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侵华战略的调整——武汉会战后，日本被迫改变“速战速决”的方针转为“战略持久期”。但它无时无刻不想尽快“解决中国事变”，随着世界局势的发展，中国问题已不单仅仅是中国局部的问题，而且成为影响制约其南进北进的称霸世界战略和以后太平洋战争局势演变的重要环节，如何“解决中国事变”越来越成为日本政府和大本营战略考虑中使用频率最高、又最无可奈何的词。
围绕解决中国事变为侵略战争服务的中心，在总的“以华治华、以战养战”方针下，日本对华战略的具体实施随着战局的演变经历了几次调整：
(一)南进之前：政略进攻、战略持久，对中国国民政府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进攻为辅。
政治诱降：1938年，日本进行拉拢蒋介石的“桐工作”，遭到可耻的失败，但将一贯主张对 日妥协投降的汪精卫及其集团拉下了水。汪精卫汪时任国民党副总裁、国防最高会议副主席、国民参政会议长，地位仅次于蒋介石。汪的恐日心理由来已久，是九一八事变以来 “不抵抗”政策和一些列卖国投降协定的主要指挥者。汪曾在1935年即遭到爱国人士的刺杀，受了重伤，差点丢了性命。从1938年初开始，汪秘密与日本进行了联系。1938年12月18日，汪精卫及其投降集团终于从重庆出逃，投入日本怀抱。 29日，在越南河内发表致蒋介石等的《和平建议》电报，即臭名昭著的《艳电》，竟然将日本打扮成对中国完全没有任何野心的“友好”国家，要求国民政府抛弃抗日国策对日本和平谈判。汪的可耻行径立即遭到全国人民强烈申讨，企图破坏抗战的阴谋完全破灭。1939年5月31日，汪飞赴东京，与日本政府商谈建立伪政权事宜。1940年3月30日，汪记“国民政府”在南京正式成立。当天，中国真正的国民政府下令通缉汪精卫。8月31日，汪又与日本签订《中日基本关系条约》，规定汪精卫“国民政府”，从政治上必须完全追随日本、经济上完全为日本服务、军事上完全受日本指挥。南京伪国民政府名义上为中央政府，实际“政令不出南京城门”，各地都由日军分而治之。此后，日本、德国、意大利及其他法西斯仆从国相继承认汪政权。汪精卫伪政权完全是一个彻彻底底的傀儡政权，是日本“以华制华、以战养战”的政治诱降的产物。自此，“汪精卫”成为“汉奸”的代名词，遗臭万年。但是，汪精卫集团只是一小撮民族败类，这也从反面印证了中国最广大人民坚定不移的抗日意志，他们用坚强不屈抗战到底和最终的胜利回答了日本侵略者和少数汉奸卖国贼的卑劣企图。
军事进攻为辅：如对正面战场频繁的战役进攻、封锁中国的国际交通线、对重庆等中国战略大后方进行疯狂的轰炸等。重点实行对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的“扫荡”，以“巩固占领区治安”，但由于根据地军民的机动灵活坚强有力的打击，使日军只能将作战原则规定为“在短时间内实施短促的奇袭作战，但以不扩大占领地区并返回原驻地为原则”，而不敢在根据地久留。
(二)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尤其是日本接连遭遇失败后的对华战略战术：实行所谓“对华新政策”，加紧实行“以华制华、以战养战”，重点扶植汪伪政权利用其为日本日益紧张的军事、经济和政略服务。
随着战争的持续发展，日本的政治、经济危机日益严重，日本不得不加紧掠夺中国的人力和物力资源，并且可以从中国战场释放部分日军越来越有限的兵力进行世界大战。通过加紧扶植汪伪政权，既可以利用其为之效力，又可以腾出手来从事战争，还可以蛊惑人心。为此，演出了与日汪签订所谓平等互助的“新协定”，交还租界、废除治外法权等闹剧，汪伪政权竟还可笑地向英美宣战。
更有甚者，日本指挥被其奴役的国家召开所谓“大东亚会议”，宣称“大东亚战争”是为了“使大东亚从英美的桎梏下解放出来”等虚伪十足的口号。实际上，近代史上英美各国曾给中国和东南亚人民制造桎梏不假，可是，日本何曾是为了解放东亚人民呢?完全是为了取代英美等国的统治罢了，其残暴专横更有过之而无不及，更何况，随着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发展，国际关系已经掀开崭新的一页，旧的国家关系已经逐渐被打破，中国已经成为盟国中重要的平等的一员。因此，所谓“大东亚共存共荣”完全是日本为侵略战争服务蛊惑被其占领奴役的国家人民为其效命的欺骗之辞，仅其对中国人民犯下的残酷暴行就足以证明了一切。
从日本侵华战略的各项调整看，日本已完全失去了彻底战胜中国的信心，体现出一定的消极防御态势。当然，日本的各种进攻，给中国的抗战带来了困难和重大牺牲，但中国人民顶住了日本的各项进攻，坚持并发展了抗战，从而也赢得了世界人民和盟国的赞赏、支持和更多的援助。日本的进攻越是疯狂，反而越是促进了盟国的更加团结和密切合作，日本的力量也将被逐渐耗尽，中国持久战战略的目的就日益接近完成。
一、 黄土岭勇歼敌酋
黄土岭战斗，是 1939 年 11 月八路军在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涞源、易县交界山区取得的一次反“扫荡”的辉煌胜利。
1939年10月底，日军调集重兵对晋察冀边区进行冬季“大扫荡”。11月3日，晋察冀军区第一军分区第一团、第三团及第三军分区第二团等部队，在河北省易县雁宿崖地域，将从涞源城出动的日军独立混成第二旅团第一大队500余人全部歼灭。敌酋日军独立混成第二旅团旅团长阿部规秀中将恼羞成怒，于4日凌晨亲率第二、第四大队1500余人，由涞源城出发，再次向雁宿崖、银坊方向急进，声称要与八路军主力“决战”。
晋察冀军区第一军分区第一团团长陈正湘派出小部队，利用山区有利地形，不断袭扰、侧击日军，以掩护主力部队隐蔽休整。5日，当日军进至张家坟、银坊一带时，陈正湘认为，日军继续南进，将会威胁到军区和冀中军区后方的安全，必须拖住日军，将其引到黄土岭、寨头方向。
6日，陈正湘组织部队宽正面、大纵深分散配备，利用地形，加大了向银坊推进日军的侧击力度，抓住日军急于寻找八路军主力决战的心理，诱其东进，阿部规秀果然中计。当晚，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根据敌我兵力对比和优越的地形条件，下达了集中主力部队，歼日军于黄土岭至寨头地域的作战命令。部队在群众的热情支援下，向敌人展开全面的激烈攻击。经过反复冲杀，敌人主力被迫聚集在黄土岭、上庄子附近东西走向峡谷的河滩中, 阿部规秀在北面山谷的独立小院中指挥战斗，并组织兵力占领了孤石山及上庄子南面山脚一线窄窄的山梁。这时, 八路军炮兵连发挥炮兵的威力, 向沟里集中轰击，瞬间,炮弹在敌人指挥所附近爆炸。在独立小院中指挥作战的阿部规秀被八路军迫击炮弹击中，顷刻毙命。
