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在纪念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回顾那场波澜壮阔的民族革命战争的时候，就不能不把目光首先投向山西。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出征山西实行对日抗战，是全国抗战爆发伊始发生在中华大地上的最重大的历史事件。它的成功发动、迅猛推进，犹如惊天撼地的风雷，震动了全世界，并且成为最先奏响民族解放战争的胜利凯歌、最终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决定因素的抗日游击战争的伟大开端。山西在中国抗日战争乃至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所发挥的重大战略作用，占据的崇高历史地位，在人类革命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1、实行抗战的“立脚点”
针对日军的疯狂进攻和国民党在华北正面战争的溃败局势，依据已经形成的山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局面及其天时、地利、人和的优越条件，雄才大略的毛泽东在对敌、友、我三方面的情形和未来战争发展趋向进行科学分析的基础上，按照党的“洛川会议”确定的战略方针，代表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于1937年9月中下旬，就首先发动与开展山西和以山西为中心的敌后山区抗日游击战争，向中共中央代表、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八路军正、副总司令朱德、彭德怀和中共北方局书记刘少奇等作了具体指示和部署。
在指示和部署中，毛泽东以他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战略家的深邃眼光，坚定地认定：在敌进友退的情势下，挽救华北危机，扭转华北战局的根本力量，惟有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八路军；并且必须坚持山西阵地，开展山西抗日游击战争，才能达到支持和发展华北抗战的目的。为了贯彻实施这一战略部署，使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战争成功地在山西发动和开展起来，从而使它担负起挽救华北抗战危机，创建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开辟华北敌后解放区战场的伟大历史任务，高瞻远瞩的毛泽东还特别强调了在山西应划分为晋东北、晋西北、晋东南、晋西南四个战略区和八路军部队由此实行分散配置的重大战略意义。这就是说，首先开展山西抗日游击战争，创建晋东北、晋西北、晋东南、晋西南等敌后高原山区根据地，便造成了具有双重意义的即对内对外的战略支点：对内，可凭借这四块根据地站稳脚跟，并通过这四块根据地相互联系、彼此策应，对进占中心城市和交通要道之敌形成战略大包围，有力地钳制和打击敌军，使山西成为共产党和八路军实行与坚持抗战的“立脚点”；对外，又可依托这四个战略支点，伸展四臂，向外扩大，囊括华北地区，连接西北地区，策应中原地区，使山西成为共产党和八路军扩大与发展抗战的“出发地”。遵照毛泽东制定的战略部署，八路军三个师即第一一五、第一二○、第一二九师主力部队相继开赴恒山、五台山、管涔山和太行山区，首先进占同蒲线以东的晋东北、同蒲线以西的晋西北和正太线以南的晋东南等战略要地（稍后，八路军一部亦转至吕梁山区的晋西南着手开辟工作），并在这些区域中发动了抗日游击战争。
为了配合与支持八路军的战略行动，中共北方局把工作重心放在山西，并且以山西为中心又新组建了中共晋察冀省委、中共晋西北省委和中共冀豫晋省委，将中共山西工委改组为山西省委，移驻晋西南地区。八路军和地方党组织的密切配合，发动、组织和武装广大民众，使抗日游击战争迅猛开展起来。
