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盛夏的一天，为纪念安吴青训班成立70周年，50多位在京的安吴青训班和延安泽东青年干校的老领导、老学员相聚在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抚今追昔，重温历史。他们曾是风华正茂的热血青年，如今已是霜染两鬓的耄耋老人。在他们中间，有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黄华，有原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李昌，有原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江平……其中一些老人拄着拐杖，有的让家人搀扶着，还有的坐在轮椅上，然而，他们胸中仍旧涌动着青春的激情。他们兴致勃勃地朗诵了当年安吴青训班副主任胡乔木创作的《青年颂》，还高声唱起在青训班学会的革命歌曲。笔者被眼前的情景感动了，震撼了!情不自禁地翻开历史的画卷，到艰苦卓绝的烽火岁月中，去寻找他们的足迹……
“朝圣者”的第一个营地
1935年10月，党中央到达陕北后，陕甘宁边区成为全国革命的指挥中心和大本营。面对日益加深的民族危机，党中央确定了“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军”，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本策略。1936年11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青年工作的决定》，要求共青团对自身组织实行根本性的改造，把共青团由无产阶级先进青年组织改造成为抗日青年的群众组织。1937年4月，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在延安正式成立，成为全国现有青年团体的最高领导机关。
七七事变和上海八一三事变爆发后，广大的中国青年一面失学失业无家可归，一面积极要求用抗战教育来武装自己。这年9月，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主任冯文彬与贾拓夫、欧阳钦等陕西省委负责同志，偶然聚在陕西泾阳县的云阳镇，大家商议后一致认为，创办一个短期青年训练学校很有必要。
他们说干就干。10月中旬，一个由冯文彬任主任、包括150多名学生和4名工作人员的战时青年短期训练班，在陕西三原县斗口镇附近的一个村子里正式开学了。第一期学员多数是陕西省内的青年运动骨干和民族解放先锋队队员，还有一部分来自全国各省的抗日青年。
进行这样一件破天荒的工作，既得不到政府的资助，又没有任何经验可供参考。短训班借用了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先生农场中的一幢西式房子作校舍，洋房台阶前的一片空场承担了教室、礼堂、饭厅、操场等许多重大任务。冯文彬带领着一群赤手空拳的青年人，凭着过去从事青年运动的心得，依靠时时坚持青年群众的立场，第一期15天的短训班办得出乎意料的成功，接着又是第二期、第三期。
青训班办到第三期，几乎天天都有新学员来队，开学时，学员有300人左右，结业时，已经超过500人。随着国民党军队在华北战场节节溃败，沦陷区大批流亡学生奔向西北，要去革命圣地延安寻求救国的真理。
而当时的情况是，三大主力红军会师陕北后，吃饭、穿衣都面临着相当严重的困难。狭小、贫瘠的陕甘宁边区已经养活不了这么多的部队。延安没有房子住，小米也不够吃。进入抗大和陕北公学的学员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自己动手盖房子。西北青救会在云阳办了青训班，不仅可以为全国各抗日根据地源源不断地培养和输送干部，而且缓解了延安的压力。
开学仅两个月，毛主席得知青训班办得很有成绩，就打电报要冯文彬立即回延安汇报。毛主席充分肯定了举办战时青年训练班的做法。他说：“我们要取得抗战胜利，需要大批知识分子，将来建设新中国，更需要千百万知识分子。青训班应该是来多少收多少，来者不拒!”
