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关于卢沟桥事变的谈判
七七事变后，中日关于卢沟桥事变的谈判以军事对抗为后盾进行了马拉松式的拉锯战。
根据应战而不求战的方针，蒋介石一方面于事变发生后积极进行了军事上的调动和部署，另一方面在调兵北上的同时，又表示愿意由冀察地方当局与日本谈判，希望尽可能和平解决这次事变。7月12日，军政部长何应钦在卢沟桥事件第二次会报会议上，决定派熊斌北上，
同时，事变发生后，南京国民政府一面加紧备战，一面同日本政府方面进行交涉，企盼通过外交等途径和平解决这次事变。事变的消息传至南京后的第二天，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即向日本大使馆提出口头抗议，军事当局也开始考虑华北局势恶化后的应对措施。两天以后，外交部再向日方提出正式抗议，要求日本军队撤回原防，并保留向日方要求赔偿的合法权利。
南京政府鉴于进行直接交涉无效，遂于7月16日通过英国驻华大使许阁森(Hughs K.Hugessen)向东京试探调解的可能性。因日本政府坚持把卢沟桥事变的解决完全限制在华北地方当局的职权范围内而告失败。7月17日，日高信六郎将一份最后通牒式的备忘录送至南京政府外交部，警告南京政府不得干涉冀察当局与日本军方所订协定的实行，并严词限定中国政府“立即给予适当的答复”。19日下午，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向日本大使馆提出《备忘录》，重申中国政府“不扩大事态与和平解决本事件”的原则立场，提议中日 “双方同时停止军事调动，并将已派武装队伍，撤回原地”。
日军以谈判为名，利用宋哲元的软弱和南京国民政府对和平的幻想，使缓兵之计得逞。中国守军9日收复失地后，军事力量对比对中国方面非常有利，第29军除在卢沟桥附近永定河东岸合计约有一团兵力外，在北面有西宛驻军两个旅占据着八宝山，其中一部分已进入到卢沟桥西北约3公里的衙门口;在南面有第38师常驻南苑。此外，平汉线方面已从南方向长辛店增援兵力。日军方面，当时能够逐步调往前线附近的，“只有驻屯在北平附近的步兵约两个大队。天津派来增援的炮兵部队，因为连日下雨，道路泥泞，被阻在通州，无法前进”。“也就是说，日本军部指挥官可能早发觉，如果开到卢沟桥的部队不寻找什么借口使之后撤，有被处于优势的中国军队包围的危险”。
冀察当局的软弱
面对七七事变的严重性，冀察当局缺乏必要的认识，对和平抱有幻想，企图通过让步，达到同日妥协从而保存实力和地盘的目的。
当时，驻守冀察和平津地区的宋哲元部第29军下辖第37、第38、第132、第143步兵师，第9骑兵师和一个特务旅，加上地方保安部队，兵员总计约10万人。由于南京政府对日本侵略一贯采取妥协政策，也由于宋哲元与国民党中央长期以来的矛盾所形成的猜疑和隔阂，使宋哲元弄不清楚南京方面的真实意图：究竟是要抗战，还是要一如既往的妥协求和，或者是要借机派中央军北上以削弱自己的实力?因此，事变发生时，尽管宋哲元接到报告后即刻返回，但对事态的严重性却估计不足，他认为：“目前日本还不至于对中国发动全面的战争，只要我们表示一些让步，局部解决仍有可能。”
因此，冀察当局在事变之初表现得非常软弱。宋哲元认为11日签订的秦—松协议是可以接受的，和平之门并未“完全”关闭，还要再努力交涉。他给何应钦复电称 “先到天津，俟稍有头绪，即得赴保”。
但是，日本侵略者对冀察当局的一让再让并不满足。14日夜，日军参谋又向宋哲元提出香月清司在“情况判断”中制定的七项要求。这七项要求苛刻得令人难以忍受，但宋哲元竟表示原则上无异议，惟希望延缓实行。随即又派张自忠、齐燮元、陈觉生与日方继续商谈，议定的结果是：立即实行撤兵和取缔抗日分子，处罚卢沟桥的营长，北平城防由第38师担任，日方提出由宋哲元道歉，中方提出由秦德纯代道歉。