继平型关大捷之后，八路军三师部队又连续出击敌人，相继取得了腰站、井坪、宁武、冯家沟、雁门关、阳明堡、王董堡、七亘村、沾尚至广阳等一系列战斗的重大胜利，有力地支援了国民党正面战场忻口战役的作战。这是八路军出师抗战的最初胜利，它标志着伟大的抗日游击战争的蓬勃兴起，开始显示出了毛泽东关于抗日游击战争战略思想的威力。这个威力，不单单是八路军打了一系列胜仗，而更为重要的是共产党和八路军发动和武装了人民群众，开拓出了晋东北、晋西北、晋东南、晋西南四块游击区，创造了抗日游击战争赖以实行和坚持的初步基础和战略支点。
2、发展抗战的“出发地”
1937年11月8日太原失守。从此，开始了变游击区为抗日根据地的新阶段，开始了抗日游击战争从山西走向华北的新阶段。在这历史性转折的紧要关头，毛泽东又以他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远见卓识，及时为华北党组织和八路军部队规定了正确的前进方向：“红军任务在于发挥进一步的独立自主原则，坚持华北游击战争，同日寇力争山西全省的大多数乡村，使之化为游击根据地。发动民众，收编溃军，扩大自己，自给自足，不靠别人，多打小胜仗，兴奋士气，用以影响全国，促成改造国民党，改造政府，改造军队，克服危机，实现全面抗战之新局面”。同时对八路军各部队的战略行动作了部署。据此，八路军总部作出决定，除令第一一五师之晋察冀部队（即晋察冀军区部队）和晋西北之第一二○师部队继续就地坚持游击战争，放手发动群众，创建与扩大抗日根据地，做好粉碎敌人“围攻”的准备外，又令从晋东北南下正太路的第一一五师直属部队适时转入吕梁山脉，创建晋西南抗日根据地；第一二九师主力和第一一五师一部由正太路南下，依托太行、太岳两山脉，创建晋冀豫边区抗日根据地。中共北方局亦作出《独立自主地领导华北抗日游击战争》的决定，全面部署了华北党组织在抗日游击战争新阶段的工作。
据此，八路军部队以晋东北、晋西北、晋东南、晋西南为依托，进一步发挥独立自主的原则，迅猛地实施新的战略大分兵。由聂荣臻率领的晋察冀军区部队，同中共晋察冀省委、“牺盟会”和“动委会”一道，组成许多工作团、队，分散到各地发动群众，开辟工作，以暴风骤雨之势向前推进，使人民抗日游击战争迅速威震雁北、察南、冀西一带。由贺龙、关向应率领的第一二○师部队，分兵管涔山区各地，同中共晋西北省委、“牺盟会”“动委会”和决死第四纵队相结合，很快将清水河以南、汾（阳）离（石）公路以北、黄河以东、同蒲线以西的偌大地区，变成人民抗日游击战争的广阔战场。由刘伯承、张浩（后为邓小平）率领的第一二九师（含第一一五师一部）部队，从晋东南出发，一时布满太行、太岳山的整个晋冀豫区，在中共冀豫晋省委、“牺盟会”和决死第一、第三纵队的配合下，迅即开创了人民抗日游击战争的新局面。由林彪（后为陈光）、罗荣桓率领的第一一五师直属部队，挺进晋西南，在担负阻敌南犯、西侵之重任的同时，和中共山西省委、“牺盟会”“动委会”和决死第二纵队协力行动，将人民抗日游击战争的烽烟在吕梁山区各地燃烧起来。敌后人民抗日游击战争的广大开展，拖住了侵占太原的日军，因而就“迫使他不得不以大的力量进行肃清后方的工作”。于是，敌我双方的“围攻”与反“围攻”的激烈搏战开始了。搏战的结局，抗日军民粉碎了2万余敌人对晋察冀边区的“八路围攻”，打退了万余之敌人对正太路南侧地区的“六路围攻”，使抗日根据地的开创工作大大向前推进一步。到1938年2月，当敌人再度调集重兵，以拼死的疯狂又一次向山西发动全面总攻，企图一举完成其侵吞山西并进而实现攻夺西安和武汉的阴谋计划时，八路军各部队与日益发展壮大的人民抗日武装密切结合，更加造成了“普遍存在于山西各地的游击战争”的局面，从而再次拖住了急欲吞噬山西全省而强渡黄河之敌的后腿，挫败了它的战略突破的阴谋。为此，毛泽东高兴地指出：“第八路军现在共在四个区域中进行广大的游击战……他们都与地方人民有密切的联系，都随时猛烈地破坏敌人的后方联络线，有了很多大小的胜利，从而使敌人大减其前进的力量。从这些区域看来，中国失去的不过是几条铁路及若干城市而已，其他并没有失掉。这一实例给全国以具体的证明：只要到处采用这种办法，敌人是无法灭亡中国的。这是将来举行反攻收复失地的有力基础之一。”
