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敌后武装工作队”(简称武工队)当年在中国可是威名远扬，她最早出现在华北抗日战场，是我军为应对严峻的战场形势而专门组建的在敌占区活动的精干小分队，也可以说是我军最早的特种部队。我军大量神勇的武工队像一支支利箭插入敌人心脏，杀鬼子、惩汉奸、扒铁路、烧仓库……狠狠打击了日伪军的嚣张气焰。武工队既是战斗队，也是工作队、宣传队，他们深入敌占区广泛发动群众，组织建立民兵自卫武装以及我军的情报、交通系统，动员群众参军支前，站岗放哨，形成淹没日寇的人民战争汪洋大海。我武工队的神出鬼没让日军深感头疼，但也刺激得日军脑洞大开，居然有样学样也组建了支“敌后武工队”——益子挺进队，曾一度给我军造成较大的损失，导致八路军(第18集团军)副参谋长左权阵亡。但日军的“敌后武工队”毕竟是照虎画猫，得不到人民群众的支援，最终被复仇的八路军暗杀队狠狠地收拾了。
真正的八路军武工队是这样式的，是否与抗日神剧中的形象天壤之别?1941年日军在华北地区推行“强化治安运动”，重兵不断“扫荡”、“蚕食”华北各抗日根据地。为扭转不断恶化的局面，从1941年夏起，华北八路军针锋相对，各部队先后派出若干支“武装工作队”分赴敌占区，有效地配合了正面作战和游击作战的开展，华北八路军逐步赢得战场主动，此做法也开始推向全军。
华北日军组建了两支“特别挺进队”，目标锁定八路军总部和129师师部
1942年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日军华北方面军决定于5月在山西、河南、河北三省毗邻处发动空前规模的大扫荡(C号作战)，妄图以“铁壁合围”一举消灭在华北的八路军部队。在以往的作战中，处于绝对劣势的八路军将毛泽东的游击战法运用得出神入化，作战机动灵活，声东击西，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让日军吃了不少苦头。为此日军高层认为，只有改变战术才能取得大扫荡的成功，而八路军武工队的神奇作用让日军似乎看到希望，于是，日军第1军司令岩松义雄中将决定仿照八路军成立“特别挺身杀人队”(也称特别挺进队、挺进队)，深入八路军后方秘密实施特种作战，重点跟踪、袭击八路军首脑机关，使作战中的八路军部队群龙无首，再由日军大部队分而歼之。
为此，日军第36师团(雪兵团)组成了两支特别挺进队，分别由223联队的中队长益子重雄中尉和224联队的中队长大川姚吉中尉率领。这两个挺进队的人员都是经过挑选的老兵，准备在日军大部队发起扫荡之前，化装潜入抗日根据地执行“斩首行动”。益子挺进队的目标是八路军总部，刺杀彭德怀、左权等人;大川挺进队的目标是八路军129师师部，刺杀刘伯承、邓小平等人。
益子重雄，1909年出生于日本关东地区栃木县那须町一个武士家庭。益子重雄早年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随后进入日本关东军，参加了臭名昭著的九一八事变，多次与中国军队交战。1937年秋，在太原会战的高平地区，益子重雄和另一军官两个人进入交战前沿，招降国民党中央军第6挺进纵队和第27军一部3000余名官兵。日军史料中对益子重雄有“勇敢”、“刚胆”、“极富智谋”等赞语，可见益子重雄的胆识、谋略和作战经验等，在日军下级军官中都是出类拔萃的，所以日军才挑选益子重雄担任特别挺进队的队长。
身穿八路军军装的益子挺进队，前排左侧是队长益子重雄，中间是二小队队长猪股，右侧是一小队队长佐佐木(注明其阵亡地)。