宋哲元的态度，一方面是在紧急关头被亲日分子包围，中了日本奸计的结果;另一方面也反映出没有认清日军意在挑起全面战争的真实面目，错误判断为日本人只想再次逼冀察当局让步。他想以“局部的让步”使日军中止侵略，显然是不切实际的。同时，南京政府和战不定的方针，既影响了整体布局，也松懈了宋哲元和第29军高级将领的备战情绪。宋哲元对蒋介石的和战意图不了解，因此下不了应战的决心，忽略了应战的思想准备，而只在和谈上浪费时间，结果贻误了战机。而日军则利用和谈带来的时间大肆调兵入关，进行华北作战的部署。16日，日军入关部队已达5个师团约10万人以上，北平前线日军近万人，外围全落在其控制之中。
日本决心扩大侵略
日本政府接到卢沟桥事变详报后，其内部是一片发动侵华战争的喧嚣声，并分成了“扩大派”和“不扩大派”。持“不扩大”观点的有战争指导课课长河边虎四郎、战争指导课主任参谋掘场一雄以及陆军省军务课课长柴山兼四郎等少数人，参谋本部作战部长石原莞尔则是这一派的代表人物。这些人预见到对华全面战争将是长期的消耗战，主张对中国采取渐进的侵略方式。石原是北进政策的鼓吹者，在他看来，苏联是日本对外扩张的真正威胁，因此日本必须准备与苏联进行决战。但在日军与苏军相比苏方占绝对优势的情况下，有一个敌对的中国在背后，日本不可能同苏联对抗，因此他们认为还不到发动对华全面战争的时候。但这种意见在日本军部的影响是越来越小，日本皇族、政府和垄断资本家很快都认为应在对苏战争之前，首先要给中国一击。结果石原莞尔本人也迅即被调离军部。
“扩大派”人数众多，陆军大臣杉山元、参谋本部作战课课长武藤章、中国课课长永津佐比重是代表人物。他们认为“不扩大派”的顾虑完全是多余的，对“南京政权首先加以一击”，除去北进背后的威胁是最上策。在他们看来，这样干，不但可以解除侵苏的“后顾之忧”，而且可以利用华北等地煤、铁、盐、棉花等丰富的战争资源，大大加强对苏战备。由于长期狂热的军备扩张，国内经济不堪重负，再加上“满洲经营”计划遭到挫折，使这些垄断资本和法西斯势力的代表人物的侵华欲望更加强烈。同时，他们认为，日本如果发动全面侵华战争，苏联至少在1937年内不可能乘机进攻日本。因为苏联外部受到德国的威胁，内部陷入“肃反”的混乱，数百万人被逮捕，数十万人被处决，甚至连远东苏军的高级军官也被牵涉进去。在这之前，1937年6月发生的干岔子岛事件更坚定了这些人的判断。6月19日，苏军占领了苏联和伪满洲国边界附近的干岔子岛。30日，关东军向苏军发起攻击，7月初，苏军撤离该岛。这就是所谓干岔子岛事件。日军由此确信，苏军近期内不会向日本发动进攻。在7月11日正式作出向中国大规模增兵的决定之前，天皇裕仁曾担心“苏联从背后进攻”，陆军参谋总长闲院宫载仁明确回答：“陆军认为苏联不会进攻。”针对天皇对苏联“万一进攻怎么办”的顾虑，杉山元说，一次派出大量军队，短期内就把中国的抗战压下去，“事变大约用一个月时间可以解决”。
7月10日，日本陆军部决定从关东军抽出两个混成旅团，驻朝鲜军调一个师团，从本土抽调航空兵团和3个步兵师团赶赴华北战场。
随后，日军集结重兵分三路进犯华北，包围北平。一路为关东军酒井镐次和铃木重康独立混成第1旅团和第11旅团，分别由公主岭、古北口出发，经热河省向北平北侧地区集结;一路为朝鲜军川岸文旅郎第20师团，由山海关入关，进犯北平南侧地区，窥视天津;第三路以天津驻屯军河边旅团为基干从东侧包围北平。由日本国内所抽调的3个师团先以板垣征四郎第5师团经朝鲜入关，会合海军进攻天津、塘沽。7月12日，日本新任中国驻屯军司令官香月清司到达天津，一面继续以缓兵之计迷惑宋哲元，一面则暗中加紧部署兵力，制定作战方案，处心积虑要消灭第29军所部。13日，香月清司制定了《7月13日中国驻屯军情况判断》，报告中表示当第一批增援兵力到达后，“必要时一举歼灭第29军”，“先以主力扫荡北平附近，然后根据情况可能进入保定、马厂一线”。报告规定了进入华北的各部队集结位置和完成战略部署的时间。