当粉碎敌对晋东南根据地“九路围攻”的战斗胜利结束之际，1938年4月21日，毛泽东、张闻天、刘少奇又致电八路军总部和中共北方局，提出了在河北、山东广大地区发展平原游击战争的战略任务。5月间，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又电示八路军总部和第一二○师，发出“在平绥路以北，沿大青山脉建立游击根据地甚关重要”的指示。在此期间，毛泽东还特别发表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两部光辉著作，科学地总结了抗战以来的实践经验，精心地规划了发展人民抗日游击战争的宏伟蓝图。依照毛泽东等的指示精神，沿着《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照亮的前进道路，八路军总部作出决定，立即命令三师部队和晋察冀军区，以晋冀豫边、晋西南、晋察冀边、晋西北为战略支点，相继分兵挺进冀南、冀鲁边、冀鲁豫边，挺进平西、冀东、大青山区，并向豫北、冀西、晋南扩展，从而将抗日游击战争突破山西和以山西为中心的敌后山区，推展到平原地区、推展到整个华北敌后区域。这样，历经短短1年时间，即从八路军挺进山西抗日前线和华北党组织会合至1938年10月，在相继实现三次战略展开之后，就开辟了以山西为中心的广大的华北敌后解放区战场，造成了对敌战略反“包围”的初步态势。
3、坚持抗战的“根据地”
1938年10月广州、武汉失守以后，抗日战争进入了战略相持阶段。从此，日本帝国主义将其战略方针由“重视国民党，轻视共产党”调整为“重视共产党，轻视国民党”，停止对国民党正面战场的战略性进攻，主要对付抗日游击队。国民党蒋介石集团亦由容共抗日转变到“积极反共”“消极抗日”上来。敌后解放区战场遂成为抗日战争的重心，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民挑起了既抗击日伪军主力压迫、又反击国民党顽固派进攻的“打虎拒狼”的两副重担。
在中共中央关于“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的指引下，八路军第一二九、第一二○和第一一五师主力又先后挺进冀南、冀中、山东，并分兵一部南下华中。经过抗日军民的东拼西杀、南征北战，八路军在华北的第二次战略展开胜利完成了，根据地更加扩大了，抗日力量进一步发展了，由蒋介石策划、阎锡山导演的以“十二月事变”为重要内容的第一次反共高潮被打退了，并在此基础上，八路军总部发动了以山西为主战场的震惊中外的“百团大战”，粉碎了敌人的“囚笼”政策，挫灭了国民党反共顽固派妥协投降的阴谋。
尽管由于日军连续不断的疯狂“扫荡”，步步紧逼地“蚕食”进攻，以及敌、伪、顽合力夹击与严密“封锁”，使抗日根据地各方面都发生了极大的困难。但是，以山西为中心的敌后山区各抗日根据地，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充分发挥党、政、军、民的整体力量，坚持执行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所作的一系列英明指示与部署，严格遵循党为战胜困难而制定的著名“十大政策”，以武装斗争为骨干，把军事、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等诸方面的斗争结合起来，发动和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用革命的“全面战”反对反革命的“总力战”，反“扫荡”、反“蚕食”、反“磨擦”，实施民主政治，发展社会经济，进行武装建设，改善人民生活，繁荣文化事业，从而逐渐地加强了内部，恢复了元气，极大地激发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抗战热情和必胜信念，胜利地开创了真正的人民抗日游击战争的宏伟局面。
4、铸就太行精神的“大熔炉”