益子挺进队下辖三个小队，共有4名军官和102名士兵，佐佐木少尉任第一小队队长，猪股准尉任第二小队队长，大和屋见习士官任第三小队队长，另有雨宫宪兵曹长带领的18名汉奸特务和翻译配合行动，全队总人数为124人。队员们配备了长短枪、轻重机枪、掷弹筒和小型无线电台，这支队伍装备精良，火力很强，作战经验丰富，加上经过巧妙伪装和我军对其生疏无备，短期内势必对我军构成极大威胁。此时，日军根据情报分析判断，八路军总部机关可能在山西省辽县东南部太行山区一带。
1942年5月20日，益子挺进队由山西省潞安府(今长治市)出发前往辽县。21日傍晚，益子挺进队先于日军主力部队出动前，装扮成八路军离开辽县县城，乘着夜色向八路军总部可能所在的东南方向徒步进军。在辽县县城东南约10公里处，益子挺进队发现了八路军的警戒部队，益子挺进队选择八路军的防御间隙，迂回潜入八路军抗日根据地中。益子挺进队的队员每人持有八路军将领的照片及简历、假印信、假路条，自带数日粮秣和雨衣行囊，昼伏夜行，不走大路，不生火做饭，不宿村庄客栈，避免与八路军部队正面作战，行动中不断收集情报，或窃听我军电话，或捕捉我军单行人员，随时用小型电台侦察报告我军动向……
行军途中的益子挺进队。这些鬼子兵为装得像八路军，特意不使用日制式“歪把子”轻机枪而携带八路军常用的捷克式轻机枪。但百密一疏，有些日本兵仍穿着日军的皮靴，被老乡发现后觉得可疑报告了八路军，挺进队走到哪里都难以做到保密。
5月22日，益子挺进队在辽县麻田镇击溃少量的抗日武装，占领了能够瞭望、高2100米的制高点，居高向四处观察。此时，八路军部队已经察知了日军的扫荡作战意图，便频繁变换行进路线和宿营地，益子挺进队就通过无线电和日军指挥部联络，报告八路军的动向，接收最新指令和情报。当日太阳落山后，益子挺进队开始进行作战准备，午夜突袭了八路军总部可能所在地武军寺村，结果扑了空，彭德怀确实在这个村住过，但早就转移了。
益子挺进队咬住八路军总部，左权副参谋长英勇牺牲
为了搜寻追踪八路军首脑机关，益子挺进队继续向北行进，23日到达位于辽县东南桐峪镇南治村附近的萨拉西山。这一带的八路军部队主动攻击了益子挺进队，益子挺进队选择避其锋芒，据险防守，战斗虽然持续了一整天，益子挺进队并没有什么大的伤亡。到了晚上，益子挺进队乘着夜色强行突破了八路军的防线，向东方八路军总部可能转移的郭家峪地区前进。
此时，八路军总部开始分散转移，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副参谋长左权、政治部主任罗瑞卿、后勤部长杨立三分别率领8000多后方人员(包括八路军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军工部及兵工厂、中共北方局、北方局党校、新华日报社、后方医院等)分三个纵队向不同方向撤离。这支队伍中有许多是老弱病残，没有自卫武器，还有2000多头牲畜驮运物资和伤病员，反应及行动速度比较缓慢，这也是八路军总部机关在反扫荡中损失较大的一个重要原因(反扫荡之后八路军总部吸取教训开始精简机关人员)。
5月24日晨，在辽县麻田镇郭家峪附近，益子挺进队遭遇八路军总部的警卫部队，这正是彭德怀和左权率领突围的第一纵队，也是益子挺进队一直在追寻的目标，双方发生激烈的战斗。此时，八路军主力部队已跳到外线，担任总部第一纵队警卫任务的只有总部特务团1个连和129师358旅769团1个营共500人，部队没有重火器，要掩护机关、院校和后勤大批非战斗人员及辎重转移，兵力难免分散，与这股精锐的日军特战部队交战并不占上风，八路军只好一路边打边撤，但由于行军速度缓慢，益子挺进队一直在我军后面紧追咬着不放，并用无线电台向日军大部队报告八路军总部的位置，日军大部队立即从四面八方向麻田镇方向围拢过来。
