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军区部队进行爆破作业训练。
1945年9月2日，日本政府签署投降书，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取得伟大胜利。这是中国人民14年艰苦卓绝的殊死战斗换来的，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不断提升战斗力，以正确战略战术赢得的。
发动人民，依靠人民。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壮大，是中国共产党正确抗战路线的必然结果。1937年8月，中共洛川会议明确，争取抗战胜利的关键是实行共产党提出的全面抗战路线，必须“在敌人后方放手发动人民群众，独立自主地广泛开展抗日游击战争”。1938年，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进一步指出“兵民是胜利之本”。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创建敌后根据地，不断壮大力量。我军所到之处，放手发展人民抗日武装，动员群众参军，走出了一条“自卫队、民兵—地方军—主力军”逐步升级的道路。敌后战场上，群众在我党我军带领下，坚壁清野、打击日寇、铲除汉奸。日军白天修好的路，晚上就被扒掉;日军下乡扫荡，不但找不到我军的影子，连水也喝不上;日军下乡征粮，迎接他们的是冷枪……抗战后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民先后在19个省区建立抗日根据地，总面积达104万平方公里，人口约1.25亿;八路军、新四军等抗日武装主力部队发展到127万人，民兵发展到268万人。日军华北方面军第12军司令内山英太郎承认，华北方面军所辖地域中，日军只能控制1/3的县城及其周围若干村庄，其他地区民众则“心向中共”。
灵活机动，越打越强。八路军、新四军的胜利是在战场上打出来的，是靠敢打的勇气和巧打的策略实现的。1938年5月，毛泽东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指出，敌人占地甚广，但兵力不足，在其占领区留下了很多空虚的地方。“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坚强的军队和广大的日益觉醒了的人民群众，因此抗日游击战争就不是小规模的，而是大规模的。”由此确定我军“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的战略方针。
在此战略方针指导下，我军化整为零、深入敌后，从山地游击战发展到平原游击战、水网游击战，组织游击队、便衣队和武工队，广泛开展地道战、地雷战和麻雀战等，打出滑石片歼灭战、梁山歼灭战、沁源围困战和七亘村伏击战等经典战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抗击了约60%的侵华日军和约95%的伪军，先后作战12.5万余次，消灭日军52.7万余人，伪军118万余人。据不完全统计，我军毙伤1名敌人平均消耗约30发子弹、7枚手榴弹。这样低的弹药消耗比，在世界反法西斯战场上非常罕见。
战斗中，我军也积累了丰富作战经验，八路军的攻坚和破袭战法、新四军罗炳辉部发明的“梅花战术”、我军炮兵的“大炮上刺刀”战法、我根据地军工制造能力的提高等，都是战火中的军事创造。如雁北战役中，我晋察冀军区部队利用各种土制炸药，先后炸毁日伪据点40余处。被炸怕的日军惶惶不可终日，惊呼八路军有了“土飞机”“土大炮”，据点和炮楼再也守不住了!
教战结合，提高战力。八路军、新四军战斗力的提高，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加强教育训练的结果。抗战初期，我军政治过硬、不怕牺牲、战法得当，但在技战术方面还弱于敌人。时任八路军第115师副师长聂荣臻回忆：“全面抗战刚爆发时，日军拼刺技术很出色，拼刺刀时，三个日军背靠背，十几个八路军也占不到便宜。”通过学习、训练提高战斗力，成为我军夺取抗战胜利的关键之一。
正如朱德所言：“加强教育，提高战斗力，训练自己成为国家民族的劲旅，成为党无战不胜无坚不摧的铁军，乃是我们部队目前重要的任务。”在抓好抗大等院校教育的同时，我军高度重视部队整训工作。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在1939年和1940年连续发出整军训令，要求在坚持战斗、坚持发展的同时，分期分批集中整训部队。新四军在皖南事变后，也结合江南地形，注重学习夜战、河川战、反骑兵战和平原战。1944年10月12日，中央军委作出《加强全军练兵与军队大整训的决定》，号召全党研究战争，学习军事，实行全党练兵，全民皆兵。
为提升拼刺刀能力，八路军苦练刺杀技术。陈赓要求部队“必须以真枪在野外不齐地形或山地练习刺杀”。吕正操部在战斗间隙一般只做两件事：吃饭和刺杀训练。新四军摸索总结出刺杀动作“快、准、狠”的标准，掌握步枪和大刀配合作战的方法。到1944年、1945年山东抗日根据地对日军发动反攻时，1名八路军战士、1把刺刀，就能压制3名日本兵。
各部队还结合实际有针对性地抓好射击、投弹、刺杀、爆破和土工作业“五大技术”训练，广泛组织班、排、连攻防战术训练，以及近战、夜战和攻坚战等战术培训。如山东军区特务团干部射击命中率达到96%以上，战士3发3中者达78%，晋绥军区“四大技术”(射击、投弹、刺杀和土工作业)的平均成绩都在良好以上。技战术水平的提高，适应了抗日作战的需要，为1945年抗日大反攻奠定了坚实军事基础。
（作者：费腾 杜东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