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党中央决定扩大青训班的规模。中央组织部先后从中央党校、抗大、陕北公学选派了一批经过长征的红军干部和具有一定文化、理论水平的党政干部加强青训班的力量。
年轻的社会科学家胡乔木从延安来到云阳，担任青训班副主任，无疑为这个战斗集体加了一把旺火。班主任冯文彬是我党青年工作的专家，在中央苏区时，曾担任红军少共国际师政委，长征到达陕北后，又是共青团中央书记、中央青年部部长。副主任胡乔木曾就读清华大学，参与领导过北平学生和工人的抗日救亡运动，来延安前，曾任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书记，中国左翼文化界总同盟书记。冯文彬和胡乔木为青训班的成功开办做了大量开创性的工作。青训班的组织机构很快健全起来，各项工作也都走上正轨，学员的训练时间也延长到一个月，后来又增加了两月班和三月班。
而这时，于右任先生农场仅有的房屋已经容纳不下成百上千的学生。1938年1月，青训班迁至泾阳县蒋路乡安吴堡村。青训班也有了一个响亮的名字――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安吴青训班。
青训班所在的安吴古堡是一座高大气派的清代富商庄园。世居此地的吴氏家族是明清时期关中乃至西北有名的大贾巨富。据说，吴家后人吴聘自幼体弱多病，17岁时娶了三原富豪周氏之女，期望以大婚之喜驱除病魔，不料结婚才10天便命归黄泉。从此，安吴寡妇当家主事，使吴家更加兴旺起来。八国联军进占北京时，慈禧太后带光绪皇帝仓皇逃难到陕西，就落脚在安吴堡。平素不吝啬钱财、恩泽邻里的安吴寡妇，又为朝廷捐银10万两。危难之中的慈禧太后满心欢喜，当即认安吴寡妇为自己的干女儿，还让光绪皇帝封她为一品“护国夫人”。
安吴青训班以吴氏庄园为活动中心。班务委员会下设教务处、生活指导处、总务处和秘书处。庄园东侧雕梁画栋的迎祥宫戏楼是青训班排演节目、召开晚会和举行各种集会的场所。村东北角古柏参天、牌坊威然的吴氏陵园，则是青训班理想的露天课堂。
从第四期起，青训班进入大规模发展时期。民族危在旦夕，青年们不甘心做亡国奴!他们从共产党坚决抗战的主张和行动中看到了拯救民族危亡的希望。在太原、上海、南京等重要城市相继失陷后，沦陷区、国统区的爱国青年，还有不少海外华侨和留学生，像潮水般地涌向西安八路军办事处。他们要到革命圣地延安去“朝圣”，取民族救亡之经典。安吴青训班就是“朝圣者”的第一个营地!
尽管青训班的条件很差，睡的是地铺，坐的是破砖，上课在露天，吃的大锅菜，每人每月要交6元伙食费，还有严格的组织纪律要求，青年们依然不顾国民党当局的限制和阻挠，想方设法地找到安吴堡。
在安吴青训班，工作人员的生活比学员们更辛苦。他们不仅食宿和学员们在一起，在军政学习、体育娱乐、集体生活以及修路、割麦劳动中都要做先锋。从班主任、处长、教员，到炊事员、饲养员、勤务员，服装和一切待遇都一样，每人每月只有一元津贴费，人人都是从早到晚，自愿做着“两头黑”的工作。以至新来的同学常把他们当作伙夫或马童。正如班主任冯文彬所说：“与其说她是青训班，不如说是一群为中国而战斗的青年之家，教员和全体同学是沐浴在同胞兄弟样的血缘的天伦挚爱的热流里，沉浸在青春的激情之中。”
1938年2月，日本侵略军轰炸了山西临汾，同蒲铁路陷入敌手。日军很快兵临黄河岸边的风陵古渡，潼关暴露在日军的炮火之下。大批同蒲铁路工人南渡黄河，滞留在西安的就有两三千人。这些工人拉家带口，生活很困难，有的想拉队伍打回老家去。
党中央决定成立一个职工大队，附设在安吴青训班内，由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副书记张浩任大队长兼政委。张浩奉命来到西安，一方面组织领导工人开展政治、经济斗争，一方面动员他们到安吴青训班学习。这是第一次由我党亲自领导、单独组织对产业工人的正规培训。在两期内，青训班培训了800多名产业工人，使他们成为具有高度民族觉悟、具备抗日军政常识、能够战斗的坚强的抗日战士，其中许多人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成为领导工人运动的骨干。
学好本领上前线
1938年8月中旬，朱德总司令从华北前线回延安，参加党的六届六中全会。途径西安时，他专程来到云阳镇。闻听喜讯，青训班的学员和当地群众自发召开欢迎大会。这天晚上，明月高悬，主席台两边悬挂着两盏明亮的汽灯，“热烈欢迎我们亲爱的朱总司令大会”的大横幅分外夺目。青训班的学员都没有见过朱总司令，大家睁大眼睛在主席台上搜索着。这时，会场上一阵喧哗，一位老大娘怀抱着一篓母鸡走上主席台，后边跟着一串群众，有的抱着大西瓜，有的提着鸡蛋、醪糟，一齐拥向总司令。学员们立刻报以热烈的掌声，向敬爱的朱总司令致敬的口号声此起彼伏。