到5月25日，岩松义雄司令亲自率领两万余日军对八路军总部形成合围之势，彭德怀和左权率领的第一纵队经过激战从麻田镇由南向北艰难突围。下午4时左右，八路军总部第一纵队在麻田镇北艾铺村附近的十字岭(今称左权岭)突破日军最后一道封锁线时，负责殿后指挥的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突然身中炮弹牺牲，时年37岁。左权阵亡于日军的山炮或迫击炮炮弹，这不会是益子挺进队直接所为(其只有掷弹筒)，但这却与益子挺进队向日军大部队指示八路军总部方位有直接关系。左权牺牲后，由于战况紧急，八路军无法携带左权的遗体突围，由左权的警卫员等人将左权的遗体就地掩埋。
事后因八路军总部电台被毁及丢失，“左权阵亡”的电报是由八路军129师的电台向延安报告的，不料电文被日军潞安特务机关截获破译，日军遂命令就近的益子挺进队寻找左权的遗体。益子挺进队重回十字岭后，发现阵亡的八路军官兵还未来得及掩埋，唯有一处新鲜土堆疑似掩埋有重要人物，遂将左权的遗体挖了出来，经甄别日军确认此人是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日军欣喜若狂，给左权的遗体拍照后，将消息和照片刊登在日伪报纸上，企图打击我军民的士气。
左权(1905年3月—1942年5月)，湖南醴陵人，黄埔军校一期生，曾参加东征作战。1925年1月入党，1925年12月被我党派往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1930年6月回国进入苏区，先后任红军军官学校第1分校教育长、红新12军军长、红1方面军总司令部参谋处长、红5军团第15军军长兼政委、红1军团参谋长等职，成功组织指挥了一系列的重要战役和战斗，朱德称左权是“钢铁般坚强、狮虎般勇猛”的优秀将领。
与此稍早，大川姚吉中尉率领的特别挺进队潜入涉县我太岳根据地，试图偷袭位于会里村的八路军129师师部，但由于我军防范严密发现其意图，129师师部提前转移进山，大川挺进队没捞到什么便宜，只得无功而返。唯有这个益子挺进队老辣凶狠，在十天的作战中，于郭家峪咬住八路军总部，直接造成八路军总部被围攻及左权等数百名官兵伤亡。
由于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同时任中央军委参谋长，常在延安并未到位，在八路军前方总部实际由左权副参谋长代理参谋长职权，协助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组织指挥作战。因此，“百团大战”的许多作战命令都是由彭德怀、左权签发。左权的阵亡，是抗日战争时期我军牺牲的最高将领，毛泽东同志深感惋惜，我军将士发誓这笔血债必须让日本鬼子加倍偿还。
铁血复仇行动，尖刀刺向益子挺进队
1942年9月，为纪念左权将军，经晋冀鲁豫边区政府批准，辽县易名为左权县。10月10日，八路军总部、129师和边区政府在涉县为反扫荡作战中牺牲的左权将军及诸烈士，举行了隆重的公葬典礼仪式。八路军政治部主任罗瑞卿在左权墓前说：“给烈士们行礼还没有完毕，今后还要做三件事情：第一件是报仇，第二件是报仇，第三件还是报仇!”
