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机四伏 战局紧迫
在1933年长城抗战之后，宋哲元领导的第29军进驻冀察两省和平津两市，负责华北地区主要防务。当时军政关系密切，地方行政长官多由军事首长兼任，因此军长宋哲元又兼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而天津方面，最初由萧振瀛担任市长。但是，由于萧振瀛奉行宋哲元“不说硬话，不做软事”的原则，对日表面友善而实则敷衍推脱，在“五·二八”学生反日运动时，更以市长身份与学生和谈。日方对此极为不满，于是强力迫使他辞职，并提名亲日派齐燮元为市长。宋哲元对此无法接受，而向南京国民政府举荐了第38师师长张自忠。1936年6月18日，张自忠被批准任命为天津市市长，并带领第38师驻军天津。
不过，在日方处心积虑的围困之下，天津的形势依然危机四伏。日方特务机关不仅唆使汉奸宵小不停地寻衅滋事，而且还采用威逼利诱等多种手段，对第29军将领进行分化瓦解，拉拢不成，就直接进行暗杀。就军事而言，最为甚者是，根据《辛丑条约》的规定“在天津周围20里内不得驻扎中国军队”，负责天津防务的中国第29军第38师只能分布在天津外围市郊。相反，外国军队却可以驻守天津市区。日本的华北驻屯军司令部就设在海光寺，天津也因此成为了华北日军的大本营。尤其在七七事变之后，为避免两国开战，驻守在平津的第29军处处忍让，但是日方却变本加厉，日日运兵，处处挑衅，平津局势日益紧张。这时，东北的日军通过北宁铁路不断运兵入津，同时又有大批日军自塘沽登陆，而热河省的日兵也经古北口开至北平。空军方面，日本则在天津东局子飞机场集结了大量飞机，还在塘沽附近加紧修建空军基地。在日军肆无忌惮的进攻之下，中国军队忍无可忍的反击开始增多，廊坊事件和广安门事件相继爆发。驻津日军更是不断演习，加紧进行攻击天津的准备。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时任天津军事与行政最高长官的张自忠，于25日赴北平开会，但是会后却滞留未归，天津的军政事务因此暂时由李文田负责。当时任第38师副师长兼天津市警察局局长的李文田，感于形势急迫，积极调整第38师，重新进行了布防，命令分驻在塘沽、汉沽、廊坊、小站、东大沽、马厂、韩家墅等处的各部队，适时向天津市区靠拢，随时听候命令，以备不虞。
◆召集会议 周密部署
7月27日，第29军军长宋哲元拒绝了日本最后通牒，发出“自卫守土”通电。李文田在当日接到电报后，便马上进行作战准备。
上午10时，他召集在天津的主要军政负责人到自己家中(今北安道20号)开会，共同商议对日作战问题。当时除李文田之外，参加会议者还有第112旅旅长黄维纲、独立第26旅代理旅长李致远(时旅长李九思赴南京陆大学习)、第38师手枪团团长祁光远、天津保安司令刘家鸾、天津保安总队总队长宁殿武以及天津市政府秘书长马彦翀等七人，史称“七人会议”。
这次会议时间长达12个小时。会上，大家一致同意李文田提出的对即将形成包围圈的日军进行主动出击。但是，因为这时与师长张自忠失去了联系，所以对于在什么时间进行出击，大家产生了分歧：有人说没有师长的命令不能轻举妄动;有的则说如果错过战机，会影响数万军队的生死存亡。一时间僵持不下。这时，刘家鸾建议道：“战争已迫在眉睫，时间已不允许我们再犹豫不定。既然意见不一致，可以打破第38师编制，重新组合，愿意参战的可以推举领导人，愿等张师长命令的可以回驻地等待命令。”此言一出，立即得到与会者的全体拥护。大家于是共同推举李文田与刘家鸾分别作为部队临时正副总指挥，同时确定这次主动出击的突袭战时间为29日凌晨2时。
按照李文田在会上的部署：一是，宁殿武指挥保安队第1中队，攻取东车站(今天津站)，旨在阻止日军进津。二是，祁光远指挥手枪团和保安队第3中队以及独立第26旅一个营，攻击海光寺日本兵营，因为这里是天津日军的大本营。三是，李致远指挥独立第26旅及保安队第2中队攻击天津总站(今天津北站)和东局子日本飞机场，目的在于烧毁日军飞机。三是，武装警察负责各战场交通指引和疏导。四是，驻地离津较远的黄维纲旅，作为总预备队。“七人会议”结束时已是27日夜10时。随后，大家按照部署很快完成了部队调集。
◆喋血抗战 力量悬殊
7月28日晚，秦德纯以宋哲元名义自军部以密码下命令给李文田：立即集中全部兵力，组织出击。29日凌晨2时，第38师天津驻军与保安队在海光寺日本兵营、火车站、东局子机场以及市区日租界等处，同时向日寇发动攻击。李文田与刘家鸾则在设于西南角哨口的总指挥部共同指挥战斗。