日本陆军部认为，对华作战的时机已经成熟，应该借口中国军队北上，把对华交涉政策改变为有限期交涉。尽管中国方面一再让步，日本侵略者得寸进尺，狂妄叫嚣要“惩罚中国军队，铲除华北纠纷之根源”，“根据情况预计可能转向全面对华战争”。
中国政府战与和的矛盾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南京国民政府陷入和、战两难的窘境，经历了战与和的抉择过程。它开始曾对和谈抱有幻想，后在日军不断扩大侵略的情况下，逐渐丢掉幻想，决心抗战，并在政治上发起强大的宣传攻势，在军事上加紧部署，同时辅以外交手段争取国际上的同情和支援，为全面抗战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卢沟桥事变发生后，南京国民政府深知事态的严重性，并相应地作了一些军事部署。7月8日，蒋介石首先电令宋哲元：“宛平城应固守勿退，并须全体动员，以备事态扩大。”
从7月中旬开始，国民政府最高军事当局对华北抗战计划提出了一些构想，主要有：(1)除抽调充足的武器弹药速运宋哲元部队外，为协同指挥，在石家庄设立行营，任命徐永昌为主任、林蔚为参谋长，并与山西的阎锡山、山东的韩复榘相联系，要求他们相机配合。(2)“以北平城、南苑及宛平为三个据点，将兵力集结、修筑工事，作持久抗战之准备”。如日军包围攻击上述据点，“保定、沧州之部队及在任丘之赵(登禹)师，同时北上应援，庶平、津可保”。
为贯彻实施上述构想，截至26日，中国军队除在平津的第29军外，另有5个师已集中沧保线，同时还有5个师正奉命向德(州)石线输送。以德石线为主力集中地，以沧保线为集中掩护线，并准备将沧保部队推至永定河岸，以便增援北平。此外，汤恩伯部被调往张家口，增援策应。然而，国民政府此时对发动全国性抗战仍然犹豫彷徨，尤其是在日本放出“不扩大”、“地方解决”的烟幕后，蒋介石更增强了避战求和的念头，对于事变解决仍抱有很大的“和平愿望”。国民党内部对事变的意见也并不完全一致。在对日军侵略企图的判断方面，有人认为日本不愿扩大事态;有人认为日军将大举进攻，形势如何发展，一时难以断定。在对于和战方略方面，有人主张若日方确不欲扩大事态，可以妥协，因为中国方面准备未周，开战难操胜算，不如缓兵以完成抗战任务;也有人主张采取强硬态度，决心抵抗，军事准备不可忽视。在对于战争全面化或局部化方面，有人主张一经开战，必然是全面化，应实行绝交、宣战;也有人主张依现实状况，仅能局部化，不能谈绝交。
中国政府战与和矛盾的根源是其“应战而不求战”的指导思想。这种思想的出现乃在于蒋介石的“最后关头”的界限虽然受到了严重的挑战，但毕竟还没有突破，日军尚未攻占平津，和平妥协还存一线希望。“在和平根本绝望之前一秒钟”，蒋介石不会放弃寻求“和平”的努力，这是蒋一贯的对日态度。7月17日，蒋介石发表庐山谈话，第一次公开了总是含糊其辞的中日关系“最后关头”的界限，意在引起日方对卢沟桥事件严重后果的注意。蒋说：“如果卢沟桥可以受人压迫强占，那末我们百年故都，北方政治、文化的中心与军事重镇的北平，就要变成沈阳第二!……今日的冀察，亦将成为昔日的东四省。北平若可变成沈阳，南京又何尝不可变成北平!所以卢沟桥事变的推演，是关系中国国家整个的问题，此事能否结束，就是最后关头的境界。”
国民政府的这种态度，极大地影响了中国军队的部署，“我集中部队，颇觉迟缓;战斗序列，犹未颁发;后方补给，亦未观定，前军各师，各自为政……指挥不一，亦危道也”。