黄土岭战斗，击毙了日本素有“名将之花”称誉的阿部规秀中将。击毙这样的日军高级指挥官，在华北战场还是第一次,在中国人民的抗战史上也是第一次。这一战役，一扫侵华日军之骄横，震惊了日本朝野，沉重打击了侵华日军的嚣张气焰，极大地鼓舞了全国抗战军民的士气。
二、 百团大战
百团大战，是相持阶段八路军在华北地区发动的一次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战役。
正太铁路，从河北石家庄到山西太原，横越太行山脉，全长200多公里，是连接山西、河北的重要交通命脉。1939年冬以来，日军推行“囚笼政策”，企图以铁路为链、碉堡为锁，压缩围困根据地。正太铁路是日军“囚笼政策”的重要支柱。日军在正太路沿线大小城镇、车站和桥梁、隧道附近，筑有坚固据点，各以数十至数百人守备，经常派装甲车巡逻。铁路两侧10至15公里的要点，还筑有一线外围据点。日军妄称正太路沿线是“不可接近”的地区。为此，八路军总部积极酝酿打击正太路的作战，以打破日军的封锁、打通各根据地之间的联系，同时切点山西日军的运输补给线。
正面战场的不利形势极大地推动了战役实施。国民党政府内部自枣宜会战后宜昌失守后，由于国内国际各种不利形势的影响，抗战意志空前低落，出现严重的妥协投降危机。为此，八路军总部决定以积极行动打击日军，在华北战场创立显著战绩，以兴奋抗战军民，争取时局好转。这是迫切的政治任务。
八路军的作战部署是，以晋察冀军区、129师重点进行破坏正太铁路的任务，以120师破坏同蒲路及周边主要公路，牵制敌人。破袭正太路，敌必然由平汉、同蒲路东西两面反扑，为阻敌增援，八路军相机展开广泛的破袭战。1940年8月20日夜，晋察冀军区、第129师、第123师在八路军总部统一指挥下，发动了以破袭正太路为重点的战役，战役发起的第3天，参战部队已达105个团，故称百团大战。到1941年1月24日反“扫荡”结束，历时5个多月。
百团大战经历了两个主动进攻和一个“反扫荡”阶段。
第一阶段从8月20日到9月10日，为时20天，中心任务是破坏日军交通，重点摧毁正太路。前10天，晋察冀军区、129师主要破击正太路。20日夜20时，八路军避开日外围据点直奔正太路主目标，同时向正太路全线突然发起奇袭，日军措手不及，全线被动。
八路军提出“不留一根铁轨、不留一根枕木、不留一个车站、不留一个碉堡、不留一座桥梁”的口号，“让敌人用脚同我们赛跑”，“让敌人用牛驴搬炮弹、飞机大炮”。八路军展开攻坚战，端掉敌一系列据点。每攻克一处，便使用各种可能的办法，如爆破、火烧、搬拆、水淹等，将之彻底破坏。如敌之重要燃料基地井阱煤矿，八路军将在之破坏无余，使其半年内不能恢复生产。日军遭受沉痛打击，竟然向我军施放毒气。这一阶段作战，使日军正太路大部被破坏，交通完全中断。
后10天，回过神来的日军立即组织部队增援，进行反扑。八路军则一边相机继续破击正太路，一边主力机动灵活地从内线转移到敌之外线，撤出正太路打击增援日军。在正太路作战的同时，120师在晋西北以破击同蒲路为中心配合作战，在晋西北广泛破击同蒲路及周边主要公路，一度切断了同蒲路北段及几条重要公路日交通线，牵制了大量日军使其难以增援正太路，有力支援了正太路作战。
第二阶段：从9月22日到10月上旬。目的是扩大战果，基本方针是继续破坏敌人交通，摧毁深入根据地的某些据点。不过，日军受第一阶段打击的教训，加强了据点的守备，提高了警惕，并继续进行毒气战。同时，日军大量调动、集结，八路军总部判断日军将对我根据地反扑扫荡，遂主动停止对日军的进攻，部署反“扫荡”作战。
第三阶段：从10月6日到翌年1月24日。日军在一个多月里的广大地区连续遭到八路军的两次大规模攻势打击，损失惨重，受到巨大震撼，深感八路军力量的可怕和对其威胁的严重。为此，调集重兵，从10月6日起，先后对我华北各抗日根据地进行疯狂报复“扫荡”。我军连续作战未及休整，随即便投入反“扫荡”作战，但由于日军兵力集中疯狂报复，还是给根据地造成了极大损失。日军深入我根据地，施行疯狂的“清剿”和烧杀抢，企图消灭根据地军民的生存条件。八路军则以适时机动的游击战对付扫荡日军，不断寻机歼灭一部日军，震慑敌胆，使日军不敢以小部队分散行动。日军难以寻找到八路军主力。在某些地区，敌想修建据点和公路，企图久占，被八路军坚决消灭。但是，日军的大肆反扑、“扫荡”，也使抗日根据地遭到重大损失，给根据地军民带来了严重困难。
百团大战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百团大战大大提高了共产党、八路军的威望，揭破了八路军“游而不击”的谎言，锻炼、考验了八路军的作战力量。同时，它沉重打击了日本的“囚笼政策”，日军自称 “损失甚大，需要长时期的巨款方能恢复”，对日军震撼极大。此后日军对情报机构进行了空前改革和加强，进一步明确了在华北以中共军队为重点的指导思想。日军华北方面军称此役为“挖心战”，将每年的8月20日定为“挖心战”纪念日。同时还引起日军内部产生“不应变更倾注主力于中国的主旨”的争论，因而推迟了日本南进步伐。
更重要的是，百团大战是在中国正面战场处于严重妥协投降气氛下取得重大胜利的，极大地振奋了全国民心、士气，受到国际上同情中国抗战的国家的高度赞誉，牵制了大量日军，减轻了正面战场压力，推动、鼓舞了正面战场继续抗战的斗志，使日本诱降企图终于遭到可耻的失败。
三、 各种形式的敌后游击战
抗日战争中，根据中共中央制定的敌后战场游击战的基本战略战术，抗日根据地军民发挥无比智慧，在广袤大地上，充分利用丰富的山川、平原、河流等各种地理条件，创造性地开展了各种形势的游击战，如地雷战、麻雀战、地道战、围困战、破袭战等等，陷敌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成为人类战争史上的奇观。
地雷战，是以地雷为主要武器进行的作战，用地雷毁伤敌人有生力量及其技术装备，封锁和限制敌人的行动，削弱敌人的战斗力。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军民，运用地雷战巧妙地同敌人进行斗争，有力地配合了主力部队作战。地雷战通常与伏击战、麻雀战、地道战、围困战等战法相结合，要求熟练地使用地雷装置，掌握敌人行踪，巧妙地利用地形地物。无论山区和平原，都普遍运用地雷战。群众自己动手，就地取材，利用废铁、废瓶、和石头、瓦罐，制成各式各样的铁雷、磁雷、石雷、瓦雷，埋在村口、路口、门庭院落，使日、伪军进村入户就有触雷丧命的危险。敌后军民还一直把地雷埋到日军的碉堡下，常常把出发的日、伪军炸得血肉横飞，使他们心惊胆战，防不胜防。
