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1937年8月25日，毛泽东等发布的《关于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命令》
红军改编，共同抗日，本是一件好事，可蒋介石却借改编的大旗，兜售其收编的私货，这一点也已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早在西安事变前，国共两党就恢复合作、共同抗日的问题进行过谈判，这其中就主要包括有红军改编国民革命军的内容。这种谈判断断续续地进行了多次，直至1937年8月18日，蒋介石亲自发布朱德、彭德怀为国民革命军八路军正副总指挥的命令，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的谈判，才尘埃落定。
■蒋介石瓦解红军的策略
1935年12月31日，蒋介石在他的日记中写道：“剿共”战争已经是“七分成功”，基本达到“攘外必先安内”的效果，1936年就要“以抗倭为中心”。中日两国相比，国力悬殊，要以弱国战胜强国，必须要得到国际援助。蒋介石最先想到英美西方大国，可是，英美等国却隔岸观火，采取所谓中立策略。蒋介石这才不得不把目光投向苏联，况且苏联也受到日本的军事威胁，蒋介石还想借助苏联影响中共。
1936年1月17日，邓文仪与王明会谈。邓文仪给王明开出了国共合作的路线图，那就是中共取消苏维埃政府，其领导及工作人员可参加国民政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抗日必须要有统一的军事领导;国共两党可以恢复到1924-1927年的合作形式。邓文仪承诺，国民政府可以在经济上帮助红军度过目前的困难，但是红军改编后应即赴内蒙古，以担负抵抗日本进攻的任务。邓文仪还希望中共能够促使苏联援助中国的抗日战争。王明不在国内，中共和红军的情况，他亦不甚了了，所以没有贸然应允邓文仪，而是让去国内谈，并说凡涉中国党和红军的命运，“必须去和毛泽东及朱德同志谈”。
红军改编，共同抗日，本是一件好事，可蒋介石却借改编的大旗，兜售其收编的私货，这在他与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的谈话中暴露无遗。蒋介石说，苏联政府应施加这样的影响力，就是促使红军承认中央政府和总指挥的权威。又说，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允许一个政党拥有自己的军队。
中共当然清楚蒋介石的真正动机和用心，“改制”也罢，“改编”也罢，在蒋介石都是巧言如簧，意在欺骗，真实的目的是以招安的方式将共产党及其武装，完全地溶入到他的体制之中，这一点也已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2月21日，张闻天、毛泽东和彭德怀以中共中央及中央军委的名义，在给与张学良谈判的李克农的电令中说：“蒋介石策略，即取消苏维埃红军，纳入三民主义的轨道，引进共产党代表于国民大会，在共赴国难口号下取消苏维埃制度与暴动策略，接受南京节制，以最后瓦解红军。”
陕北红军在与东北军秘密达成谅解后，胜利地完成东征，横扫山西十多个县，兵逼河北和绥远，这使蒋介石更加担惊受怕。他调集中央军进行追剿，红军在强大的军事压力下，又于5月初退回陕北。这时，蒋介石又让国民党谈判代表曾养甫给中共传递四项具体条件：一、停战自属目前迫切之要求，最好陕北红军经宁夏趋察绥外蒙之边境。其他游击队，则交由国民革命军改编;二、国防政府应就现国民政府改编，加入抗日分子，肃清汉奸;三、对日实行宣战，全国武装抗日队伍自当统一编制;四、希望党的领袖来南京共负政治上之责任，并促进联俄。
这四项具体条件不乏积极的态度，但问题症结在于国民党的谈判代表在解释这四项条件时，明确表示“势难赞同”中共所提“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之组织”，至于谈到中共与改编后的红军的关系，这位代表尽管闪烁其词地以“全国武装抗日队伍自当统一编制”，“惟党与军之行动，或须有所分别”相搪塞，其实质内容是要中共放弃对改编后红军的领导。
■毛泽东坚持红军基本不动
这时，中共中央已经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放弃“抗日反蒋”的方针，也不再进行策动反蒋的事变。中共中央还向国民党表示，愿意“在任何地方与任何时候派出自己的全权代表，同贵党的全权代表一道，开始具体实际的谈判，以期迅速订立抗日救国的具体协定”，以期“两党重新合作共同救国”。9月1日，周恩来致函陈果夫、陈立夫：“国共两党犹存敌对，此不仅为吾民族之仇者所快，抑且互消国力，自速其之”。表示愿意外出商谈两党两军相关问题，并希望陈氏兄弟敦劝蒋介石“立停军事行动，实行联俄联共，一致抗日”。