拂晓时分，战事顺利：东局子处，攻进机场，烧毁十几架日机;日租界处，日军被三面包围，日本侨民被推上战场;海光寺处，日本兵营日军，龟缩在工事内等待援救;火车站处，占领天津总站，并将东站的日军逼退到一个仓库里。当时日本驻津总领事堀内干城曾在仓皇之中给日本驻北平大使馆参事森岛守人发出急电惊呼道：“从29日午前2时左右起，由于中国方面的攻击，我方处于甚为畏惧的状态。”
29日上午6时，天津《益世报》刊发李文田等人的抗战通电。电云：“自卢案发生后，我宋委员长始终为爱护东亚和平维护人类福祉一再容忍，乃敌人日日运兵，处处挑衅，除无端分别袭击我平郊各处外，竟于今晨复强占我特四分局，分别袭击我各处。我方为国家民族图生存，当即分别应战，誓与津市共存亡，喋血抗战，义无反顾。敬祈各长官讯予援助，共歼役(彼)虏。临电神驰，无任慌悚。”
下午2时半，数十架日机对东车站、天津总站、市政府、电话局、邮务总局以及南开大学等处，施行狂轰滥炸。中国军队伤亡惨重，天津市民罹难者达两千多人。到29日晚，由于敌我力量愈加悬殊，中国军队被迫撤出市区。
7月30日，天津沦陷。
不过，在李文田的带领之下，这支由第38师和保安队组成的抗日力量，且战且退，经独流、静海，转移到沧县、唐官屯一带，继续与日军作战。后又到马厂(今河北省青县)，向军长宋哲元报到。宋哲元在28日晚撤至保定后，次日便到马厂收拢部队。报到后，李文田被宋哲元任命为第38师代理师长，又继续率领部队转往华北抗日前线。不久，《大公报》刊文评论李文田与刘家鸾领导的这场发生在市区与郊县并持续近50天的天津抗战，称：“后来李即率队集中马厂，在津浦线上与敌周旋，一个半月以来，因器械不逮敌军精利，但敌军不能顺利南下，须知是三十八师一部忠勇将士抗战的结果。”
◆重创日军 成功突围
这次天津抗战，是平津沦陷之前的最后一战，也是自卢沟桥事变爆发后，面对日军的咄咄逼人之势而发起的唯一一次主动的进攻战斗。参加天津抗战的主力由两部分组成。除了市外的第29军第38师的爱国官兵外，还有就是市内的天津保安队。这支保安队原属东北军于学忠部，《何梅协定》签订后，东北军被迫撤出河北、天津。但是，于学忠心有不甘，便将一部约2000人，改为保安队，由刘家鸾负责留守天津，然后托付给接防的宋哲元指挥，并由宋哲元拨付军费。由于不属于29军系统，所以刘家鸾所率保安队，可以驻扎在天津城区内，作为了当时维持天津治安的重要力量。这些保安队成员多为身负国仇家恨的东北军，有着强烈的爱国情绪，所以战斗力很强。李文田在担任天津警察局局长后，又大力整顿警政，对保安队进行了人事调整，并将员额扩充到3000多人。在抗战中，他们用自己的生命和热血，主动出击，沉重打击了日军侵略者，同时，也向全国、全世界人民表达了不畏法西斯暴虐而誓死抵抗的决心。
作为这次抗战的指挥者，李文田与刘家鸾虽是临危受命，却能沉着指挥，对强大的日军进行有效进攻，颇受世人赞誉。其中，总指挥李文田(1894—1951)，字灿轩，河南浚县人。毕业于保定军官学校第6期步兵科。结业后，入冯玉祥部，为见习军官。先后参加了直奉战争、北伐战争等，虽因勤奋实干不断擢升为西北军中尉参谋、上尉教官、少将参谋长等职。第29军创建后，任第38师副师长等职。宋哲元曾提出：枪口不对中国人，要以保卫国家和领土之完整为军人天职。李文田对此深表赞同，不仅把这一主张作为了个人准则，由此确立了保卫国家和争取民族独立的终身信条，而且还积极投身战场，用英勇抗击日寇的实际行动努力践行之。他先后参加了长城抗战、淮北之战、武汉会战、豫鄂会战、石牌保卫战等著名战役。后因抗日有功，晋升陆军中将。抗战胜利后，因不愿打内战，退出军界。副总指挥刘家鸾(1894—1982)，字幼生，天津东丽人，毕业于陆军大学。历任东北第三、四方面军团部参谋处长及东北第2军参谋长等。1930年任平津卫戍司令部参谋长。1935年升任天津保安司令。天津陷落之后，刘家鸾随李文田一起参加了由29军升格的第1集团军抗战。之后，擢升为第59军参谋长，又参加襄樊会战等战役，并任第33集团军司令部副官处长。1940年改任第33集团军驻渝代表。抗战胜利后，则任华北“剿总”中将高参。1949年随傅作义在北平起义。解放后历任华北行政委员会专员、北平市人民委员会专员等，后被聘为北京市政府参事室参事、北京市文史研究馆馆员。1982年病逝。
为国家和民族图生存，在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李文田等人遵照宋哲元的命令，将分散驻扎天津郊县八处的军队迅速集结起来，并与保安队合并，重新组成了一支新的抗日劲旅，不仅重创日军，打乱其部署，阻滞其南下。而且，在日军增援部队的重压之下完成了有序撤退，成功突围，粉碎了日军妄图瓦解第29军的阴谋。1937年8月6日，宋哲元的第29军升格为第1集团军后，第38师也升为第59军，李文田则被擢为代理军长，而由他保存下的这支部队，则成为了第59军的主力和日后第33集团军的基本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