麻雀战，是以小分队分散行动狙击敌人。目的是消耗和疲惫敌人。特点是三五成群，忽聚忽散;出没无常，时隐时现;灵活巧妙，隐蔽突然。麻雀战主要在山区实行。山区地势复杂，道路崎岖，人民自卫队(民兵)熟悉当地情况。在日、伪军进入根据地后，他们像麻雀一样漫天飞翔，时聚时散，到处打击敌人，而日、伪军则人地生疏，只能在大道上盘旋挨打，对他们无可奈何。
地道战，是依托地道进行的作战，是开展平原游击战争和坚守城市的有效战法。地道战利于保存兵力，出其不意地打击敌人，坚持长期对敌斗争。1940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游击战进入严重困难阶段，华北抗日军民，为了对付侵略军的连续“扫荡”，挖掘地道坚持斗争。先是在村内挖掘地洞藏人藏物，随着斗争环境日益恶劣，便根据战斗的需要，把临近的地洞相互挖透，并与地面上的暗堡和高房上的战斗工事连成一体。为便于与敌周旋，地道设有多处出口，地道口以装有活门的炉灶、牲畜食槽等物体进行伪装，地道内有战斗、生活和排水、防毒等设施。在日军进犯村庄时，民兵、游击队以地道为依托，村自为战，人自为战，在村内外、房上下、地上下，采用打了钻、钻了打等手段，神出鬼没地打击敌人。敌人占领村庄时，利用与地道相连接的暗堡、高房院落，时隐时现、藏打结合，或利用地道向村外转移兵力，内外配合，夹击敌人。地道口被敌人发现时，设法堵塞或以火力、地雷严密控制。当敌人进入地道时，即以陷阱、火力等将其消灭。随着斗争形势的需要，又将村内的地道逐步向村外延伸，有的地区便形成了纵横交错、村村相连的地道网。民兵、游击队依托地道网，以多种形式主动打击敌人。到抗日战争后期，仅冀中地区的抗日军民，就先后摧毁敌人大小据点、碉堡1300多个。
破袭战，是对敌人的交通补给线、后方补给系统、指挥通信系统和重要技术兵器等目标，进行有计划的袭击和破坏。目的是使敌人交通瘫痪，补给中断，指挥失灵，力量减弱。破袭战打得敌人晕头转向，防不胜防，不独不抽出大量部队防守其战略指挥、物质、交通要地，打击并牵制了大量日军。
围困战，是对突进之敌进行孤立、围困的作战。通过断敌补给、联络，限制其行动，逼迫其投降或撤出。围困战使日军大部只能相对集中、联络，不能以小部队自由行动。
根据地军民还广泛组织敌后武工队，在日占区活动，经常出其不意地打击敌人，收集情报，配合主力部队作战行动。在河流纵横、湖泊交错的地区，根据地军民发起水上游击战，神出鬼没地打击敌人。
四、 敌后军民的反“扫荡”斗争
抗战以来，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迅速扩大，敌后军民开辟了广大的抗日根据地，人民军队和解放区政权已成为巨大的抗日力量，对日军占领区构成重大打击，严重破坏了日本的统治，极大地牵制了日军兵力的转移使用。为此，日军将抗日根据地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将进攻重点转移到抗日根据地来。从1941年起，日军集中在关内半数以上的兵力，对我抗日根据地进行疯狂的大“扫荡”：由华北伪政权配合，在华北推行“治安强化运动”;由汪伪政权配合，在华中推行“清乡运动”。为此，我抗日根据地广泛开展了反“扫荡”、反“清乡”的伟大斗争。
(一)华北抗日根据地反“扫荡”、反“治安强化”。
1941年初，紧随百团大战之后，日军对我华北根据地进行了疯狂的报复，实施野蛮的“扫荡”。敌华北方面军30万人和伪军10万余人，从春季到冬季对华北各抗日根据地的平原和山区进行“扫荡”，实行野蛮的“三光政策”，甚至施放毒气和进行细菌战，制造无人区，妄图消灭抗日根据地。鲁西、冀鲁豫、冀东、冀中等平原根据地军民，苦战经年，分别粉碎了日军千人以上的“扫荡”69次，其中万人至7万人的“扫荡”9次，歼灭了大量敌人，粉碎了敌人的第一、二、三次“治安强化运动”。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由于深陷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战争的洪流无法自拔，为了巩固占领区以支持大规模战争，将敌后抗日根据地作为主要作战目标。 为此，加强了对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这时，敌华北方面军已增加到25万人，伪军也达到30万人。从1942年2月起到年底，日军持续向华北各抗日根据地进攻。太行、太岳、晋西北、晋东、北岳、冀南、冀中、冀鲁豫和山东等地的军民，连续作战，发挥各抗日根据地党政军民的整体力量，开展反“蚕食”斗争，“把敌人挤出去”。全年共粉碎日军千人以上的扫荡77次，其中万人至5万人的大“扫荡”15次，粉碎了敌人的第四、五次“治安强化运动”。解放区人民基本上制止了日军的“扫荡”、“蚕食”，扭转了不利的局面。
1943年，华北各抗日根据地军民继续进行反“扫荡”和反“蚕食”战斗，同日军作战24800余次，歼灭日伪军18.1万余人，攻克据点740多处。期间，冀鲁豫军区和太行军区，于7月底和8月，先后发动卫(河)南、林(县)南战役，歼灭伪军1.2万人，开辟了卫南、豫北根据地。经过一年的战斗，使山区根据地得到发展，平原根据地也得到恢复。八路军由被动转变为主动，战争形势发生了有利于共产党的显著变化。
(二)华中抗日根据地反“扫荡”、反“清乡”。
1941年，华中日军11万人和伪军15万人，对华中抗日根据地不断进行“扫荡”和“清乡”。同时，国民党的一部也向淮南、淮北、鄂豫边区等根据地进攻。华中根据地军民在敌顽夹击下，艰苦战斗，粉碎了日伪军的“扫荡”和“清乡”，并阻拦东犯的国民党军于津浦路西，巩固了津浦路东的抗日根据地，发展了浙东、皖中和鄂豫边区根据地。
1942年，华中日军共有29万人，伪军也增至16万人，从2月到12月日伪军集中大批兵力，继续向抗日根据地进行“清乡”、“扫荡”，重点指向苏中、苏南地区，这两个地区的军民经过半年的战斗，取得了反“清乡”斗争的胜利。在淮海、淮北和淮南地区，粉碎了日军的冬季“扫荡”。在浙东区和鄂豫皖区，粉碎了日伪军的“扫荡”和“清乡”，坚持和发展了敌后抗日游击队。
1943年，华中根据地军民全年共进行了4500余次反“扫荡”、反“清乡”、反“蚕食”战斗，歼灭日伪军3.6万余人，扭转了困难局面，巩固了革命根据地，为转入攻势作战创造了条件。
