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潜，原名贾宪武，又名尚武，字振仙。1918年3月出生在河南省南乐县谷金楼乡西小楼村一个书香门第。他幼年丧父，由伯父贾子岚抚养成人。7岁时，在伯父创办并任校长的南乐县官庄私立小学校(校址在县城西花园)接受启蒙教育。毕业后，考入县立乡村师范就读。他在乡师读书时，就在官庄小学代课，被人称为“小先生”。1935年他从乡师毕业后，先后执教于官庄小学，南乐县中心民校。
1936年春，王家麟任南乐县长后，积极推行“剿共、肃共、肃毒”的反动政策，强令学生“尊孔读经”妄图以此磨灭广大师生的革命意志和抗日热情。白潜配合“读书会”负责人孙汉章联络各界进步人士发动师生进行斗争。他们派出学生代表到县政府进行抗议，并把教育局督学魏瑞堂限制学生自由、压制抗日救亡的劣行，印成传单，广为散发，公开抨击，使其声名扫地。这年四月，白潜加入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
1937年10月，经南乐县工委委员刘同方、陈仰贤二人介绍，白潜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旋任中共南乐县第五区区委书记。为便于进行革命活动，不连累家庭，他将原名贾宪武改为白潜。
1938年2月白潜为边东县委委员。同月直南特委决定打击清丰、南乐伪政权，镇压汉奸。白潜、郭献瑞自告奋勇，承担了侦察任务，他们把维持会的分布和警戒情况绘成草图，交给了河北民军第一路第四支队。
4月，四支队收复清丰。5月初的一个夜晚，四支队参谋长张西三、秘书主任李渭川率领一个中队奇袭南乐，除伪县长何举之落荒而逃外，其余汉奸被逮捕,处决九人。白潜和县委借此有利时机，大力宣传四支队打击日伪的功绩，发动青壮年参加四支队。
5月，直南特委决定恢复清丰县委、南乐县工委，撤销边东边西县委。白潜任南乐县工委宣传委员。1938年8月，中共南乐县工委改组，白潜任宣传部长。县工委10月改称县委，白潜改任县委书记。
1939年2月，杨得志、崔田民率八路军115师344旅旅直一部，从太行山开赴直南地区。组建了数千人的八路军冀鲁豫支队，统一领导直南和鲁西南的抗日武装，开展游击活动，为开创冀鲁豫抗日游击根据地奠定了基础。此时，白潜带领县委一班人，依托冀鲁豫支队，广泛动员群众，在敌、顽、我复杂的三角斗争中，不断壮大南乐县的抗日队伍。同年8月，白潜调离南乐，就任中共直南地委(原直南特委于1939年2月份为直南和豫北两个地委。直南地委领导南乐、清丰、内黄、濮北、大名等县)宣传部长，后任组织部长。
1940年2月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第三十九集团军司令石友三妄图与国民党新八军高树勋部和丁树本联合向我军进攻。自3月上旬起，平汉路以东八路军十七个团向石友三等顽军展开大规模的反击作战，在讨逆之战节节胜利之下，南乐县县长仓皇逃跑。为防止国民党河北省政府再派县长到南乐，上级党组织派白潜连夜赶回南乐，组织民主选举县长，建立抗日民主政府。鉴于距南乐县城不远处的元村集尚有顽军重兵驻扎，白潜同县委研究后，决定发动全县群众代表和抗日武装同时进城武装保卫选举。4月22日在白潜等人的精心组织领导下，县农会主任刘法尧当选为抗日民主第一任县长。宣布接收原县政府抗日自卫团(下辖3个大队，6个中队，共800余人)及其各个机关。
1940年4月，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基本形成，原直南、豫北和鲁西南地区的党组织组成冀鲁豫区党委，白潜被任命为一地委(1941年7月改为五地委)组织部长。不久，白潜在沙区组建了另一支地方武装——卫河大队。
自1941年秋起，日军、伪军、顽军、土匪、会道门五位一体，从四面八方向沙区根据地进逼，实行所谓“蚕食扫荡”。至1942年和1943年，敌人连续多次对沙区进行“闪电式”的“铁壁合围”大“扫荡”，实行严密的经济封锁，妄图将沙区军民困死。由于敌人频繁地扫荡和久旱不雨，这两年沙区庄稼几乎绝收，群众生活困难到了极点。白潜和沙区工委面对天灾兵祸，毫不退缩。他们多次召开会议，制定了十项措施，主要有：①打击敌人，减轻封锁;②组织群众进行生产自救;③组织从外地武装购粮;④开展减租减息;⑤发动群众向地主富农借粮等。沙区工委的作法，多次受到上级的表扬。由于措施得力，沙区灾荒程度明显减轻，根据地不仅未被敌人“蚕食”掉，反而扩大了抗日武装。这一时期，沙区向八路军主力部队输送新战士达2000余人，广大群众和我党的关系更加密切。
