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爆发后，国共双方都一致做出了优待战俘的政策。1937年10月25日，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发布了处理俘虏的六条命令，后中共中央军委等发布一系列指示，进一步阐明了中共俘虏政策的基本精神。抗战期间，上述精神得到了充分体现，其中著名的例子是延安日本工农学校。
同样，国民党方面也设立两个日本俘虏收容所。第一日本俘虏收容所在西安，主要收容在华北战场俘虏的日本及其殖民地战俘，后迁往宝鸡，一些八路军俘获的日军战俘也转送至此。第二日本俘虏收容所于1938年建于湖南常德盐关，主要关押南方战场上俘获的日俘。后因日军不断进犯，迁往湖南辰溪排湾。武汉失守后，该所又于1938年12月迁到贵州省镇远县，1944年11月更迁至重庆巴县。国民政府军政部第二日本俘虏收容所别名“和平村”，六年期间，先后关押日军俘虏600多人。
“和平村”原为国民党贵州第二模范监狱，位于镇远舞阳河南岸的西门街，东西宽77米，南北长83米，院墙高8米，占地面积6421平方米，建筑面积2382平方米，正门临街，由前后院组成，整个围墙用黄泥土垒砌。前院两侧坐北朝南的两栋单坡层檐砖木结构平房为哨兵室、米库等。办公楼系一楼一底共7间砖木混合结构建筑，设有办公室、会客室、职员室和反战同盟训练班、研究班、新生班、女俘住宿等。办公楼后面是大礼堂，上层主要是已改造好的反战同盟盟员的卧室。后院设有病房、厨房、医务室、食堂、岗楼、哨所等建筑物。
1941年，在时任国民政府军政部副部长周恩来(部长是陈诚)和军政部第三厅厅长郭沫若等人的推动下，由日本反战作家鹿地亘、池田幸子夫妇组织收容所中觉悟了的日军战俘成立“在华日本人反战革命同盟会镇远和平村训练班”(后改为“在华日本人反战革命同盟会镇远和平村工作队”)，到前线开展反战宣传，瓦解日军士气，为中国抗战的胜利起到了积极的作用。1942年6月，第三厅派中共文化工作委员会特别支部书记康天顺(早年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后改名大川，任《人民中国》总编辑)到镇远日俘所工作，任少校主任管理员。
第二俘虏收容所在镇远期间，康天顺和管理人员坚持善待俘虏的原则，挖水井、修澡堂，建医务室，带领日俘上山挖野菜野果，下河游泳捕鱼，同时让日俘读书看报，开展多种体育活动，丰富他们的文化生活，设法改善他们的伙食，还组织日俘到街市上去感受中国历史中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包容性。当时，国际红十字会派员专程到这里考察，认为和平村优待俘虏，教育管理完善，俘虏的伙食比抗日前线中国士兵开得好，是人性化管理最好的收容所。在华日本人民反战重庆总盟会负责人鹿地亘多次到镇远日俘所访问，他被这里的工作深深感动，撰写《和平村——俘虏收容所访问记》一书，将这里的事实公之于众。
管理人员用真情感化日俘、用事实说服日俘、用真理教育日俘的工作，取得了良好效果，绝大部分日俘思想上发生了根本变化。他们组成的在华日本人反战同盟镇远和平村工作队，工作队员由少到多，最后发展到137名，占和平村日俘总人数近四分之一，他们编辑出版日文反战刊物，宣传和平思想、揭露战争罪行(甚至有3人在前线向日军喊话时不幸牺牲)。
这些战俘和中国人民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战后回到日本的反战同盟会员绝大多数宣传中日友好，成为日本各地坚持日中友好的骨干。当时的和平村工作队队长长谷川敏三一直担任日中友好事务局局长，20世纪80年代，曾三次率原反战同盟队员甚至妻室儿女回到镇远，他们把和平村称为“再生之地”、“第二故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