从1941年到1943年，日军的残酷“扫荡”，加上国民党军的包围封锁和严重的自然灾害，使敌后抗日根据地出现了严重的困难。但是，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经过抗日根据地军民的顽强战斗，使日军的企图遭到可耻的失败。从1943年秋开始，敌后抗日根据地得到恢复和发展，敌后军民愈战愈强，扭转了战争形势，逐渐转入反攻阶段。
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民的抗日斗争，创造了人类战争史上的奇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在与日寇进行残酷斗争中，通过严峻考验，成长、成熟并壮大起来，成为抗击日伪军的主要力量，成为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
五、 南昌会战
南昌会战是武汉会战后，中国军队抵御日本有限攻势的首次会战。
武汉会战后，日本对驻中国日军的任务进行了划分，分区而治。驻武汉地区的第11集团军实际上成为唯一的一支对中国进行野战攻击的部队，与中国湖南及其周围江西、广西地区扼守西南大后方的的中国政府主力部队形成对峙，并不断寻机攻击，企图以军事打击配合日本政府政治诱降的政略迫使重庆国民政府投降。此后，在这一地区进行了数次大规模会战。日军采取以攻为守、先发制人、各个击破的方针。南昌会战，首当其冲。
武汉会战后，中国在长江南北分别以第9、第5战区重兵武汉形成包围态势。南昌地区的战略地位更显突出，既掩护联系第3、第9战区的战略运输线即浙赣铁路，又是中国方面集结重兵的战略基地，对日军构成重大威胁。南昌还有飞机场，中国飞机经常前往轰炸日军长江中的军舰。为此，日军积极准备进攻南昌。
1939年2月时，中国已判断出日本对南昌的进攻企图，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三次指令第9战区向日军另一线南浔方向发动进攻以转移敌人的进攻方向，破坏日军的进攻部署，但是该战区一直以准备不周为由拖延进攻。3月17日，日军抢先展开进攻。中国军队与日本侵略军在南昌地区展开激战。然而，从3月17日到27日，中国守军10内便丢失了南昌，守军受到重大损失。这既因为日本占有武器装备的优势，也是因为中方的一系列失误造成的。此后，日军向西追击，于4月2日陷重镇高安。中国军队退守。此后日军由于兵力不足，停止追击，并从南昌地区撤走部分兵力，战场相对稳定下来。
然而日军新胜之余，没有料到中国正在紧张酝酿旨在收复南昌的反攻，第3、第9战区协力展开春季攻势(也称4月攻势)。4月21日，反攻正式展开，中国军队主力向南昌发动奇袭，一时打乱了敌军阵脚，连克南昌外围阵地。25、26日相继推进到南昌城下。然而由于另一路中国军队未能完成切断日军增援的任务，日军海军陆战队赶赴支援。中国军队对日军展开将近一周的激烈进攻，但未能取得进展，5月1日，蒋介石限期必须攻下南昌。为此，2日，中国军队发起第二轮猛烈的攻势，进一步向南昌逼近。但此时已失去奇袭性质，只能进行攻坚战，在敌之坚守下，中国军队伤亡惨重，为此，5月9日，下令停止进攻。而日军也未能进一步反攻。南昌会战结束。
南昌会战是正面战场进入相持阶段后中日军队的首次大战，也是武汉会战的自然延伸和以下一些列会战的前奏。南昌失陷使得第3战区与大后方的联络陷于困境，军事补结只能依赖浙赣两省的公路线了，使东南各省未沦陷地区的处境更加困难。
南昌会战给以后的作战也带来了深刻的经验教训。中国官兵不怕牺牲、殊死作战的精神，体现了抗日的高昂意志。反攻南昌虽未成功，但主动反攻的行动表露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在战略指挥上有了某种进取意识。同时，也暴露出国民党军队抗战的战略战术的弊端：一味打正规战、简单阵线防御缺少纵深的的阵地战，轻视运动战和游击战，这和优势装备的敌人抗衡当然要吃亏。就此，中国共产党多次向国民党提出过意见和建议。国名党也采纳了一部分，给以后的会战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六、 随枣战役
武汉地区的日军为了消除长江北面湖北北部、河南南部方向中国军队对武汉的威胁，向随县、枣阳地区发动进攻，企图消灭中国第5战区的主力，中国军队与之展开为期20余天的会战，粉碎了日军的企图。
武汉会战后，武汉长江上游沙市以西一段长江江防、鄂北、豫南、皖东大别山区划规第5战区。第5战区地处国民政府中枢门户的川东要冲。
这一地区拥有相当优越的地形条件作凭借。大别山雄峙于东，桐柏山横卧在北，西依荆山，南濒长江，大洪山虎踞其中，汉水(襄河)之险贯通南北。第5战区内另有两条重要交通线，一为汉宜路(湖北汉口—湖北宜昌)，一为襄花路(湖北襄阳—河南花园)，该战区进可袭扰平汉线威胁武汉地区，退可屏障川陕大后方，自古为并兵家必争之地。第5战区虽然所属部队系统庞杂，战斗力参差不齐，重武器相当缺乏，但是依托有利地形积极袭扰日军。1939年4月上旬，中国军队从东西两侧频频袭扰平汉线南端，尤其令武汉日军不安的是，中国为加强第5战区实力，进一步将6个师兵力移往枣阳，准备加强对日军的袭击。
为此，日本驻武汉地区之11军狂妄地制定了深入第5战区作战的计划，企图打击中国军队主力，使其丧失战斗力，解除西北方面对武汉的威胁。从4月开始，日军调兵遣将，配备大量火炮、战车和飞机，日军使用3个半师团兵力，发动奔袭战，分进合击，企图运用两翼包围和中央突破的战略，将中国军队主力消灭在桐柏山与大洪山之间的随县、枣阳一带。5月1日，日军发起全面进攻。
中国判断出了日本的企图，第5战区李宗仁将军决定立即停止向日军的攻势，转入对敌之攻势防御，并根据敌人进攻态势做好所周密的战役组编，具体部署各部队的防御任务和作战方案。
随枣会战前后不及3周。日军使用主力突破汉水东岸中国守军阵地，突进至预定目标完成一翼包围，但其他两路日军则在随县及其北侧地区遭受有力抗击，未有进展。第5战区鉴于战场形势，决定转移战术，由主力逸出敌之包围圈，转移至外线作战，利用有利的地形条件打击敌人，命令转守为攻。日军由于合围计划失败且面临中国军队的反击，不敢久留，遂行撤退。中国军队尾追不舍。至24日，中国军队先后收复枣阳、桐柏等地，日军除占领随县县城外均退回至原地区，大体恢复战前态势，会战结束。
这次会战，中国军队虽然也受到了较大损失，但彻底击败了日军围歼中国军队的企图，并使之付出惨重代价。毙伤日军1.3万余人，日军遗尸5000余具。第5战区进退主动，适时转移外线，立于有利地位，日军撤退时，追击、阻击得力，取得较大战果。