作为华北抗战基石和依托的山西，不仅以其特殊重要的军事战略地位，成为实行抗战的“立脚点”、发展抗战的“出发地”和坚持抗战的“根据地”，而且在政治和思想层面上亦以革命“大熔炉”的姿态，铸就了伟大的太行精神。
历史证明，毛泽东选择恒山、吕梁山、管涔山和太行山为基地，将八路军三个师分散布置，这是很有远见的，特别是以太行山为前进阵地，开展游击战争，对中国以后的发展影响极大。有了太行山根据地，陕甘宁边区就有了屏障，中共的抗日救国战略就能顺利地展开。于是，“决策赖延安，太行天下脊”，太行区即成为中共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据以实践党中央和毛泽东的伟大战略部署，领导与指挥华北抗战的“神经中枢”。
伟大的时代，呼唤着伟大的精神。在抗日烽火熊熊燃烧的三晋大地上，便熔铸出了勃勃生机和充满活力的具有中华民族性格特点的太行精神。所谓太行精神，就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抗战精神，它的内涵是极为丰富的，而其中最主要、最本质的内容是：“为国家独立，求民族解放，谋人类和平，赴汤蹈火，流血牺牲，在所不惜；灭入侵敌寇，打伪贼内奸，斗磨擦顽匪，浴血奋战，艰苦卓绝，无私奉献。”
正是在这一巨大精神力量的驱使和支撑下，八路军三师健儿英勇顽强地拼杀在反侵略战争的疆场上，打出了以弱胜强、威震敌胆的革命雄风，为祖国独立、民族解放和世界和平，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勋。也正是在这一巨大精神力量的驱使和支撑下，以山西为中心的敌后山区各抗日根据地，掀起的“母亲叫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的参军参战的群众热潮，一浪高过一浪地向前发展。
时间虽已过去60年，但当我们回首往事的时候，宏伟壮观、气吞山河的山西抗战画卷仍然历历在目。以山西为中心的敌后根据地抗日军民在伟大的反法西斯战争中所熔铸的历史辉煌，将彪炳千秋；用鲜血和生命浇铸出来的高扬爱国主义大旗的太行精神，将光照万代。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出征山西实行对日抗战，是全国抗战爆发伊始发生在中华大地上的最重大的历史事件。它的成功发动、迅猛推进，犹如惊天撼地的风雷，震动了全世界，并且成为最先奏响民族解放战争的胜利凯歌、最终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决定因素的抗日游击战争的伟大开端。山西在中国抗日战争乃至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所发挥的重大战略作用，占据的崇高历史地位，在人类革命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1、实行抗战的“立脚点”
针对日军的疯狂进攻和国民党在华北正面战争的溃败局势，依据已经形成的山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局面及其天时、地利、人和的优越条件，雄才大略的毛泽东在对敌、友、我三方面的情形和未来战争发展趋向进行科学分析的基础上，按照党的“洛川会议”确定的战略方针，代表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于1937年9月中下旬，就首先发动与开展山西和以山西为中心的敌后山区抗日游击战争，向中共中央代表、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八路军正、副总司令朱德、彭德怀和中共北方局书记刘少奇等作了具体指示和部署。