在欢迎会上，朱总司令向大家报告了华北的最新战局，以及八路军在山西前线与日寇作战的情况。他的演讲激扬有力，回荡在夜色下的渭北原野，鼓舞着千百万不愿做亡国奴的中华儿女。人们抑制不住愉悦的心情，高声唱起庄严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
朱总司令亲临青训班视察，受到全体学员和工作人员的热烈欢迎。他兴致勃勃地检阅了学员队伍，还分别在干部会议和全体学员大会上发表讲话。朱总司令接受大家的请求，担任青训班名誉主任，并为学员们题词，鼓励大家：“学好本领上前线!”学员们把朱总司令的题词刻写在安吴堡的城墙上，刷写在校内外许多墙壁上。大家都用“青年的位置在前线”的口号相互勉励，自觉地把自己的未来定位在抗日杀敌的战场上。
在青训班创办之初，班务委员会就明确公布了办学目的：即在最短期间授予青年各种最低限度的战时军事、政治知识，使之能在中央政府领导下，依据革命的三民主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精神，开展抗敌救亡工作。
在安吴青训班，学员们最爱听冯文彬、胡乔木和教务处长刘瑞龙讲课。冯文彬无论讲课或作报告都是慷慨激昂，极富鼓动性。胡乔木最有文人气质。那时，他很瘦，留着小分头，经常穿着一件古铜色绸面大褂。他不习惯穿军装，嫌裹绑腿太麻烦。讲课时，他的眼睛总看着天，深邃的目光仿佛刺破天穹。刘瑞龙讲课语调平和，却有条有理，引人入胜。
当时搞统一战线，搞国共合作，“三民主义”这门主课究竟怎么讲，对教员来说是个难题。胡乔木是陕北公学著名的文化人，教育行家，在安吴青训班当属“大先生”。他结合抗日战争的新形势，精辟地赋予孙中山革命的“三民主义”新的内容。“小先生”们再根据他讲的内容传授给学员们。
随着抗战形势的发展，不仅求学者愈来愈多，成分也愈来愈复杂，已经不仅仅是抗日青年，男女老幼间而有之，从大学教授、工程师、艺术家、海外留学生到目不识丁的文盲，从产业工人、贫苦农民、店东、小贩，到国民党军官士兵和党部委员;还有不少少数民族的兄弟姐妹和旅居暹罗(泰国)、安南(越南)、缅甸、马来、南洋群岛和菲律宾的爱国华侨;以及100多位从五台山下来年轻和尚……一连几期，青训班学员都在千人以上，最高时达到1500多人。而此时，各抗日根据地的部队、民运组织也迫切需要大量的干部。
针对这一特点，青训班已不再分期安排学员，而是将学员编为职工大队、农民连、妇女连、儿童连、艺术连、游击队、佛教连等连队。除一般军政训练之外，依照不同的求学要求安排课程科目，比如，职工连讲工人运动，农民连学习文化，儿童连着重文化娱乐，佛教连则在不伤害宗教感情的情况下，对青年和尚们施以抗日的军政训练。
群众工作和军事教学是安吴青训班的两大特色。教务处在安排教学计划时，专门安排了下乡调查的课程。为此，教务处制定了《下乡工作大纲》、《下乡访问要领》和《地方调查大纲》，具体指导学员如何掌握调查研究的步骤和方法。如，到达目的地后，应首先访问当地政府机关：联保办公处、保安队部、保甲长，与他们建立良好的关系。接下去，就应该访问当地的抗敌救亡团体，要特别注意其中热心抗日的积极分子。在没有抗敌救亡团体的乡村，应该访问那些农民公共集会的场所，如学校、合作社、茶馆等。在乡村中进行家庭访问，应首先访问地方领袖，知识分子。在访问农民时，不可采用调查、质问、说教的方式，要从“拉闲话”讲起，从农民切身利益说起，拉近与农民的距离。要准备打仗，军事训练更是必不可少的科目。教务处每期都组织大规模的军事野营演习，从掌握最基本的军事知识、战斗动作，到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等。
学员们在深入农村的过程中，通过挨户宣传，街头讲演，演活报剧，开联欢会，办壁报，刷标语等形式，做了大量的宣传和组织民众的工作。他们与当地民众抗敌团体，如，抗敌后援会、自卫队、壮丁队、保甲建立了密切的关系，加强充实了这些团体的组织和工作。在没有抗日组织的地方，他们还协助地方政府迅速建立起青年抗敌后援支会、妇女抗敌后援支会或儿童歌咏团，帮助这些抗日团体进行政治和军事训练。
这年年底，青训班发动500名学员到华北敌后去。各连队的学员立刻踊跃报名。他们许多是从富裕家庭或是直接从学校出来的青年学生，却根本没把3000里徒步行军和敌人的炮火放在眼里，24小时之后，队伍就整装开拔了。
慷慨悲歌踏征途
走进安吴堡的年轻人，整天过着沸腾的生活，歌声伴随着生活的每一个节奏，洋溢在晴朗的天空中。虽然，他们各有爱好，但共同的爱好就是唱歌。毫不夸张地说，人们清晨醒来，就开始唱歌，只要一个人敞开歌喉，几十人住的大房间便立刻成了歌声的海洋。
每当欢送毕业班的同学上前线，安吴青训班的全体学员和教职员就要集合在迎祥宫戏楼前，高唱聂耳的《毕业歌》：同学们!大家起来，担负起天下的兴亡!一首接一首扣人心弦的抗战歌曲，感人肺腑，催人流下激情的热泪。这是英雄儿女对身处危难之中的祖国母亲发出的神圣誓言!