1942年12月，根据中央“精兵简政”的指示，冀鲁豫区党委对区划进行了调整。白潜调任四地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仍分工领导沙区工作。
1944年5月11日，中共北方局批准冀鲁豫和冀南两个区党委合并为冀鲁豫中央分局(亦称平原分局)，下辖12个地委。原冀鲁豫四地委改为九地委，书记张国华，副书记赵紫阳，组织部长白潜。接着，行署和军区也进行了合并。合并后的部队厉兵秣马，向敌人展开局部反攻。
1945年4月下旬，冀鲁豫军区以四个分区和5个正规团，四个支队，十四个县大队参战的优势兵力发起了南乐战役，一举解放南乐全境和大名、广平县境各一部分。歼敌3000余人，缴获大量武器弹药。战役中白潜率九分区部分武装佯攻浚县之敌，配合南乐战役的进行，为解放南乐做出了贡献。
1945年11月，白潜兼上堤(沙区)工委书记，指挥部政治委员以后，国民党第一战区胡宗南部进犯豫北。占领获嘉、汤阴、辉县、安阳等地。先头部队进至马头时，奉上级命令，白潜等率沙区武装西进汤阴、安阳等地，配合主力围歼进犯解放区之敌。在我军攻克汤阴时，白潜争取了当地“天门会”一个团的地方武装起义，为部队攻城减少了阻力。攻克该城后，随即率领汤阴群众展开了对平汉铁路汤阴段的破袭战。由于腰斩平汉路，迟滞了国民党主力沿铁路北上，对我军在平汉战役中活捉马法五，促成高树勋起义起到了配合作用。
1946年8月，白潜调任冀鲁豫区委党校组教科长、校党委委员。1947年8月，任冀鲁豫八地委书记。1948年3月，调任四地委书记。在八地委、四地委工作期间，他除带领广大干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外，还认真进行土改、支前、整党和反奸、反霸等工作。
1949年春，冀鲁豫区广大干部积极响应毛主席“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伟大号召，掀起了报名南下的热潮，白潜带头报名南下，获区党委批准。4月底，白潜率原冀鲁豫四地委南下干部大队随二野五兵团渡过长江，到达赣东北，奉命组建鄱阳地委、行署，白潜就任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当时，新区群众对党的政策不理解，他带领干部和群众积极分子深入宣传党在新区的政策，并及时到各地征收粮食，保障了过境主力部队的粮秣供应。后来，解放军主力部队离开赣东北南下作战。当地国民党军队的散兵游勇和几股潜伏特务见我地委、行署、警戒兵力薄弱，便纠集起来，围攻袭扰领导机关，甚至到鄱阳湖上公开拦劫烧毁运粮船只，捕杀干部战士。那时，白潜身边只有从老区带去的一个民兵连。为了军粮安全，他将该连大部派去押运军粮。每到夜晚，便组织起有短枪的机关干部和剩余民兵警卫地委、行署与残敌进行战斗。由于调度得当，屡挫匪焰，站稳了脚跟。
这年8月，华东局决定撤销鄱阳地委行署。鄱阳地委行署得到通知，让原班人马转道西进，到贵州开辟新区。并要求月内迅速办移交工作。面对刚刚建立的新政权，少数同志对这美丽富饶的江南鱼米之乡产生了依恋之情。白潜一手抓移交，一手抓干部的思想政治工作。月底，终于按时交接完毕。
9月3日，原鄱阳地委行署的干部随二野五兵团踏上了西进的征途。11月13日入黔，下旬接管安顺，白潜任安顺地委第一任书记，兼军分区政委。根据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邓小平关于“剿灭特务土匪，是新区一切工作的起点”的指示，白潜立即研究部署了加强武装、清匪自卫等工作。当时，整个黔境几乎“空室清野”，而且匪焰日炽。全省土匪成“建制”的就有14个团，总人数达13万。安顺地委成立后的一、二年间，始终是在紧张的剿匪斗争中渡过的。