七、 长沙会战(三次)
湖南是中国著名的谷仓，抗战时期，为国民政府粮食、兵员及工业资源的重要供给基地。第9战区司令长官部设于省会长沙，中日军队在湘北新墙河一线隔河对峙。长沙是华中战略重镇，当粤汉铁路之要冲。武汉、南昌会战后，长沙的战略地位已经上升到特别突出的位置，成为屏障中国的战略大后方大西南的门户上战略要点。中国特别重视长沙地区的防御，由第9战区(后分设第6、第9两个战区)集重兵与日军在战线上对峙，为此，从1939年到1942年间，日军先后三次大规模进攻长沙，中国军队与之展开殊死搏斗，是为三次长沙会战。
第一次长沙会战
1939年9月14日，第一次长沙会战(又称湘北会战，日方称湘赣会战)爆发。这也是欧洲大战爆发后日军对中国正面战场的第一次大攻势。
从8月开始，日军第11集团军便调兵遣将，集中了步兵10万，陆军航空兵团约100架飞机及海军一部的强大兵力，企图集中打击第9战区主力，并在政略上实施日本政府以打诱降的计划，企图挫败国民党军的抗日意志导致国民政府屈服，从军事上配合推出汪伪政权。
中国鉴于长沙的极端重要性，早就判断出日军必将进攻，为此确定了守卫湘北赣北的基本方针，向第9战区不断下达作战指示。9月上旬，第9战区判断日军进攻长沙即将开始，加紧部署，严整战备。
但长沙地区的地势却不利防御作战，北部平坦无险可守。为此，总结了抗战以来会战失败的经验教训，改变以前层层设防，逐次防线地与日军进行阵地防御战的呆板挨打战术，转为只以部分部队坚守正面既设阵地，逐次予敌消耗，主动转移至敌之侧翼，继之以伏击、侧击、尾击等各种手段逐次消耗敌兵力，待敌进入预定决战区域，集中使用绝对优势兵力，将敌一举围歼。这成为此后几次长沙会战一成不变的战略指导思想。同时，认真吸取南昌会战教训，特别注意破坏一切可资日军利用的道路，包括铁路、公路甚至乡间小路，使日军机械化部队和重炮兵行动困难。
9月14日，会战开始。日军采取其传统的“分进合击，正面突破、两翼包抄”的战术，分别从赣西、鄂南、湘北三个方向会攻长沙，湘北为主力。在会战中，鉴于长沙的极端重要性，进行了战役动员，中国官兵表现出了空前高涨的抗日意志，与日军进行了异常激烈的战斗。在中国军队的顽强打击下，10月1日，日军放弃攻势被迫退却。10月15日后，逐步恢复原阵地。
此役，日军集中10万兵力，劳师南征，未能达到歼灭第9战区主力的作战目的，相反，各路均遭到有力的阻击、侧击，部分日军陷于包围，损失惨重。日军承认“此次会战与南昌、襄东(即随枣会战)两次会战，颇有决战之势。在部分战场上，部分战况之激烈超过了诺门坎。”日军在会战前期，攻势行动艰苦，在会战后期，于中方反击下匆匆撤退，士气大受影响。此次会战，日军伤亡达2万余人。
期间，1939年9月23日，日本陆军中央为了统一侵华日军的指挥和对华政略战略，在南京设立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下辖华北方面军、第11(驻武汉地区)、13(驻京沪地区)、21(广州)集团军，解散原华中派遣军。
第二次长沙会战
第一次长沙会战后，第9战区仍与日军隔新墙河对峙于湘北地区。1941年后，日军酝酿发动第二次进攻。但因苏德战争爆发，日军积极准备对英美开战，无力投入更多机动兵力，被迫缩小规模，仅将目的定为予9战区中国军队一次重大打击。
第9战区总结第一次会战经验制定了反击作战计划。9月，日军发动进攻，强渡新墙河。由于9战区出现指挥失误，下达作战命令的无线电报竟被日军窃收并破译，使中国军队陷入极大被动，虽多处与敌激战，但遭遇失败。月底，日军攻入长沙。但是，由于日军大本营正在积极准备发动太平洋战争，“要求作战尽快结束”，同时日军经连日作战，粮弹损耗很大，战线过长，后勤保障困难，决定10月1日开始撤退。中国军队随即展开追击作战。10月5日，日军退回新墙河北岸，中国军队恢复原阵地。
这次作战，中国军队由于指挥失误导致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但是，从战略上说，是中国军队的胜利，日军并没有击溃9战区主力，自身却付出了2万余人伤亡代价，阵地完全恢复到战前状态，日军没有达到任何大的战略价值。而且，中国第6战区乘他处日军空虚，对宜昌之敌发动猛攻，日军死伤惨重，面临彻底覆灭危险，宜昌日本守军师长已写下遗书准备自杀，因另一部日军驰援才得以躲过灭顶之灾。宜昌作战也是1941年正面战场唯一一次主动发动的进攻战役，歼灭日军7000人。而这，正是第二次长沙会战造成的机会。
第三次长沙会战
1941年12月8日日本发起太平洋战争后，日军中国派遣军驻广州军进攻香港，日军驻武汉之集团军决定再次发动对长江以南中国军队的进攻，从而牵制中国军队转用广东方向，阻止中国军队援助英军保卫香港。为此，武汉日军再次进攻长沙。1941年12月23日，日军强渡新墙河，会战开始。
这次会战，中国军队一改被动局面，取得战役胜利。中国在前两次长沙会战的基础上进一步总结经验，展开防御作战。第9战区一线兵团依托各阵地逐次抵抗，给日军相当的损耗和迟滞。待敌深入长沙预定决战地区，中国长沙守军顽强坚守核心阵地，连续挫败日军进攻。同时，第二线反击兵团周密协同，对日军进行合围。日军屡攻长沙不下，周围中国军队又不断压缩包围圈。日军弹药将尽而补给线已被切断，只能空投补给。日军见势不妙立即展开退却。我军合围部队立即转为向敌阻击、截击、尾击作战，穷追不舍，在多处予敌重大打击，扩大战果，敌狼狈逃串，至1942年1月15日，日军退过新墙河，恢复战前态势。中国军队掌握了战役主动权，获得长沙数次会战以来首次全面胜利。
第三次长沙会战大捷，重创日军，共毙伤日军5万余人，俘虏139人，日军自承“动摇了一部官兵的必胜信念”。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初美英等国军队于太平洋接连失利形势下，引起较为强烈的国际反响。英、美等国政府和舆论给予积极赞扬和评价。
八、 桂南会战
桂南会战是广州失陷后，中国守军抵抗日军为打击中国国际交通线并威胁西南大后方而在广西南宁等地区展开的作战。
广州失守后，中国由香港到大陆的主要国际交通线被切断。1939年1月到8月，日军先后侵占了中国东南沿海的海南岛、汕头、深圳等地，中国只剩下西南几条国际交通线，桂南的战略地位凸显重要。广西省会南宁位于桂越公路上中国境内的终点，并扼守西部云南境内滇越铁路和滇缅公路(越南当时为法属殖民地;缅甸为英属殖民地)，处于防御前沿。但中国方面对日军的进攻企图判断失误，造成了战局的被动。