三、廊坊事件
宋哲元从日本大举增兵、变本加厉的侵略行动中，认清了战争的不可避免性，并于22日晚与北上的参谋次长熊斌等人的会晤中，了解了蒋介石准备抗日的态度，以及蒋介石令其移驻保定的用意，遂积极筹划抗战。与此同时，蒋介石补充第29军子弹300万发，并令河南一部分高炮部队调至保定，归宋哲元指挥。
7月25日，廊坊事件爆发。廊坊位于平津之间，北宁铁路穿镇而过，扼平津间的交通枢纽，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时由第29军派第38师第113旅驻守。日本为攻陷北平，非占领这一军事要地不可。7月11日开始，日军不断到廊坊实行挑衅、侦察，为攻占廊坊找借口、作准备。25日下午4时，一列日军兵车开进廊坊站。初到站，日军声称是交通列车，修理沿途电话线。但从车上下来的却是日军第20师团第77联队第11中队的官兵，他们在站台上布置警戒，驱逐车站闲杂人等，并禁止站外的行人进站，实际上欲将车站非法占领。廊坊警察分局中国驻军派代表前去交涉，然日军蓄意挑衅，除仍留主力部队隐蔽在车站内之外，又派兵出站沿廊坊周围修筑工事，遂与当地驻军发生武装冲突。中国军队被迫主动出击日军，占据有利地形，利用早已筑好的工事，给日军以猛烈的打击。日军没带重武器，加之立足未稳，又一贯轻视中国军队，仓促应战，伤亡惨重，但仍占据车站进行顽抗，等待援军。廊坊驻军决定争取主动，在拂晓前将车站内日军全部歼灭，夺回车站。但当夜12时，因接到北平方面的调解冲突的通知，只得放弃拂晓前歼敌计划。与此同时，日本华北驻屯军却增派援兵千余人，还命令驻屯军步兵旅团第2联队第2大队在乘火车去北平途经廊坊时，下车参加该地战斗。26日拂晓，日军27架飞机开始在廊坊上空轮番轰炸。上午8时，日军增援部队基本到达，立即在飞机和装甲车配合下，对中国守军阵地发动猛烈攻击。车站、营房均毁于炮火。中国守军一面作殊死抵抗，一面撤入青纱帐，至下午1时，因不敌优势的日军，忍痛退出廊坊，转至安次县城关。日军占领了廊坊，断绝了中国军队平津之间的交通，第29军陷入了更加危急、被动的局面。
四、北平失守
日本中国驻屯军所辖各部至1937年7月20日为止，全部到达指定位置，完成了进攻部署。驻屯军司令部驻天津，步兵旅团司令部驻北平，下辖部队分散配置在丰台至山海关的北宁铁路线上。其中第1联队主力驻北平丰台与通县，一部驻天津;第2联队主力驻天津，其余分驻在塘沽、滦县、秦皇岛、山海关等地;增援华北的日军独立混成第1旅团集结于密云;独立混成第11旅团驻扎高丽营;第20师团主力到达天津，并以一部在唐山和山海关集结。原有的驻屯旅团全部集结于北平。总兵力约30000人。
中国方面，驻平津与冀察地区的第29军共辖步兵4个师，骑兵1个师和1个特务旅，2个保安旅，总兵力约10万人，其军部驻南苑。第37师驻北平和保定地区，师部驻北苑;第109旅驻保定，一部驻任县;第110旅驻西苑、八宝山、卢沟桥和长辛店一带;第111旅驻北平城内。第3师驻天津附近韩柳墅、小站、廊坊、马厂和大沽一带，该师第1旅驻大名、广平、长垣地区。第143师驻察哈尔省及河北省境内的平绥铁路沿线。骑兵保安部队及独立第39旅驻北平黄寺和北苑，并有一团驻北平城内。冀北保安部队和独立第39旅驻北平黄寺和北苑。在日军向平津地区集结期间，南京政府军事当局也派兵一部向保定和石家庄地区集结。在日军完成进攻部署后，第29军也令第132师在永定河以南集结，并令该师独立第27旅进入北平担任城防。
7月26日，攻占了廊坊的日军继之又占领了平津间的北仓、杨村、落垡等车站，切断了天津与北平之间的交通。宋哲元得报后，立即召见外交特派员，告以 “战争恐不能免”
