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叠设伏的七亘村伏击战

　　见机而作巧设伏。1937年9月下旬，侵华日军大举进攻山西，在忻口遭八路军和国民党军第二战区部队有力阻击，被迫改由正(定)太(原)路西进。10月中旬，国民党守军未能阻止日军的进攻，晋东门户娘子关告急。

　　根据八路军总部命令，时任第129师师长刘伯承率部火速向娘子关东南及以南日军侧后进发，寻机歼敌。为阻日军西进，刘伯承指示第386旅第771团在平定县桃家岭、七亘村一线采取运动防御，争取时间，同时调第772团回马山村，准备侧击西进日军。10月22日，第771团在七亘村修筑阵地时被敌机发觉，当晚遭到日军第20师团1个联队和200多骑兵袭击，伤亡30余人，一时与师部失去联络。

　　25日，刘伯承带着参谋、政工人员及警卫班共30余人到七亘村南三郎庙一带察看地形，寻找失联部队。刘伯承发现，七亘村附近道路宽不足2米，路南边大部分是高约10米的土坎，北边是几十米深的山沟，乃理想的设伏之地。当天，又获悉日军第20师团已向平定方向进犯，其轴重部队1000余人，尚留在距七亘村仅10公里的测鱼镇宿营。刘伯承判断，敌次日必经七亘村向平定输送军需物资，当即决定打一场伏击战，并将任务交给了386旅旅长陈赓。

　　受领任务后，陈赓令下属772团3营及特务连1个排在七亘村附近隐蔽待敌。26日拂晓，测鱼镇日军辎重部队向西开进。9时许，772团有意放过敌先头部队让其通过，待其辎重骡马进入伏击圈内，抓住有利战机，突然发起攻击。由于道路狭窄，日军兵力无法展开，火力不能发挥，只得狼狈逃窜。此役共毙敌300余人，缴获骡马300多匹及大批军用物资，还缴获华北、山西两份军用地图，敌军仅有少数掩护部队和辎重骡马逃回测鱼镇，我军只伤亡10余人。

　　反常用兵再设伏。129师旗开得胜，刘伯承的心情却并不轻松。一方面，国民党第二战区前敌总指挥兼13军军长汤恩伯电话告知，他们已决定放弃娘子关，并劝129师也赶紧撤退;另一方面，26日当天得到情报，正太路西段的日军正向东运动，娘子关右翼日军也继续向旧关抄袭。撤，还是不撤?刘伯承仔细分析了日军企图，认为日军侵占华北以来，作战一直比较顺利，目空一切，不会在意小的损失，如果国民党后撤，日军必以阳泉为目标发动大规模追击。当前日军正向平定进犯，急需军用物资，根据交通条件，七亘村是日军必经之路。而且，“用兵不复”是作战常理，如果再次在七亘村设伏，日军恐难预料。经深思熟虑，刘伯承一反常规，决定在七亘村再次伏击。

　　27日，测鱼镇之敌一面派出部队在七亘村附近收敛尸体，一面调整力量准备继续西进。我军在刘伯承指挥下，佯装他去，待敌人收尸完毕后，再次令772团3营在七亘村设伏。28日上午，日军辎重部队果然循原路而来，以100余骑兵和300余步兵掩护辎重西进。11时许，敌先头部队骑兵首先进入伏击圈，敌警戒搜索甚严。我军战士沉着镇静，待敌骑兵通过，辎重部队进入伏击区后，对敌发起猛烈袭击。由于日军组织较前严密，掩护部队较多，又因天雨路滑，我增援部队未能及时赶到，致使部分敌人逃脱。

　　这次伏击，虽未达到全歼目标，但也击毙日军百余名，缴获骡马几十匹，起到了牵制敌人的作用，使困在旧关以南的国民党曾万钟部1000余人得以从敌包围中解救出来。七亘村两次设伏虽然规模都不算很大，却有力支援了正面战场的国民党军，鼓舞了军民士气，打击了日军嚣张气焰，是抗战初期我军在山西抗日前线取得的一次重要胜利。

　　七亘大捷传经典。刘伯承在作战上有句名言：“五行不定，输得干干净净”。他所说的“五行”，即任务、敌情、我情、地形、时间。在刘伯承看来，指挥员每战之前如果不把这五件事搞清楚，必会损兵折将。七亘村伏击战的制胜关键，正在于刘伯承的明察秋毫和深谋精算，在于他对“五行”的准确把握和对兵法的灵活运用。正是刘伯承精妙的指挥艺术和高超的兵学智慧，使七亘村伏击战成为战争史上的经典。

　　战斗结束后，当刘伯承慷慨地将部分战马、军刀、大衣等战利品送给第二战区副司令卫立煌时，卫立煌钦佩不已，认为七亘村“重叠待伏”是“兵家所忌”的一次大胆妙用，表示“还是八路军机动灵活的战术好”。

　　研战知战方能胜战。研究经典战例，是提高指挥员指挥素养的重要途径。七亘村伏击战中，刘伯承细致勘察地形，善于抓住战机，大胆反常用兵，这种思维和胆识，对现代战争同样具有重要的启迪和借鉴意义。军事指挥员不仅要密切跟踪世界新军事革命发展趋势和现代战争演变趋势，密切关注科学技术对现代战争的影响，深入研究现代战争制胜机理，还必须在每一次实战中首先把作战对手“摸透”，把自己“摸清”，把应敌之策“搞准”，做到料敌在先、掌握主动。只有这样，才能打破思维定式，因势而谋，出奇制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