾，以避免新的内战发生。从2月起到7月底，周恩来辗转于西安、杭州、庐山等地同国民党代表进行谈判。七七事变发生时，周恩来正在前往庐山的路上。在这段时间里，毛泽东为了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阅读了大量哲学书籍，并应红军大学的请求，向学员讲授唯物论和辩证法，把其中的两节进行精心整理，即后来看到的《实践论》和《矛盾论》。
为推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进程，他给国民党要员和各界人士写了许多书信，还会见了外国记者史沫特莱、海伦·斯诺等人，阐述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中共的斗争历史和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其间，中共中央还召开了两次较大规模的重要会议，一是5月2日至14日的苏区党代表会议，二是5月17日至6月10日的白区工作会议。两次会议刘少奇作为中央驻北方局代表都参加了。5月，延安方面还接待了由涂思宗带领的中央考察团对陕甘宁苏区的考察活动。这些活动都是照预定计划正常进行的，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中共中央在事变之前已经预作准备。
最后，中共对事变的最初反应完全是合乎情理的。七七事变的发生，对于中共领导人而言，既在意料之外，又在预料之中。所谓意料之外，是指日军何时具体实施扩大侵华战争的步骤，是日本华北驻屯军的事，在延安的中共领导人无法料知。所谓预料之中，缘于中共中央对日本发动全面战争的企图早有预见，并且在华北事变后反复向国人指出过这种危险，而七七事变不过是日本发出的大举入侵的明确信号，中共方面对此是有精神准备的，所以才能在事变到来时迅即作出恰当反应。7月8日所发表的通电、电报等，只不过是表态性质的文字，表达的是中共一贯的立场。而且以毛泽东、张闻天两人的文思才情，起草这几份文告有何难哉。对国共谈判、统一战线、军事战略、红军改编和出动等重大问题，除领导人之间的电报往来商讨外，真正作出实质性的重大决定，还是在中央政治局常委全部到齐的洛川会议上。
日本军国主义者是一手制造七七事变的罪魁祸首，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把挑起事变的责任嫁祸于人，如果说在当时是日本挑起猜忌和嫌隙以离间国共的拙劣把戏，那么，当下还有人拿80年前事变制造者的谎言做文章来蒙骗世人，不是揣着明白装糊涂，那就只能是成心想把清水蹚混了。
作者于化民，系中国历史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