就在同一天，驻丰台日军500余人自丰台乘卡车数十辆，开到广安门外财神庙以北集结。当晚7时许，约200名日军分乘载重汽车十数辆向广安门开来，冒充城内驻华使馆卫队野外演习归来，企图混进北平城。担任广安门城防的独立第25旅第679团刘汝珍部识破诡计，乃打开城门，诱引日军入城之后，一齐开枪射击。敌军顿时陷入一片混乱之中，损失惨重，敌首樱井德太郎负伤而逃。当日，香月清司向宋哲元发出最后通牒，限29军于27日正午以前将卢沟桥和八宝山附近的第37师撤至长辛店，并把北平城内的第37师所部全部撤出城外，然后陆续退往保定，“如果不实行，则认为贵军未具诚意，而不得不采取独自行动以谋应付”。
不待中方答复，日军便于7月27日凌晨3时向通县发动总攻。双方激战至午时，中国军队寡不敌众，突围撤退。同日晨5时，日军也向团河围攻，并出动飞机18架配合作战，中国守军伤亡逾千人。至此，蒋介石和宋哲元都感到和平解决中日冲突已毫无希望。蒋电令宋部，“应固守北平、保定、宛平各城为基础，切勿使之疏失，保定防务应有确实部队负责固守”。
可是，宋哲元对日态度的摇摆，使抗日作战丧失了最宝贵的时间，日军绝不允许第29军有喘息的机会。7月27日深夜，日军对北平南郊的南苑发起试探性进攻。28日黎明，日军向北平地区第29军发起总攻。集结于团河附近的日军第20师团主力与位于北平东南约15公里处马驹桥的华北驻屯军一部，在40架飞机的掩护下，从东、南两面同时向南苑阵地进攻，另以混成第4旅团所部切断了南苑到北平间的公路联系。其独立混成第1旅团、独立步兵第11旅团，由北平北侧推进，攻击北苑和西苑。日军出动飞机轮番轰炸北平四郊中国守军的工事。战斗进行得十分激烈。第29军在敌重兵围攻下仓促应战，“因驻地分散，且中其缓兵之计，未能将兵力集中”
当南苑战斗展开之际，第29军第37师一部曾向丰台之敌发动攻击，并一度收复丰台，但后又被日军增援部队击退。29军在大瓦窑、大井村、小井村、五里店、卢沟桥车站等处都猛烈地反击了敌人。
28日，昌平、高丽营的日军在飞机的配合支援下，分向沙河、小汤山、北苑一带猛扑。第29军所部在战事失利的情况下仍浴血奋战，节节抵抗，邻近傍晚向北城圈退却。日军独立混成第11旅团攻占清河镇，该地守军冀北保安部队第2旅退至黄寺。日军独立混成第1旅团占领沙河。为扭转被动局面，武清方面的中国军队进行反击，向廊坊展开攻势，切断敌人后路，威胁其侧背，但很快被敌军回援部队击退，于当晚向安次撤退。下午2时，宋哲元召开军政首脑会议，决定委派张自忠代理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冀察绥靖公署主任兼北平市市长。入夜以后，战况对第29军更加不利，北平南、北郊的日军俱已迫近城垣。宋哲元见大势无法挽回，乃命令北平郊外作战部队向永定河右岸退却。第29军司令部也于当晚撤至北平市内，宋哲元召开了第29军最后一次高级军事会议，决定撤离北平。晚11时，宋哲元偕北平市市长秦德纯及冯治安、张维藩等离平赴保定，留下张自忠收拾残局。第37师也奉令向保定方面撤退。
图2.1 1937年8月8日，占领北平的日军举行入城式
29日上午，日军独立混成第11旅团进攻北苑与黄寺。黄寺守军冀北保安部队与敌战斗至中午后撤退。北苑守军独立第34旅与敌战斗后转移到古城，战斗结束后又返回北苑。该旅于31日被日军解除武装。留在北平城内的独立第27旅被改编为保安队，维持治安，数日后突围到察哈尔省。第29军第37师奉令向保定撤退时，该师第110旅在宛平至八宝山之线掩护军部和北平部队经门关沟南撤。任务完成后，该旅于30日撤向保定。日军独立混成第1旅团和驻屯旅团分别在30日晚和31日进占长辛店西南高地和大灰厂附近地区。至此，文化古城北平完全沦陷于日本侵略者的铁蹄之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