11月15日，日军出动3万余人在海空联合下，突然在桂南沿海地区中国守军防御空虚的地区登陆，分路北上，桂南守军兵力空虚，未能组织起有效抵抗。在紧急形势下，中国立即派部支援，但为时已晚，24日，南宁被迫弃守。南宁以北山岳地带中仅有的通往内地的两条要隘高峰隘和昆仑关，也相继失守。
鉴于桂南失守的严重后果，重庆政府决心收复南宁。12月中旬，集中了12万人的部队抵达高峰隘和昆仑光以北战场，以昆仑关为主攻方向，集中主力和新式装备，实施了步、炮、坦、空的联合作战，经反复激战，摧毁日军坚固工事，取得了抗战以来首次以最新装备进行攻坚战的胜利。昆仑关大捷是中国南方战场的一次重大战斗胜利，体现了中国正面战场军队经过整编，依然具有而且在增强抗战力量。
昆仑关大捷后，中国军队继续向桂南增调部队准备反攻南宁。同时日军亦派出大批增援部队，总数达到7万余人。经激战，中国军队失利，2月初，日军重占昆仑关。2月9日，日军大本营编组华南方面军。
桂南会战的失利，给中国正面战场造成了新的困难。此后几月，日军受欧战法国失败的刺激乘机攻占桂越公路的另一要点龙州，并派兵进入越南北部，彻底切断了中国桂越、滇越国际交通线。但中国第4战区也取得了局部胜利，不仅打退了日军乘势进攻滇南直接威胁西南大后方的企图，而且及时抓住桂南日军兵力减少的时机，于10月底克服龙州、南宁，并于11月底，将日军全部逐出桂南。
九、 枣宜会战
1940年5月至6月，中国第5战区部队在湖北省枣阳、宜昌地区抗击武汉日军的进攻，是为枣宜会战。
宜昌是武汉和重庆间最大和最重要的内河港口，为进入四川的咽喉，其西即为地势异常险要的三峡，因而宜昌实为战时陪都重庆的门户，并且是沟通大江南北各战区的后勤补给枢纽，在宜昌东北方向隔汉水相望的是重镇枣阳。1939年底，中国军队主动发动广泛作战的冬季攻势，给日军以相当大的打击，日军遂决定实施报复作战，于4月中旬调集重兵，企图将第5战区主力围歼于枣(阳)宜(昌)地区。
为阻止日军进犯，第5战区确定分为左、中、右3个集团军，采取分路挺进敌后袭击日军，主力向两翼外线转移，相机与日军决战的方针，并调集6个集团军，计21个军56个师兵力参加作战。会战前后分为以枣阳为中心的作战和以宜昌为中心的作战两个阶段，由于中国军队的奋勇抵抗，日军遭受沉重打击，战役几起几落。
第一阶段，从5月1日至下旬，以枣阳为中心的作战。中国军队激烈作战，甚至达成了包围日军的预定战略计划，为了阻敌逃窜完成围歼日军队任务，中国第33集团军总司令亲率一部深赴敌后，误入日军包围，日军对张部展开疯狂的攻击，企图打开缺口，张自忠将军率部血战到底，不幸牺牲。张自忠将军屡立战功，一心抗战，为抗日战争中集团军总司令牺牲者之第一人，他的牺牲，是中国抗战的重大损失。日军随后展开反扑，再陷枣阳及其以北一带。中国军队退守。
第二阶段，从5月下旬至6月24日以宜昌为中心的作战。日军占领枣阳后，损失惨重，已无意再战，但担心完不成既定作战计划会失去“皇军的面子”，决心继续实施第二阶段宜昌作战。经反复争夺，在再次付出惨重代价后，日军才于6月12日攻占宜昌，但中国军队收复了中间地带，使日军成为孤军深入的状态。日军认为已经保全了“面子”，决定撤退，16日，日军将宜昌的军事设施破坏一空后撤退，中国军队随之跟进宜昌。不料日军日军大本营因德国打败了法国而激起疯狂的热情，命令日军据守宜昌，业已退却的日军突然回兵，于24日再陷宜昌。此后，日军无力继续进攻，战事渐止，中国军队与之展开新的对峙。
枣宜会战历时近两个月，中国军队英勇抗战，沉重打击了日军，战役虽然最终失败了，但以张自忠将军为代表的中国爱国军人伟大的抗战精神给日军以强烈震撼。
战役的失败也给正面战场造成了极为不利的影响。中国丢失了鄂北鄂西江汉平原富裕的产粮区，日军在宜昌修建飞机场对重庆等大后方地区狂轰滥炸，加上欧战的不利形势，种种因素的综合，极大影响了重庆国民政府的抗战意志，产生了前所未有的悲观消沉局面，而这正是日本迫降政略中最希望看到的。宜昌会战后是中国抗战最危险的时期。但同时，在这种形势下，激烈全国抗战士气、推动抗战继续前进的重任进一步落到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敌后战场上。
十、中条山战役
在华北山西方面，1941年5月7日至月底，日军华北方面军集中了10万余人的部队，包括从华中中国派遣军和关东军中抽调部队和飞行团，进攻晋南中条山地区中国第1战区的近18万部队，结果日军以1比20 的极小伤亡代价打败了中条山地区的国民党军，蒋介石称此役为“抗战史上最大之耻辱”。这完全是驻扎在此的国民党军队制造反共摩擦、消极抗日自己造成的恶果。
中条山横亘黄河北岸，东连太行山，西接吕梁山，北可以作为进击华北的基地，南可以屏蔽河南洛阳等重镇，西可以威胁敌之西进，是晋南豫北的战略要地。太原会战后，国民党军队分散在晋南山地进行游击作战，建立了以中条山为依托的游击根据地，八路军所属第2战区与之相邻。自太原会战后以来，日军一方面重点对八路军抗日根据地大举“扫荡”，一方面也多次攻击中条山国民党军队，但始终没有大的进展。进入1941年后，日军鉴于百团大战后八路军消耗很大尚未恢复，遂决定先打击中条山的国民党军。然而，中条山国民党庞大部队竟然不堪一击。从5月7日日军发起攻击开始，中国军队“一经中间(被日军)突破，各部皆陷于包围零乱之中竟至不可收拾”。日军以1比20的微小代价、在极短时间内给国民党军队以沉痛打击。
这完全是国民党政府自酿苦果。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制定了“防共、反共、限共、溶共”的错误政策，在八路军抗日活动活跃的山西地区频繁制造与八路军的摩擦。同时，对抗日活动十分消极，疏于防御，在平时针对日军的作战工事、战略物资储备、临战作战计划上都存在严重的不足，在作战精神准备和意志上也十分缺乏。连日军都认为：“作为蒋系中央军扰乱治安基地的中条山脉据点，……实际上有名无实。拿它与共党系统相比，它的活动是极其差劲的。”正因如此，中条山国民党军队甚至在日军将要进攻之前召开的作战研讨会上，还在讨论怎么反共，因而造成了一边倒的败局。
相反，在这次战役中，中共领导的八路军却不计前嫌，一切为了团结抗日大局计，应国民党军之请，担任配合作战及后期掩护撤退的任务。毛泽东数次向八路军总部指示：“我们的基本方针是团结对敌，是配合作战。”要“在敌后猛击敌人，与正面友军配合作战，决不计较国民党的反共仇恨”。
中条山战役给中国抗战以重大启示，即只有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才能坚持持久战，战胜日寇。中国共产党不仅倡导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且以实际行动坚决维护之。