1938年10月，广州、武汉相继沦陷。国民党军队节节溃败，丢弃了华北、华中、华南的大片国土。我八路军、新四军深入敌后，发动群众，展开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民主政权，牵制了日寇大量的兵力，迫使日寇的侵华战争由进攻阶段转入相持阶段。
为了贯彻六届六中全会确定的，把党的主要工作放在战区和敌后，大力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战略部署。中央青委决定组织西北青年战地工作团，分赴晋东南和晋察冀两个敌后根据地，帮助开展青年抗日救亡运动，在斗争的大熔炉中锻炼干部，并决定从安吴青训班选调一批青少年干部，陆续组成6个西北青年战地工作团。
战工团的大队人马就要出发了。这是一支年轻的队伍，在近200名团员中，最大的24岁，最小的只有14岁。同学们要到前线去工作，不仅工作地区大，深入下去的时间长，而且环境复杂，要对俘虏、友军、地方当局及其他救亡团体做工作。为了将准备工作做得更扎实，先头部队出发后，冯文彬和胡乔木决定，利用10天时间进行一次大练兵，从学习准备到实际演练，还在安吴堡附近的农村进行了实战演习。
春节刚过，战工团整装待发。他们高擎着三角团旗，集合在安吴堡西门外安吴青训班的校牌下。每个团队出发时，都受到青训班全体同志的热烈欢送。冯文彬和胡乔木与战工团员们一一握别，一再勉励和叮嘱。在学员那边，则是另一番情景，过去送别人上前线，今天终于轮到送自己了，在即将分别的时刻，歌声和热泪交织在一起，同学们紧紧地拥抱，无不感到热血在全身汹涌地奔流着……
当，当，当(造字：口当)……安吴古堡的钟声响起来了，这是奔赴战场的进军号角!
正是时候了，同学们，
该我们走上前线，
我们没有什么挂牵，
总还有点留恋，
我们会去打击侵略者，
怕什么艰难危险，
我们的血已经沸腾了，
不除日寇，不回来相见，
快跟上来吧，我们手拉手，
去同我们的敌人血战，
别了，别了，同学们!
我们再见在前线!
行军，对于一般队伍来说是很平常的事，但是这支妇女和儿童占了近一半的队伍，很多人过去生活在大城市，没有走过很多路，更没有行军经验。他们在数九寒天，身穿棉服，负重徒步，翻山越岭，长途行军，沿途还要做群众工作，不但要通过国民党统治区，有时还要穿越日寇的封锁线。艰苦的环境，全新的生活和工作方式，如何适应?能不能吃下这个苦?会不会出现伤病掉队?然而，一连串的问题，都被经过安吴青训班洗礼的战工员们用实际行动作了圆满的回答!
第一、第二两团到达位于山西潞城的八路军总部时，朱德总司令亲切接见了全体团员。朱总司令在介绍敌后斗争形势后，向大家提出一个问题：“你们说革命革谁的命?”同学们高声回答：“现在革日本鬼子的命，将来搞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朱总司令说：“你们还要革自己头脑里的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命。”
开赴晋察冀区的第三、四、六三个团，经过延安，北上绥德、佳县，东渡黄河，进入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在队伍到达延安时，毛主席、张闻天、陈云和邓发等中央领导同志在中央党校大礼堂接见了他们。毛主席用他特有的风趣，像谈心一样给大家讲抗战形势，勉励同学们上前线去，到军队中去，到农村去，和工农兵相结合。他叮嘱大家要善于学习，学习的目的是为了工作，到解放区去工作也是学习，并谆谆教导大家，语言和行动都要大众化，“工”不要写成“工”(造字：“工”的繁体)，“人”不要写成“人”(造字：“人”的繁体)。张闻天、陈云等同志也讲话勉励大家。离开延安后，第三、第四团通过同蒲路封锁线，向晋察冀边区领导机关所在地河北阜平进发。第六团应部队要求，暂时留在晋西北，在一二○师三五八旅帮助连队做青年工作和文艺宣传工作。随后，也开赴河北阜平，分散到平西、平北地区和一、四军分区等地区，在当地党组织的领导下开展工作。
面对反动势力的包围
