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开始后，随着战局的发展，八路军和新四军开始不断的壮大队伍，1937年11月太原失守当天，毛泽东指示周恩来、朱德、彭德怀说：“应该在统一战线之原则下，放手发动群众，扩大自己征集给养，收编散兵。应照每师再扩大3个团之方针，不靠国民党发饷，而自己筹集供给之。”通过隐蔽地扩大部队兵员，八路军和新四军的规模飞速增长，具体情况如下：
随着队伍的壮大，中共开始不断向国民政府要求扩编和增加军饷，比如1938年12月23日，彭德怀向蒋介石要求：“在八路军任主力的地区，友军及地方武装应受八路军指挥……115师、120师、129师等三个师请准许改编为军，军辖二师或三旅，并请增编八路军总部一个炮兵团及一个特务团。……另因八路军现有人数12万(陕北河防部队及华北游击队在外)，且以伤兵残废日多，原有4.5万人经费实在不够支配，请增加月费100万元。”1939年6月7日，周恩来向陈诚提出：“第十八集团军应准予扩编为三军九师，并增加军饷;扩编后的十八集团军应准予建立各直属兵种。”1940年1月10日，中共中央根据重庆国共淡判的情况提出要求：“八路扩军问题：(一)三军九师，(二)22万人，(三)月饷440万元(每人平均20元计);新四军扩军问题：(一)三个师，(二)5万人，(三)月饷100万元。……补充子弹1000万发，以利作战，现在弹药消耗殆尽。……边区行政经费每月津贴二十万元”。
毫无疑问，中共的上述要求国民党是绝不可能接受的，中共部队的迅速扩编引起了蒋介石的警惕和恐慌，他一方面拒绝八路军和新四军扩编和增加军需补给的要求，指责中共“不遵编制数量自由扩充……十八集团军遵令改编之始，原仅四万五千人，而至今竟称为五十万人，今姑不问其人员武器有无虚实，亦不计裹胁成军能否作战;而事前既未照章核准，事后又不许中央过问，仅要求中央照数发饷……若为未奉核准，而擅作毫无限度之扩编，恐再阅几时，势必号称百万，中央安有如许财力，地方安有如许民力，供给此核定数目以外，无限制之兵源?”另一方面，开始布置全力削弱中共力量，不断制造摩擦，并在军需经费上做手脚，百般克扣，少发，甚至不发。比如统监部发放新四军供给往往不是按月一次发完，而是故意分几次发放，使新四军汽车运输队多次往返，有时领到一次供给还不足以抵偿汽油的消耗。再如1940年3月22日，国军在无为县扣押张云逸的夫人、孩子及新四军第三支队政治部主任曾昭铭等20余人，并没收新四军军饷7万元。此外，国府还处理了一些在军饷上为中共提供便利的国府官员，比如据康泽回忆说：“我提出陈宏谟接替并代理八路军总部联络参谋。1940-1941年间，陈回重庆述职，在返回陕北时，擅自替八路军驻渝办事处携带了三百万款项到陕北。因此，我免了他的职。”
1940年12月，随着国共斗争的加剧，国防部长何应钦宣布停发延安方面的军饷和物资，据朱德、彭德怀称：“据敝军西安办事处报告，据军需局面告，奉何部长命令，从本日起，停止发给十八集团军经费，即十月份未领之二十万元，亦一律停发等语。”至于新四军的军费，1941年1月领完最后一笔军饷和物资后不久，皖南事变爆发，国府宣布新四军是“叛军”，也就再也没发放军饷了。从此以后，中共所有部队的给养都靠自己解决，国府没有再给过补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