十一、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及中国战区的建立
中国的持久抗战，使日本深陷中国战场无法脱身，大部分陆军和部分海军被牢牢钉在中国战场，极大地牵制了日本预定的继续扩张政策，只是由于世界法西斯轴心国在欧洲的迅速扩张，极大地刺激着日本，日本法西斯不甘放弃称霸世界的野心，孤注一掷，冒险发动了太平洋战争。
1941年12月7日，日本经过精心准备，联合舰队突袭美国海军基地珍珠港，同时日本南方军向东南亚发动突袭。12月8日，美、英对日宣战，中国、澳大利亚、加拿大、荷兰等十几个国家相继对日本以及德意宣战。12月11日，美国、得意也相互宣战，同一天，德意日三国在柏林签订了《联合作战协定》，邪恶轴心从政治同盟正式结成军事同盟。
击败日寇及德意法西斯的共同战略目标，促进了反法西斯国家的团结。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一贯主张同英美及世界上一切反对德意日法西斯统治的国家和民族结成广泛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共同反对德意日的侵略，并通过报纸、宣言、外国记者的采访将自己的主张告诉给全世界。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中国国民党将结成世界反法西斯联盟作为自己的一贯国策。
太平洋战争爆发，推动了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迅速达成。1942年1月1日，由中、美、英、苏四国领衔、共26国在华盛顿签署《联合国家宣言》，规定：加盟诸国应尽其兵力与资源，以打击共同之敌人，且不得与任何敌人单独媾和。联合国家的成立，表明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最后正式形成，中国抗战与世界人民共同反法西斯战争成为紧密的一体，中国的抗战地位和国际地位得到世界的正式承认。
1月，由美国总统罗斯福提议、中国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同意，成立中国战区，由蒋介石出任战区最高统帅。蒋介石还提议美英速派代表来华担任中国战区参谋长。1月22日，罗斯福任命在华供职多年的史迪威为中国战区参谋长。
中国之所以受到盟国的如此重视，正如美国总统罗斯福在2月7日的电文中所说：“中国军队对贵国遭受野蛮侵略所进行的英勇抵抗已经赢得美国和一切热爱自由民族的最高赞誉。中国人民，武装起来的和没有武装的都一样，在十分不利的情况下，对于在装备上占极大优势的敌人进行了差不多五年坚决抗击所表现出的顽强，乃是对其他联合国家军队和全体人民的鼓舞。”中国的战略地位和中国人民表现出来的伟大抗战力量，使中国与美英苏等国家一起，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主要国家，通过中国战区的建立，进一步赋予了中国战场抗击日本法西斯的主要支柱地位。
十二、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
中国远征军是抗日战争中中国为支援英军在缅甸(时为英属地)抗击日本法西斯、并为了保卫中国西南大后方而建立的出国作战部队。是中国与盟国直接进行军事合作的典型代表，也是甲午战争以来中国军队首次出国作战并立下赫赫战功。
缅甸是东南亚半岛上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国家。西屏英属印度，北部和东北部与中国西藏和云南接壤。滇缅公路是中国重要的国际交通线，日军据此还可以威胁中国西南大后方。缅甸对于盟国中的中英双方来说都有重要战略意义。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在短时间内席卷东南亚，随即矛头直指缅甸。
为了保卫缅甸，中英早在1941年初就酝酿成立军事同盟。中国积极准备并提出中国军队及早进入缅甸布防。太平洋战争爆发后，1941年12月23日，中英双方在重庆签署了《中英共同防御滇缅路协定》，中英军事同盟形成。
但是，由于英军轻视中国军队的力量，过于高估自己，又不愿外国军队深入自己的殖民地，一再拖延阻挠中国远征军入缅，预定入缅的中国远征军只好停留在中缅边境。然而，1942年1月初日本展开进攻后，英缅军一路溃败，这才急忙请中国军队入缅参战。中国成立远征军第1路司令长官司令部，开赴缅甸战场。但是，由于已经失去作战先机，造成缅甸保卫战的失利。这主要由于英国极端坚持先欧后亚的既定战略，战局一旦不利，便对保卫缅甸完全失去兴趣，而是一再撤退，使中国远征军保卫缅甸的作战变成了掩护英军撤退的作战。
但是，中国远征军却仍然作出了让英美盟国盟军钦佩的战绩，并达到了一定的战略目的。从1942年3月中国远征军开始与日军作战，至8月初中英联军撤离缅甸，历时半年，转战1500余公里，浴血奋战，屡锉敌锋，使日军遭到太平洋战争以来少有的沉重打击，多次给英缅军有力的支援，取得了东吁保卫战、斯瓦阻击战、仁安羌解围战、东枝收复战等胜利。
在仁安羌援英作战中，中国远征军新编第38师师长孙立人仅以一师之力与数倍于己之敌连续英勇作战，以少胜多，解救出被围困数日濒临绝境的英缅军第1师，轰动英伦三岛。新编第28师师长戴安澜吕建奇功，掩护了英军的平安撤退，后在作战中不幸受伤身亡。战役结束后，英美政府高度颂扬并给孙立人与戴安澜将军追赠了功勋章。
缅甸失守给以后作战带来极为消极的影响，使中国彻底失去了滇缅公路这一唯一的陆上交通线，以后不得不开辟从印度飞越驼峰(在喜马拉雅山)的空中航线。日本也可以直接威胁印度。但是，也取得了重大的战略意义，掩护了英军撤退，赢得了时间保存了力量以保卫印度。也消耗、阻滞了日军进攻中国西南大后方的企图，配合国内部队阻敌于云南境内怒江天险，以后形成长期对峙，粉碎了日军从缅北进攻中国西南大后方的企图。这次远征作战，也是中国自甲午战争以来首次出国作战，他们弘扬了中国人民的国际主义和民族牺牲精神，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
缅甸作战失利后，中国远征军一部退入英属印度。在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的指导下，在兰伽训练营受训并进行整编，并于1943年8月改编为中国驻印军，利用美援物资配备全副美式装备，战斗力大为提高。