1938年11月，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第二次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根据大会对中国青年运动形势的分析：在敌人占领区域和战区，青年运动大大开展，需要大量有独立工作能力、能够领导群众工作的干部，而在全国各地训练一般政治、军事和技术人才的学校和训练班已经不少了，特决定把安吴青训班改为训练青年工作干部的专门学校。
根据这个原则，青训班对学生的选拔更加严格了，有长江流域各省及河南、山西的青年团体、儿童团和少年先锋队的干部，有游击队的青年战士，有陕甘宁边区的青年农民，有四川、陕西的学生，有来自各地的青年职工，还有陕北公学、抗大、鲁迅艺术学院等学校愿意从事青年工作的毕业生。这些学生不仅富有实际工作经验，而且具备一定的文化、理论基础。
而此时的斗争形势却越来越险恶。泾阳地方反动势力不断向安吴堡进行侦察和捣乱，还在附近的云阳镇、鲁桥镇、三原县城和泾阳县城设立了秘密督视据点。敌人在青训班附近开办了一些国民小学，派来一批经过国民党训练的教员向共产党争夺青年。他们还对当地农村青年进行所谓“三民主义”的宣传教育，挑拨青年反对共产党。
青训班的学员多数是来自城市的知识分子，不少人有怀表或手表。国民党特务打进安吴堡，装扮成修表匠，明目张胆地进行特务活动。学生到街上买小吃或日用品，特务就鬼鬼祟祟地凑过来探听消息。还有些特务化装成小商小贩，卖醪糟的、修鞋的，在安吴堡附近发展特务，在群众中制造谣言。陕西国民党政府还借用“参观”的名义，组织特务和文化界、教育界一些受蒙骗的青年学生来青训班进行实地侦察。
1939年春天，冯文彬和胡乔木因工作需要先后调回延安，由刘瑞龙代理青训班主任。刘瑞龙是大革命时期参加革命的的知识分子干部，曾在国民党统治的心腹地区，领导创建了中国工农红军第14军，曾跟随红四方面军三过雪山草地。
5月以后，蒋介石掀起反共高潮，对延安实行封锁，安吴堡的情况更加恶化。国民党在通往安吴堡的各个要道、渡口都设立了关卡、哨所和检查站，拦截投奔安吴青训班的各界青年。敌人还在安吴堡通往延安和陕北的道路上扎下卡子，驻扎军队及稽查人员，完全断绝了青训班与延安的通道。
为了粉碎国民党在政治、文化、军事上的封锁，根据党中央提出的“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三大政治主张，刘瑞龙带领青训班在与国民党特务进行有理有利有节斗争的同时，加强自身的防范，学习和日常生活全部实行军事化。当时，中共陕西省委驻在云阳镇，对外称八路军115师留守处。省委发给青训班几十支步枪、一挺机枪和一些手榴弹。学生们白天站岗，夜间巡逻，革命热情丝毫没有因环境恶劣受到影响，反而更加高涨，随时用警惕的目光注视着形势的发展和意外事件的发生。
刘瑞龙还根据边区政府的号召，带领青训班自力更生解决经济困难。他组织学员们到关中淳化县亮马台开荒种地办农场，在安吴堡后面的嵯峨山上种豇豆、洋芋。他们还学习当地群众的经验，把豇豆和洋芋晒成干贮存起来，备战备荒。
……
安吴青训班是在全民抗战的特定历史条件下青年运动的一种重要形式，她的成长和发展曾受到毛主席和许多中央领导同志的热切关注和充分肯定。中央组织部长兼中央青委书记陈云曾经说过：“现在你们的主要任务就是把青训班办好，通过青训班向全国撒种子，开展青年运动。”
1939年10月，安吴青训班成立两周之际，毛主席亲自为青训班题词：“带着新鲜血液与朝气加入革命队伍的青年们，无论他们是共产党员或非党员，都是可宝贵的，没有他们，革命队伍就不能发展，革命就不能胜利。但青年同志的自然的缺点是缺乏经验，而革命经验是必要亲身参加革命斗争，从最下层工作做起，切实地不带一点虚伪地经过若干年之后，经验就属于没有经验的人们了!”这是人民领袖对安吴青训班最高的褒奖。
安吴青训班从创建到1940年3月撤回延安，并入“泽东青年干校”，在两年半的时间里，先后培养了近14000名革命青年。这些青年根据党的需要，被派往抗日前线、敌后根据地、国民党友军中以及全国各民众团体，去开辟青年工作新的阵地，使抗日青年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
阅读了这段闪光的历史篇章，笔者不胜感慨：安吴青训班，一面飘扬在抗日烽火中的火红的团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