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中共的社会动员与持久抗战

　　中共成为战时社会动员之主导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陷，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中国国土广阔，但国内纷争不断，国力不济。中国政府并未因此构建一个持续有效的社会动员机制，抗战准备也未能完成。

　　一般而言，当一个民族遭遇外敌入侵时，民族心理势必发生相应变化。受日本炮火的影响，中国知识分子与上层精英“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责任感与“救亡图存”的使命感不断升温，民族主义意识逐步觉醒。普通民众也能感受到国家和民族的深重危机，发起抵制日本的爱国行动，呈现出抗日救亡的星火燎原之势。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斗争中深感动员全国人民抗日的必要性，1935年8月1日，中共中央委员会发布《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呼吁停止内战，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开展救亡图存。中共不但呼吁民众抗日，而且“还欢迎国民党中央任何领袖、任何党员来参加与领导抗日救国的神圣战争”。面对日本在华北不断制造事端的态势，中共中央强调，“日本帝国主义灭亡中国的强盗计划，除了动员全中国的力量给以坚决的击破之外，是决不会改变的。如果以为日寇的侵略会停止于黄河以北，而我们可偏安于黄河以南，也是完全的幻想。和平绝不可能，抗战决不可免，已经是明白无疑的事实。”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发生，蒋介石思考是否决心应战。他判断“此时倭与我无开战之利”，为应对事变计，采取部分动员的方略。蒋介石指望国际社会予以干预，以避免中日可能发生的大战。但毛泽东对事态判断要清醒许多，7月8日，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人致电蒋介石，要求实行全国总动员，表示红军将士愿为国效命，以达保土卫国之目的。周恩来也亲上庐山，敦促蒋介石接受中共实行全民抗日的主张。

　　卢沟桥事变

　　蒋介石受中共全面动员要求之所动，也受全国抗日救亡运动高潮之影响，7月9日，开始思考处理对华北的战事，“准备动员，不避战争”。7月23日，毛泽东写《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强调坚决抗战的方针，就是“动员全国人民，全国军队，争取广泛外援的办法”。毛泽东在1937年8月1日出席延安召开的陕甘宁边区第一届抗战动员体育大会上，表达了坚决打击日本的决心，“把我们这里的方针带到全国各地去，把我们的决心带到抗日最前线去”。

　　由于中国国力羸弱，亟须进行全面抗战动员。谁能团结抗日力量，谁能担当社会动员的主导权，谁就能最大限度获取民心。国民党虽表示抗战，却停留于部分的军事动员，蒋介石担忧“以倭寇有组织之国家，其全国动员，人人能发挥其战争之效用。惟我无组织之国家，事事皆须以一人当敌国之全体，可不惧乎”。结果，面对民众的抗日热情，国民党竟无所动。外国观察家亦能感到，抗战初期北平沦陷后，许多群众组织希望能够得到官方的支持，“乡里的游击队、铁路游击队、护路队等有可能在中国的防御力量方面起举足轻重的作用，但在那时，官方却没有任何协助武装地方志愿兵的打算”。

　　中共却主动担负起全面动员的重任。毛泽东指出，“抗日需要一个充实的统一战线，这就要把全国人民都动员起来加入到统一战线中去”。中共领导的三大红军主力接受了国民政府的改编，迅速开赴抗日前线。毛泽东于9月1日在中央一级积极分子会议上的报告中称，全国性抗战开始，但还是单纯的政府抗战，压制人民的积极性，必须动员一切力量，实现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才能争取胜利，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毛泽东虽认为国民党准备应战，但“目前还存在着严重的危机，即统治者怕群众起来”。

　　抗战初期，国民党军队表现出一定的主动性与积极性，组织了几次大规模会战。但是，国民党政府行政效率低下，贪污腐败成风，严重脱离下层民众。相比较而言，中共的政党组织和群众基础却有明显的优势，动员效率更高。中共中央要求共产党员“应该成为各地救亡运动与救亡组织之发起人，宣传者与组织者，以诚恳坦白谦逊之态度与努力之工作，取得信仰及这类团体中的领导位置”。

　　不过，战时社会动员的任务颇为艰巨，中共也并非能轻易实现。一方面，中国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地区辽阔，交通不便，情况复杂多样。另一方面，普通民众民族危亡意识尚未达到自觉程度，尤其在广大农村地区，文化教育十分落后。据李维汉观察，中共初创的陕甘宁边区，封建、文盲、迷信和不卫生的状态突出。“知识分子缺乏，文盲高达百分之九十九;学校教育，除城镇教育外，在分散的农村，方圆几十里找不到一所学校，穷人弟子入学无门;文化设施很缺，人民十分缺乏文化生活……”。聂荣臻在一份写给毛泽东的报告中称：“这个地区，过去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由于旧的落后势力与帝国主义的双重压迫，比其他地方特别显得落后。人民政治生活的落后，没有斗争经验，文化闭塞，造成了政治相当的守旧与落后。”革命色彩浓厚的陕甘宁边区尚且如此，其他地方的普通大众更是阶级、民族和国家意识浅薄，终日围绕温饱问题而劳碌不止，日出而作，日落而归。如任其发展，民众不能与国家命运紧密结合，党与群众泾渭分明，抗日力量无法凝聚，共产党便难以扎根于群众，更谈不上持久抗战。毛泽东对此深感忧虑，他在《论持久战》中写道：偏远地区听不到炮声的人们，至今还是静悄悄地在那里过活。这种情形必须改变，不然，拼死活的战争就得不到胜利。显然，持续有效动员民众参与抗日，是保证持久抗战的关键。