1950年3月3日，朗岱县发生土匪大暴乱。他们杀人放火，抢银行，砸仓库，中断交通，屠杀革命干部群众。驻该县的1个国民党起义师受土匪策动，蠢蠢欲动，图谋哗变。白潜闻报后，不顾众人劝阻，不怕危险亲自带领分区一个警卫连星夜前往。面对动摇欲叛，剑拔弩张的起义部队，白潜与其斗智斗勇，采取攻心、安抚的政治瓦解策略，向该师官兵申明出路，晓以大义，终于制止了哗变。为稳定朗岱以及整个地区的局势立了大功。
1952年12月，白潜调离安顺，任中共贵州省委组织部长。在当时迅速发展的农村合作化运动中，他深入调查研究，现场指导工作，并自己动笔编写了一本题为《互助合作运动中的若干问题的商榷》的小册子，受到了省委的高度评价。1953年7月，省委将此文印发全省。
1953年底，白潜调至中央西南局组织部任副部长。1954年秋，他离川赴京，历任中央组织部财贸干部处处长，中央财贸部部务委员、副部长等职。白潜在中央机关工作始终保持并发扬了战争年代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生活标准低一点儿，工作标准高一点，学习上抓紧一点儿”。这是不少熟悉白潜的同志对他的评价。在此期间，他提出“抓基层、打基础、苦练基本功”的“三基”财贸工作方针。要求财贸系统干部职工做到又红又专，不当门外汉，还多次组织技术能手比赛，大张旗鼓地表彰技术标兵，使全系统面貌为之一新。周总理曾给予充分肯定。
1956年9月，白潜当选为中共八大代表。
1960年冬，中央财贸部撤销，白潜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委员，财委主任。此时，正值国民经济严重困难时期，东北三省遭受了严重的自然灾害。全区人均口粮每天只是三两，个别地方已出现饿死人的现象。他一到任就担起了东三省人民的吃、穿、用重担，冒着数九寒冬，深入基层调查。由于“左”倾路线和自然灾害给人民群众生活带来严重的困难。他心情十分沉重，决心尽快报告中央、国务院，并建议中央进口一部分粮食，解决燃眉之急。1961年春，白潜在中央召开财贸书记会议上，再次面报此事，李先念等中央领导同志对这个情况十分重视，随即决定分批进口100万吨粮食。这批粮食对缓解三省灾情起了不小作用。
1963年4月，在中共辽宁省三届一次会议上，白潜当选为省委常委、书记处书记。
1964年，白潜率辽宁省友好代表团到朝鲜平安北道访问，为中朝友谊谱写了新的篇章。
正当白潜兢兢业业为党工作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开始了。这场“内乱”使白潜陷入了极大的困境之中。1966年，白潜才48岁，是省委领导中较年轻的一个，也是身体素质较好的一个。当“造反派”冲击省委、省政府机关，揪斗“走资派”浪潮冲击时，肩负着主持省委日常工作重担的白潜毫不退缩。他一面应付围攻、揪斗，一面抓工作、抓生产。为了工作，为了避开无休止的纠缠，他打乱了自己的日常生活规律，在这里吃顿饭，在那里睡会儿觉。那时期，他的名字被倒写在墙上，刷在地下，而且几乎无一例外地打上了红叉儿。一天中午，他回到了20多天没登门的家中，打算痛痛快快地吃一顿葱花饼。不料，造反派突然冲了进来，把他劫走，被当作“人质”关在沈阳北关监狱，以此要挟省委签署一份“罢官令”。白潜大义凛然，不为所动，前后经过七、八天斗争，才被放出狱。同年11月的一天上午，省委召开三级干部会议。白潜去参加会议，途中路过省委档案室，见一些人气势汹汹 ，要砸门锁，抢档案，白潜立即前去制止。他高声说道：“这是党的机要重地，内有重要绝秘文件，你们不能动!”几个壮汉哪里听得进，砸开门锁后，把白潜抬进档案室，强行拍照，而后反诬是白潜领他们冲进档案室的。接着，白潜被戴上高帽子，反穿大衣，推上一辆大卡车，在市区顶着刺骨的寒风游斗了整整6个小时。此时，白潜心里惦记着只有一件事：全省传达贯彻中央工作会议的三级干部大会即将结束，正等着他去作会议总结。因此，批斗刚结束，白潜甩掉高帽，擦了擦脸上的灰尘，直奔会场。当他步履艰难地登上主席台时，与会同志惊喜交加，不由自主地全体起立，为他长时间热烈鼓掌，许多人含着泪花簇拥上去向他问候。无休无止的轮番批斗，种种非人的折磨，极度繁重的工作，无可宣泄的愤懑，使得白潜这个平时连感冒都不曾患过的汉子得了眼病、糖尿病、心脏病，他的身心受到了极大的创伤。他的病，因受冲击，挨批斗，一误再误，一拖再拖。