在指示和部署中，毛泽东以他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战略家的深邃眼光，坚定地认定：在敌进友退的情势下，挽救华北危机，扭转华北战局的根本力量，惟有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八路军；并且必须坚持山西阵地，开展山西抗日游击战争，才能达到支持和发展华北抗战的目的。为了贯彻实施这一战略部署，使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战争成功地在山西发动和开展起来，从而使它担负起挽救华北抗战危机，创建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开辟华北敌后解放区战场的伟大历史任务，高瞻远瞩的毛泽东还特别强调了在山西应划分为晋东北、晋西北、晋东南、晋西南四个战略区和八路军部队由此实行分散配置的重大战略意义。这就是说，首先开展山西抗日游击战争，创建晋东北、晋西北、晋东南、晋西南等敌后高原山区根据地，便造成了具有双重意义的即对内对外的战略支点：对内，可凭借这四块根据地站稳脚跟，并通过这四块根据地相互联系、彼此策应，对进占中心城市和交通要道之敌形成战略大包围，有力地钳制和打击敌军，使山西成为共产党和八路军实行与坚持抗战的“立脚点”；对外，又可依托这四个战略支点，伸展四臂，向外扩大，囊括华北地区，连接西北地区，策应中原地区，使山西成为共产党和八路军扩大与发展抗战的“出发地”。遵照毛泽东制定的战略部署，八路军三个师即第一一五、第一二○、第一二九师主力部队相继开赴恒山、五台山、管涔山和太行山区，首先进占同蒲线以东的晋东北、同蒲线以西的晋西北和正太线以南的晋东南等战略要地（稍后，八路军一部亦转至吕梁山区的晋西南着手开辟工作），并在这些区域中发动了抗日游击战争。
为了配合与支持八路军的战略行动，中共北方局把工作重心放在山西，并且以山西为中心又新组建了中共晋察冀省委、中共晋西北省委和中共冀豫晋省委，将中共山西工委改组为山西省委，移驻晋西南地区。八路军和地方党组织的密切配合，发动、组织和武装广大民众，使抗日游击战争迅猛开展起来。
继平型关大捷之后，八路军三师部队又连续出击敌人，相继取得了腰站、井坪、宁武、冯家沟、雁门关、阳明堡、王董堡、七亘村、沾尚至广阳等一系列战斗的重大胜利，有力地支援了国民党正面战场忻口战役的作战。这是八路军出师抗战的最初胜利，它标志着伟大的抗日游击战争的蓬勃兴起，开始显示出了毛泽东关于抗日游击战争战略思想的威力。这个威力，不单单是八路军打了一系列胜仗，而更为重要的是共产党和八路军发动和武装了人民群众，开拓出了晋东北、晋西北、晋东南、晋西南四块游击区，创造了抗日游击战争赖以实行和坚持的初步基础和战略支点。
2、发展抗战的“出发地”
1937年11月8日太原失守。从此，开始了变游击区为抗日根据地的新阶段，开始了抗日游击战争从山西走向华北的新阶段。在这历史性转折的紧要关头，毛泽东又以他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远见卓识，及时为华北党组织和八路军部队规定了正确的前进方向：“红军任务在于发挥进一步的独立自主原则，坚持华北游击战争，同日寇力争山西全省的大多数乡村，使之化为游击根据地。发动民众，收编溃军，扩大自己，自给自足，不靠别人，多打小胜仗，兴奋士气，用以影响全国，促成改造国民党，改造政府，改造军队，克服危机，实现全面抗战之新局面”。同时对八路军各部队的战略行动作了部署。据此，八路军总部作出决定，除令第一一五师之晋察冀部队（即晋察冀军区部队）和晋西北之第一二○师部队继续就地坚持游击战争，放手发动群众，创建与扩大抗日根据地，做好粉碎敌人“围攻”的准备外，又令从晋东北南下正太路的第一一五师直属部队适时转入吕梁山脉，创建晋西南抗日根据地；第一二九师主力和第一一五师一部由正太路南下，依托太行、太岳两山脉，创建晋冀豫边区抗日根据地。中共北方局亦作出《独立自主地领导华北抗日游击战争》的决定，全面部署了华北党组织在抗日游击战争新阶段的工作。