　　构建持久有效的党政社会动员系统

　　中共如实施社会动员，保证持久抗战，必须构建坚强有力的社会动员机制。1937年毛泽东在《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中指出，“我们主张全国人民总动员的完全的民族革命战争，或者叫作全面抗战。因为只有这种抗战，才是群众战争，才能达到保卫祖国的目的。”

　　1937年，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秦邦宪在延安

　　1937年8月12日，中共中央指示，“共产党员应该以抗日积极分子的面目参加到政府与军队中去，并取得其中的领导位置”“应该到处公开提出党对于保证抗战胜利的具体主张与办法，批评其他党派的不彻底与不坚决，以动员全国人民，环绕在我党主张与口号的周围”。不久，中共召开的洛川会议明确指示，“共产党员及其所领导的民众与武装力量，应该最积极的站在斗争的最前线，应该把自己成为全国抗战核心。”

　　随着局势的发展，中共希望这种全面动员贯彻于全国各阶级与阶层。1938年6月30日毛泽东给《新中华报》题词：共产党员，应与各党各派各界人民一道坚持抗战，为驱逐日寇建设新中国而奋斗，并在斗争中起模范作用，不达目的，决不停止。同时，毛泽东还认为这种全面社会动员，应当包括儿童。他给《边区儿童》题词：儿童们起来，学习做一个自由解放的中国国民，学习从日本帝国主义压迫下争取自由解放的方法，把自己变成新时代的主人翁。

　　为全面动员民众，领导持久抗战，中共适时调整与完善党的组织系统。1938年11月6日，中共召开六届六中全会，重申党独立自主地放手组织人民抗日武装斗争的方针，确定把党的主要工作放在战区和敌后。会议决定撤销长江局，设立中原局和南方局。中共将党的组织系统分为三级，即中央-地方党组织-支部，力图使党的力量渗透到全国各地，明确动员职责。

　　中共中央充分虑及地方的复杂性，赋予地方党组织相应的自主权，有针对性开展社会动员，“必须估计到各种可能的变动，而带有弹性与伸缩性，给地方党以机动的余地”。同时要求“地方党必须严格执行中央的政治路线、决议与决定，不得有任何反对中央的言论与行动”。中央通过选派巡视员、召集会议、检阅工作、下发决议和文件方式，加强与地方党组织的联系，对地方党组织有绝对的领导权与指挥权。地方党组织充分承担社会动员上传下达的功能，遵从和传达上级党部的命令，并对下级党支部予以工作指导。党支部充分考虑到民众的利益诉求，承担具体动员的任务，经常了解群众的情绪与呼声，帮助群众解决困难。

　　陕甘宁边区政府与根据地政权承担着动员的具体重任。毛泽东反复强调陕甘宁边区要成为“抗战的堡垒，民主的模范”，力图将陕甘宁边区建设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民主政权，坚持“三三制”原则的顶层设计，保证了共产党的领导权，又能动员最广泛的各阶级与阶层参与。陕甘宁边区政府包括参议会、政府和法院三部分，参议会是边区的最高权力机关。1943年4月颁布的《陕甘宁边区政纪总则草案》第一条就规定，“各级参议会为各级政权的最高权力机关，各级政府服从各该级参议会之决议。”参议会有选举或罢免边区政府主席、副主席、政府委员及高等法院院长;监察及弹劾边区各级政府、司法机关的公务人员;创制和复决重大事项，创制边区单行法等事项的权利。边区政府由参议会选举产生，参议会的决策交由政府执行。

　　边区的乡政府是政权的重要基层组织。乡村生产的发展，人民生活的改善，动员政策的实施，都由乡政府主导完成。乡政府主要领导人是党支部成员或领导，保证了基层党组织与政府组织的有机统一，形成了以党支部为领导核心、以基层政权为执行主体、组织民众积极参与的乡镇社会动员机制。

　　为深入动员群众，中共还努力建立与领导抗日民众组织，建立了统一的民众组织——抗敌后援会，担当政治动员、武装动员、提高群众的政治警觉性和动员群众参与建设等主要任务。在乡村，建立的抗敌后援会有“边区青年救国联合会”“边区各界妇女联合会”“农民会”等，吸引了90%以上的边区民众参加。中共在边区行政村中还积极召开群众大会，凡涉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事，都要通过召集群众大会充分讨论，实现人民自己当家做主的愿望。毛泽东指出，“只有经过民众的讨论才能取得群众更多的拥护”。