1967年4月，在北京治病的白潜被来历不明的人连夜押回沈阳。在一个秘密地点关押了二十六天，多次遭受毒打。“造反派”把他的档案翻过来，倒过去，横挑竖拣，牵强附会，想找到打倒他的依据。他们把白潜1940年那两次大难不死的事当突破口，想把他打成“叛徒”、“特务”。只是因为其他老同志不肯出具伪证，“造反派”的阴谋才未得逞。
在被关押和住院的日子里，白潜用“造反派”逼他写检查的笔和纸，整理出了毛主席、周总理多年的内部讲话记录共达40万字。这份长达40万字的纪录整理稿件，渗透了一个共产党员的满腔热血，凝聚着其对党和人民的一片忠贞。
1971年1月，白潜在中共辽宁省四届一次全会上，当选为省委常委。
1972年5月，在中央召开的批林整风汇报会上，周总理到东北组作重要讲话，白潜担任记录员。为了使更多的同志早日看到总理讲话，他不顾疲劳连夜整理记录稿。过度的劳累，使心脏病再次发作，经大会特设的心脏病专家组九天九夜的抢救方才脱险。从此，他被迫离开工作岗位，长期治疗。
1973年9月25日，白潜在一份某帮派组织为其作的鉴定上提笔将“在建国后的十七年工作中犯有严重错误”这句话去掉，另添了“工作勤勤恳恳，为党作了许多工作”。为此，惹恼了帮派势力，他们利用1974年的“批林批孔”之机，多次对其进行批判。
1976年1月8日，周总理逝世。白潜听到广播后，非常悲痛，建议省委为周总理举行追悼会。这一建议被一些人说成是“向省委施加压力”。他气愤难平，就在家中为周总理举行家庭追悼会。他的心潮随着政治斗争的风云博动，忧国忧民，心情郁闷，病情更加沉重。
揪出“四人帮”后，白潜感到“像是第二次得到了解放”精神为之一振。辽宁是“文革”重灾区之一。“四人帮”的黑爪牙控制辽宁，犯下了滔天罪行，流毒甚广。在揭、批、查运动中，白潜旗帜鲜明，抱病参战。他在病床上整理长篇材料，用无可驳辨的事实，揭批“四人帮”及其爪牙在辽宁犯下的罪行，澄清辽宁“文革”中一系列重大是非问题，拨乱反正。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白潜正在北京住院治疗。听到党中央的新精神，他激动不已，彻夜难眠。利用每星期一、三、五下午三至五点医院准许探视时间，和在自己身边工作的秘书何开湘多次研究，让其帮助收集大量资料。他亲自动手拟出提纲，让何开湘帮助整理成一个讲话材料，准备赶回辽宁参加省革委常委扩大会议。中央领导得悉消息，赶到医院看望，并再三叮嘱何秘书“你要尽可能多为他做些工作，不要把他累着了”。临行前，白潜出现了心脏衰竭的征兆。无奈，只得退掉已买好的火车票，让何秘书把六易其稿的讲话稿改写为在省委扩大会议上的发言，送大会印发，在与会同志中产生了强烈反响。
1979年9月，中共辽宁省五届一次全会上，白潜继续当选为省委常委、书记。
1982年3月，中央任命白潜为中共辽宁省委顾问。为了给省委当好参谋，他根据自己在辽宁近二十年的工作经验教训，写了长篇材料，就加速辽宁四个现代化建设的问题，作了系统的分析研究，提出了自己见解供省委参考。在省五届六中全会上，他侃侃而谈，对全省实现“翻两番”的战略目标充满了信心，充满了憧憬，对工、农、文教、财贸各行业应采取的措施讲的极有见地。听着病入膏肓的老书记语重心长的话语，许多同志激动得热泪盈眶。会场里，一再爆发出热烈的掌声。
在临终前的两个月里，他应七个省、地(市)、县党史部门之请，赶写出了近3万字的抗日战争的回忆录。为编写好老家南乐县的党史，他亲笔给同时代的几位健在的原县委负责人写信，提出了大大小小二十五个应当澄清的问题。
1982年11月29日，是64岁的白潜漫长革命征途的最后一天。这天上午，他在家为即将召开的省农业会议准备意见。午饭后，他略事休息便来到会客厅，一边收拾几盆菊花，一边等候事先约好要来商谈几个重要问题的省委负责同志。孰知， 与省委负责同志的谈话刚刚开始，白潜那颗忧国忧民历经劫难的赤子之心，突然停止了跳动。
“一息尚存，工作不止”。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优秀的中国共产党员白潜，为党为人民为祖国四化建设，用尽了最后一丝气力，熬干了最后一滴心血。他无私奉献，鞠躬尽瘁的光辉形象，永远屹立在人民的心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