据此，八路军部队以晋东北、晋西北、晋东南、晋西南为依托，进一步发挥独立自主的原则，迅猛地实施新的战略大分兵。由聂荣臻率领的晋察冀军区部队，同中共晋察冀省委、“牺盟会”和“动委会”一道，组成许多工作团、队，分散到各地发动群众，开辟工作，以暴风骤雨之势向前推进，使人民抗日游击战争迅速威震雁北、察南、冀西一带。由贺龙、关向应率领的第一二○师部队，分兵管涔山区各地，同中共晋西北省委、“牺盟会”“动委会”和决死第四纵队相结合，很快将清水河以南、汾（阳）离（石）公路以北、黄河以东、同蒲线以西的偌大地区，变成人民抗日游击战争的广阔战场。由刘伯承、张浩（后为邓小平）率领的第一二九师（含第一一五师一部）部队，从晋东南出发，一时布满太行、太岳山的整个晋冀豫区，在中共冀豫晋省委、“牺盟会”和决死第一、第三纵队的配合下，迅即开创了人民抗日游击战争的新局面。由林彪（后为陈光）、罗荣桓率领的第一一五师直属部队，挺进晋西南，在担负阻敌南犯、西侵之重任的同时，和中共山西省委、“牺盟会”“动委会”和决死第二纵队协力行动，将人民抗日游击战争的烽烟在吕梁山区各地燃烧起来。敌后人民抗日游击战争的广大开展，拖住了侵占太原的日军，因而就“迫使他不得不以大的力量进行肃清后方的工作”。于是，敌我双方的“围攻”与反“围攻”的激烈搏战开始了。搏战的结局，抗日军民粉碎了2万余敌人对晋察冀边区的“八路围攻”，打退了万余之敌人对正太路南侧地区的“六路围攻”，使抗日根据地的开创工作大大向前推进一步。到1938年2月，当敌人再度调集重兵，以拼死的疯狂又一次向山西发动全面总攻，企图一举完成其侵吞山西并进而实现攻夺西安和武汉的阴谋计划时，八路军各部队与日益发展壮大的人民抗日武装密切结合，更加造成了“普遍存在于山西各地的游击战争”的局面，从而再次拖住了急欲吞噬山西全省而强渡黄河之敌的后腿，挫败了它的战略突破的阴谋。为此，毛泽东高兴地指出：“第八路军现在共在四个区域中进行广大的游击战……他们都与地方人民有密切的联系，都随时猛烈地破坏敌人的后方联络线，有了很多大小的胜利，从而使敌人大减其前进的力量。从这些区域看来，中国失去的不过是几条铁路及若干城市而已，其他并没有失掉。这一实例给全国以具体的证明：只要到处采用这种办法，敌人是无法灭亡中国的。这是将来举行反攻收复失地的有力基础之一。”
当粉碎敌对晋东南根据地“九路围攻”的战斗胜利结束之际，1938年4月21日，毛泽东、张闻天、刘少奇又致电八路军总部和中共北方局，提出了在河北、山东广大地区发展平原游击战争的战略任务。5月间，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又电示八路军总部和第一二○师，发出“在平绥路以北，沿大青山脉建立游击根据地甚关重要”的指示。在此期间，毛泽东还特别发表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两部光辉著作，科学地总结了抗战以来的实践经验，精心地规划了发展人民抗日游击战争的宏伟蓝图。依照毛泽东等的指示精神，沿着《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照亮的前进道路，八路军总部作出决定，立即命令三师部队和晋察冀军区，以晋冀豫边、晋西南、晋察冀边、晋西北为战略支点，相继分兵挺进冀南、冀鲁边、冀鲁豫边，挺进平西、冀东、大青山区，并向豫北、冀西、晋南扩展，从而将抗日游击战争突破山西和以山西为中心的敌后山区，推展到平原地区、推展到整个华北敌后区域。这样，历经短短1年时间，即从八路军挺进山西抗日前线和华北党组织会合至1938年10月，在相继实现三次战略展开之后，就开辟了以山西为中心的广大的华北敌后解放区战场，造成了对敌战略反“包围”的初步态势。
3、坚持抗战的“根据地”
1938年10月广州、武汉失守以后，抗日战争进入了战略相持阶段。从此，日本帝国主义将其战略方针由“重视国民党，轻视共产党”调整为“重视共产党，轻视国民党”，停止对国民党正面战场的战略性进攻，主要对付抗日游击队。国民党蒋介石集团亦由容共抗日转变到“积极反共”“消极抗日”上来。敌后解放区战场遂成为抗日战争的重心，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民挑起了既抗击日伪军主力压迫、又反击国民党顽固派进攻的“打虎拒狼”的两副重担。