　　开展形式多样的持久抗战社会动员

　　如上所述，中共建立了完善的党政动员体系，开展形式多样的社会动员方式，党组织、基层政权与民众实现了完美的结合，党和各级政府实现了完美的结合，呈现出高度组织化与民主化的特性，显示了中共强有力的社会动员能力，保证了持久抗战的顺利进行。

　　一是加强持久抗战的人力动员。为实现持久抗战，中共最大限度组织民众参与于到抗日之中，鼓励建立群众武装组织，并提供相应的指导，成为各种自卫队，游击队，通过多方援助与指导，提高他们的政治认识与军事技术。1937年，陕甘宁边区政府颁布了一个自卫军的条例，规定所有青年，不论男女，都有分别加入自卫军、少年先锋队，有武装保卫国家、保卫边区的权利和义务。边区政府开展征兵动员、抗日军人归队运动及慰问前线溃退友军、伤残官兵和家属等一系列动员工作。

　　二是加强经济生产动员。由于战争连年征兵，各地青壮年普遍参军，劳动力锐减，根据地遭受了日军围剿，国共关系倒退，1940年和1941年，各抗日根据地遭遇空前物质困难。为此，边区政府制定了民生主义的经济财政政策。在农业方面尽量增加粮食生产，因地制宜发展畜牧业，提倡和推广植棉，军队实行屯田，推行减租减息政策;在工业方面，主要发展小手工业，制造日常生活用品等;在商业方面，实行战时经济政策，反对统制垄断;此外还发展盐业，建立国防工业，发展军需工业，宣传劳动模范的带头作用，举行生产竞赛运动等。通过上述发展经济的动员，既改善了人民生活，也极大提高人民群众生产的积极性，保证了抗日的物质需要。1940年3月，陈嘉庚访问延安，对当时的人民生活状况有所考察，“二年前伊等初来时到处多见穿破衣者，十左右岁女童无裤可穿者颇多。近来穿破衣者极少，女童虽数岁者亦有裤可穿。”

　　三是加强政治动员。中共努力保证人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信仰、居住的自由，保证人民的选举权与被选举权。在政治和法律上保证男女平等，也使妇女最大限度参与到抗战之中。在陕甘宁边区进行的第一次民主选举中，全边区70%的选民都参与了选举，参选妇女占了女性选民的15%左右。以延安裴庄乡为试点的第二次民主选举，裴庄乡分为四个选区，三个选区的妇女参选者达到90%，更是出现了一部分的女参议员。

　　四是加强文化教育动员。中共注重加强对民众的文化教育，让农民识字，传播新的文化道德观念，激发民众的爱国主义情操，培育民族独立与民族解放意识。譬如，通过对民众的抗战形势教育，谈及目前抗战所处的困难，使广大民众坚定抗战必胜的信心。中共还把抗日教育融入根据地的国民教育体系中，编写战时教材，办夜校，组织读报会，设立剧团，成立俱乐部等形式，组织学校师生经常下乡普及知识、宣传抗日爱国。

　　五是加强艺术传播动员。中共重视通过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创作与传播，作为社会动员的方式。戏剧界、音乐界、漫画界和文化界围绕抗战主题积极创作大众化、民族化作品，打造道德感召的人物形象，在实践中亲自传送下乡。中共经常组织文化工作团、战地慰问团、服务团、访问团、演剧队和抗敌宣传团，开展抗敌文艺活动，推进抗战文学创作;编印抗战宣传材料和通俗文艺书刊;开展街头剧、诗朗诵和读报组等大众文艺活动;在报纸上发表社论进行话语批判;通过集会演讲宣传日军的侵略行为。譬如，在人民抗日剧社到陕北各地进行巡回演出时，有机关工作人员表示：“我们才感觉到剧舞有这样的作用，在我们平时想尽办法召集群众谈话，或者向他们谈话，老是不容易召集起来，谁知你们表演新剧他们看了后，走也不愿走，总是还想看……”

　　经过中共持续有效的动员，乡村民众支持中共的群体与日俱增。他们不仅积极参加和响应党的号召，还劝导和教育身边的人配合中共的工作。正如毛泽东所说，“政府的人如不同老百姓结合，事情就办不好”“八路军有两条规矩，一条就是官兵合作，一条就是军民合作，大家亲亲密密团结起来，日本一定打倒的”。中共在社会动员过程中，形成了一种良好的“动员—回应”模式，赢得了乡村民众的大力支持和广泛认同。

　　中共通过社会动员，积极引导民众投入抗日救亡之中，与民众联系不断紧密，使民众的生存需求与持久抗战高度一致，民众的爱国主义得到唤醒，民族意识得到激发，抗日热情不断促长，夯实了持久抗战的群众基石。(作者单位：湖南科技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