同时，中国鉴于缅甸的重要性，积极酝酿反攻缅甸，在滇西重新组编并整训第二批远征军，于1943年2月设立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部，严阵以待，随时准备与英美军队协同反攻缅甸。
十三、常德会战
常德会战是1943年太平洋战场形势发生重大变化后，日军迫切要求打开中国局面而发动的进攻作战，体现了新阶段日本对中国战局的焦灼而又无奈。中国军队顽强战斗，打退了日军进攻。
1943年秋，太平洋战争的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日军已被迫转为守势。在印缅战场，中美英也在计划联合反攻缅甸。日军为了策应太平洋战场和印缅作战，牵制中国军队南功日军，认为“除了付诸于武力，别无其它方法可寻”。湖南西部的常德因其重要地位，武汉地区将之作为进攻目标，集中10万余人的重兵，并配备海空联合力量。
中国第6战区作为这次保卫战的主体，会同第9战区一部，部署了20万大军严阵以待，中国空军也协同作战。作战方针采取传统战术：“先以第一线兵团依纵深据点逐次打击敌军”，予敌重大消耗后转移至二线阵地“固守”，“再以第二线兵团，协同第一线兵团对敌实施机动作战，歼灭进攻之敌”。
1943年11月2日，会战开始。常德会战，异常激烈，中国军队发扬大无畏的牺牲精神，拼死作战，日军求胜心切，疯狂进攻，中国军队在多处与敌反复厮杀，战况尤为惨烈，牺牲尤为惨重。仅常德一地的保卫战，日军就先后投入约3万兵力，300余门火炮。中国守军仅为1个师，兵力仅9000人，在此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与敌鏖战，坚守16昼夜，予敌重创，中国守军虽然牺牲惨重，但兵亡官继、弹尽肉搏，宁可战死，决不投降。在50余天的会战中，中国军队付出了重大牺牲，师长阵亡者即有3人。但是，也给了骄狂的日寇以重大打击，共毙伤日军2万余人。日军虽然曾艰难攻占了常德，但中国军队二线兵团随即展开反攻。日军见势不妙，仓皇撤退。会战以日军的被迫退却而告终。
在此次会战中，中国空军以及美国驻中国基地空军也参战并取得重大战绩。集结轰炸机和驱逐机约200架，对日军飞机、舰船、地面部队展开作战，有力支援了地面作战。
常德会战，中国军队依托阵地节节顽强阻击，迟滞日军进攻，给敌重大消耗，并以反攻恢复了原态势，给日军重创，粉碎了日军的作战企图，同时在战略上也配合了敌后战场的反“扫荡”、反“清乡”斗争。
十四、豫湘桂战役
从1944年4月开始一直持续到年底、纵贯中国南北几千余里的大规模豫湘桂战役，是日本军国主义临死前回光返照式的最后挣扎。
从1943年夏秋以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形势发生转折，中国持续抗击日寇，牵制了日本大部陆军兵力，德意法西斯逐渐溃败，日本在太平洋战场也接连失败，海上交通线被切断，南洋日军面临被切割的困境。为此，日本困兽犹斗，制定了从中国战场寻求突破，企图固守大陆以坚持长期战争的计划。因此，表面看来是日本的积极进攻作战，本质上却是出于防御目的。
日本自1937年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不仅未能速战速决打败中国，而且陷入中国持久战的漩涡，只能保持点(战略要点)和线(以交通线为主)的占领。日军还被分割成几块，始终不能形成完整的战略体，陆军主力深陷中国不能自拔，给日军转用兵力于太平洋造成极大牵制，导致太平洋兵力不继，不断失败。为此，日军企图以打通中国大陆交通线，企图将侵华日军各部分贯通起来，并联系被切断海上交通的南洋日军。另外，从中国大陆各个基地起飞的盟军飞机直接轰炸日军甚至日本本土，这意味着盟军同时可以对日本本土日本发动大规模空袭，这使日本异常恐惧，打掉在中国的 空军基地，也是日本加速推行豫湘桂战役(日本称“一号作战”)的直接原因。
此次战役，就作战范围而言，由北向南绵延数千公里;就作战规模而言，打破了日军侵华以来的空前纪录。战役正式发起于1944年4月份，但日军大本营早在上年的8月份就开始策划了。日本经过了周密计划，集中了中国派遣军的全部力量，并从日本国内、关东军调兵加强。这样大规模的调动和兵力集中，连日军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也非常清楚：“与实力、资财，尤其战力全面下降之状况，殊不相称。”但日本面临极其不利的远东和太平洋战局，只有孤注一掷了。
但是，这时的国民党政府却无视人民要求民主团结、抗日建国的愿望，念念不忘对付共产党，为此消极抗日以保存实力，因而对日军疏于戒备，对日军的企图没有及时的判断，对全国军队没有统一的临战部署。许多地方的国民党军队消沉涣散，加之对人民横征暴敛，失去人民支持。这一系列因素，造成了国民党军队的广泛失败。
战役分三个阶段，即豫中作战、长(沙)衡(阳)会战和桂(林)柳(州)作战。从北至南，日军占领中国多处战略要地，达到了打通中国贯穿南北以铁路大动脉为中心的交通线的企图。
此次战役，给正面战场的打击极为沉重，形成了抗战以来正面战场的第二次大溃败。大批广袤领土、丰富资源的丧失以及无法统计的人民生命财产的损失都是极其惨痛的。国民党军事上的大惨败又引起了空前的政治动荡。这是国民党消极抗战和政治、经济、军事腐败的结果。但是，参加豫湘桂作战的国民党广大爱国官兵，虽在劣势下，也在多处与日军进行了鏖战，付出巨大牺牲，也使日军付出了重大代价。
但是，日本虽然打通了“大陆交通线”，但却并没有取得预想的战略意义。这是因为：第一，日军兵力本已不足，虽然暂时打通了大陆交通线，但为了把守如此漫长的地域使有限的兵力更加分散，反而使自己在战略上处于极不利的地位。第二，日军兵力不足，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不能兼顾，日军超出实力发动“一号作战”，不得不从华北华中战场抽调大量兵力，从而减轻了敌后战场压力，有利于敌后战场的局部反攻，进一步动摇了日军的殖民统治。第三，由于由于美军在太平洋上占领了马里亚纳岛，取得轰炸日本本土的前哨基地，使日本消灭中国大陆空军基地的作战企图完全失去意义。
可见，对日本军国主义而言，中国是其注定不能摆脱的噩梦，是其侵略扩张美梦的铰链。日本已经达到其力量的极限，是其回光返照式的最后一博了，完全不能挽救其即将败亡的最终命运。此后，直到日本失败，再也无力发动大规模进攻，不久日本即不得不主动收缩防线，从华南撤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