在中共中央关于“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的指引下，八路军第一二九、第一二○和第一一五师主力又先后挺进冀南、冀中、山东，并分兵一部南下华中。经过抗日军民的东拼西杀、南征北战，八路军在华北的第二次战略展开胜利完成了，根据地更加扩大了，抗日力量进一步发展了，由蒋介石策划、阎锡山导演的以“十二月事变”为重要内容的第一次反共高潮被打退了，并在此基础上，八路军总部发动了以山西为主战场的震惊中外的“百团大战”，粉碎了敌人的“囚笼”政策，挫灭了国民党反共顽固派妥协投降的阴谋。
尽管由于日军连续不断的疯狂“扫荡”，步步紧逼地“蚕食”进攻，以及敌、伪、顽合力夹击与严密“封锁”，使抗日根据地各方面都发生了极大的困难。但是，以山西为中心的敌后山区各抗日根据地，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充分发挥党、政、军、民的整体力量，坚持执行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所作的一系列英明指示与部署，严格遵循党为战胜困难而制定的著名“十大政策”，以武装斗争为骨干，把军事、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等诸方面的斗争结合起来，发动和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用革命的“全面战”反对反革命的“总力战”，反“扫荡”、反“蚕食”、反“磨擦”，实施民主政治，发展社会经济，进行武装建设，改善人民生活，繁荣文化事业，从而逐渐地加强了内部，恢复了元气，极大地激发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抗战热情和必胜信念，胜利地开创了真正的人民抗日游击战争的宏伟局面。
4、铸就太行精神的“大熔炉”
作为华北抗战基石和依托的山西，不仅以其特殊重要的军事战略地位，成为实行抗战的“立脚点”、发展抗战的“出发地”和坚持抗战的“根据地”，而且在政治和思想层面上亦以革命“大熔炉”的姿态，铸就了伟大的太行精神。
历史证明，毛泽东选择恒山、吕梁山、管涔山和太行山为基地，将八路军三个师分散布置，这是很有远见的，特别是以太行山为前进阵地，开展游击战争，对中国以后的发展影响极大。有了太行山根据地，陕甘宁边区就有了屏障，中共的抗日救国战略就能顺利地展开。于是，“决策赖延安，太行天下脊”，太行区即成为中共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据以实践党中央和毛泽东的伟大战略部署，领导与指挥华北抗战的“神经中枢”。
伟大的时代，呼唤着伟大的精神。在抗日烽火熊熊燃烧的三晋大地上，便熔铸出了勃勃生机和充满活力的具有中华民族性格特点的太行精神。所谓太行精神，就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抗战精神，它的内涵是极为丰富的，而其中最主要、最本质的内容是：“为国家独立，求民族解放，谋人类和平，赴汤蹈火，流血牺牲，在所不惜；灭入侵敌寇，打伪贼内奸，斗磨擦顽匪，浴血奋战，艰苦卓绝，无私奉献。”
正是在这一巨大精神力量的驱使和支撑下，八路军三师健儿英勇顽强地拼杀在反侵略战争的疆场上，打出了以弱胜强、威震敌胆的革命雄风，为祖国独立、民族解放和世界和平，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勋。也正是在这一巨大精神力量的驱使和支撑下，以山西为中心的敌后山区各抗日根据地，掀起的“母亲叫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的参军参战的群众热潮，一浪高过一浪地向前发展。
时间虽已过去60年，但当我们回首往事的时候，宏伟壮观、气吞山河的山西抗战画卷仍然历历在目。以山西为中心的敌后根据地抗日军民在伟大的反法西斯战争中所熔铸的历史辉煌，将彪炳千秋；用鲜血和生命浇铸出来的高扬爱国主义大旗的太行精神，将光照万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