在这次反扫荡作战中，八路军总部和129师将领只是根据情报分析出：总部被包围，是由于日军在扫荡主力部队出发前派出了小股化装侦察分队，并收买当地汉奸带路跟踪所致，并不知道这股小分队就是“益子挺进队”。反扫荡之后，八路军各种渠道的情报汇集，凶悍的益子挺进队浮出水面。此时，原抗大总校副校长滕代远已调任八路军总部参谋长兼情报处处长，滕代远的妻子林一任情报处第一科科长(即派遣科科长)，情报处重点针对益子挺进队开展情报收集工作。
1943年初，林一通过安插在山西祁县的内线得知：1943年春节期间益子挺进队有一个小队30多人要在祁县参加庆功会。林一立即赶到祁县，找到处于地下活动的祁县抗日政府县长兼独立营营长刘秀峰，林一将掌握的这一情报向刘秀峰通气，同时向刘秀峰下达了三项任务：一是动用各种关系，摸清益子挺进队参加宴会的具体时间与地点;设法将我军暗杀队队员带进县城;为预防守城门日军搜身，我暗杀队员进城不带武器，由城里的地下工作者准备行动中使用的匕首。
彭德怀副总司令亲自指挥了对益子挺进队的复仇行动，他命令八路军总部特务团团长欧致富完成这一任务，欧团长从全团精心挑选了31名身手不凡的指战员组成暗杀队，由参谋处参谋刘满河负责带队，先进行严格的训练，争取用匕首解决战斗。后经刘秀峰侦察报告，益子挺进队将于1943年2月4日大年三十晚上在祁县县城大德兴饭庄聚餐，潜伏在祁县的我党地下工作者已为暗杀队队员办好了“良民证”。腊月二十八和二十九两天，刘满河率领他的30名队员，分期分批混入祁县县城，向鬼子复仇的机会终于到了。
据滕代远和林一的儿子腾久昕(原全国政协副主席)撰写的《彭德怀亲定特务队为左权报仇》一文中记述：“大年三十晚上，刘满河经过化装，带人大摇大摆进入大德兴饭庄，有的化装成朋友异地重逢，有的化装成商人洽谈生意，有的化装成跑堂的忙前忙后，分别贴近布置在益子挺进队队员周围。当晚十点，以刘满河摔酒杯为号，暗杀队队员们亮出匕首，同时动手。日军特务们喝得酩酊大醉，毫无戒备。他们怎么也想不到事情会发生得这么快，更没有想到，他们的对手竟敢来到日军的据点里面，找上门来和他们算账。清醒过来的日军特务开始反抗，桌子、椅子、盘子……凡能拿到手的东西都成为他们反抗的武器，整个饭庄打成一团，狼藉满地。我军战士机智勇敢，个个身手不凡。过了不到一袋烟的功夫，日军益子挺进队的特务已被全部杀死。八路军在祁县暗杀益子挺进队一个小队的行动，引起益子挺进队其他特务的恐慌。为避免八路军继续追杀，日军第1军司令岩松义雄经请示华北方面军司令冈村宁次同意后，下令解散了益子挺进队。”
这次敌后战斗，我军参战人员无一伤亡，将实施“斩首行动”的鬼子兵斩了首，又神不知鬼不觉安全撤出祁县城，是一次大快人心的复仇完胜行动。唯有遗憾的是敌酋益子重雄没有参加这次宴会，否则必定也成了刀下鬼。1942年大扫荡之后，益子重雄因这次战功被授予金鵄勋章，这个勋章属于日本天皇授予、专门颁给立功军人的，随后益子重雄调任第36师团司令部参谋，成为幕僚而不再直接带兵打仗，得以在战争中保全性命。随着日军太平洋战局的恶化，1943年10月，益子重雄所在的日军第36师团从山西被匆忙调往西南太平洋的新几内亚岛，编入日军第2方面军，在新几内亚西部的萨尔米岛地区防御盟军登陆。由于美军在太平洋战场实施“蛙跳”战术，没有全力攻击日军第36师团防守的主要区域，第36师团除比约克岛葛目支队外大部得以幸存。昭和天皇宣布日本战败投降后，第36师团向澳大利亚军队缴械投降，后益子重雄复员返回日本老家。
益子重雄晚年接受日本记者采访。益子重雄在侵华战争中是否有屠杀平民和战俘的行为不得而知(国内关于益子重雄的个人资料极少)，如果有就是应追究的战犯。从益子重雄战后的表现看，其并没有深刻反省这场战争的非正义性和侵略性，反而成为日本右翼追捧的“圣战英雄”。曾有中国记者通过日方人员联系采访益子重雄，他以年事已高予以拒绝。
二战之后，日本战争回忆文集《山西侵攻》出版，其中一篇正是《装扮成八路军的益子挺身队》，记录了益子挺进队的组建和作战过程，其中水分比较大，但注明益子挺进队第一小队队长佐佐木、第三小队队长大和屋均战死。另据益子重雄回忆，在中国战场他有173名部下战死，但有多少人属于益子挺进队并没有说明。益子重雄在老家曾任那須町议员、那須町町长(相当于镇长)之职，先后担任了12年町长。这益子重雄挺能活，直到2010年101岁才去世，真应了咱们中国人的那句老话：好人不长寿，祸害活千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