蒋介石在顺利地解决两广事变后，对红军的态度又强硬起来。在他看来，长期以来威胁南京政府的两广势力，现在都已被他摧毁的土崩瓦解，收拾偏处陕北弹丸之地的疲惫之师红军，更是不在话下。曾养甫十分明确地告诉中共代表张子华，国共两党达成妥协的基础是陈立夫所提的四项条件，而这四项条件的核心是：“实现指挥与编制之统一”，中共“应于此时放弃过去政治主张，并以其政治军事全部力量置于统一指挥之下。”明眼人一看便知，这已根本不是原先意义上的改编，而是货真价实的收编。
民族危机，大敌当前，中共惟一的选择只能是妥协和让步。毛泽东说：“照蒋介石处理广西的办法，我们是可以接受的。这也就是红军基本不动，服从中央，改叫国民革命军，只调个别人(如白崇禧等)去南京做官。这与国防政府、抗日联军表面上不同，但表面上得不到，我们应准备重实际，应该承认现实。”毛泽东所说的“现实”，就是敌强我弱。照“广西的办法”解决，虽与“国防政府、抗日联军”相去甚远，但是，毕竟中共还可以争取一个“实际”，即“红军基本不动”。
红军三个方面军会师后，为了求得苏联的援助，红军发动了宁夏战役。在国民党军的强大军事压力下，红军连连受挫。红四方面军三个军共二万一千二百人虽成功地西渡黄河，控制了一条山地区，但是这一带的自然环境极不利于大部队的长期停留和生存。这便是西路军。红军的两支部队被阻隔在黄河两岸，互相不得照应驰援，军事形势变得十分严峻。
红军为了生存和发展，再次作出让步。11月12日，毛泽东致电中共驻东北军联络代表刘鼎，表示可以接受陈立夫所提四条，即共产党公开活动，苏维埃继续存在，苏区派代表参加国会，红军改名照国民革命军编制及待遇，但不变更原有人员，同时委派潘汉年为正式代表，迅速重开谈判。没想到陈立夫在会谈时，竟然以发通牒的口气，要求立即取消对立的政权和军队，红军可保留三千人，师长以上领导一律解职出洋，半年后按才录用。潘汉年当即予以拒绝，并拿出《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要求以此为基础谈判。这其中就要求国民党停止进攻红军和取消根据地，红军服从统一指挥与编制，但“不变更共产党人员在红军中的组织与领导”。国共代表会谈已接近核心的问题：红军改编、苏维埃改制，以南京政府为中央政府，后两个问题都可以具体磋商，惟独红军问题悬而未定。
国共就军队问题，谈了那么久，根子仍在红军的独立性和共产党的领导。蒋介石费尽心机，就是要将这支军队从共产党那里剥离出来。这当然不能为共产党所接受，况且，共产国际也给中共明确指示：谈判的结果必须是“保存我们的绝对领导、组织系统和军官成分，并且绝不允许国民党干涉红军内部任何事情。”中共中央致电潘汉年，让转告陈立夫，这种条件，使我们“无法接受”。
■蒋介石同意一致对外
红军发动的山城堡战役，全歼胡宗南部丁德隆师的一个多旅。蒋介石从胡部的失利中改变了态度，又伸出橄榄枝，指示陈立夫告诉潘汉年，原先只允红军三千人，现在可以保留到三万人，不是编遣，而是改编。与此同时，蒋介石又亲率众多军政要员飞赴西安，要倾其全力把红军赶到外蒙边境。他在日记中写道：“欲使匪渡河北窜，则非余进驻西安不可!盖形成紧张，增进局势，匪自不敢久踞矣。”这样，“将计就计，待其诈降以后较易消灭乎”。
蒋介石虽将红军人数扩大了十倍，可却仍然摆出一副招安的态势。中共中央在接受潘汉年的来电后，立即回电：谈判显然无速成之望，“我们愿以战争求和平，绝不作无原则让步。”12月10日，毛泽东致电潘汉年：“红军在彼方忠实地与明确地承认其参加抗日救亡之前提下，可以改换抗日番号，划定抗日防地，服从抗日指挥。在这些上面我们并不坚持形式上的平等，也不须用两个政府(国民政府、苏维埃政府。作者注)出面谈判，但是必须两党(不是两政府)平等地签订抗日救亡之政治军事协定。红军不能减少一兵一卒，而且须要扩充之。离开实行抗日救亡之任务，无任何商量余地。”
此时距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也就两天的时间。西安事变的爆发，突然中止了蒋介石的更大规模的“剿共”战争，他所希望的把红军赶往外蒙边境的设想，再也不能实现。东北军、十七路军和红军三位一体的公开结盟，使原本处于逆势的红军有了明显的转机。气势汹汹的蒋介石实际上已成了阶下囚。
蒋介石被扣，南京以何应钦为首的一帮人，别有用心的以冠冕堂皇的名义兴兵讨伐，西安和南京一时形成军事对峙。中共中央这时必须审时度势，谨慎从事。周恩来应张学良之邀于事变后的第五天到达西安。宋子文也来西安善后。
经张学良安排，宋子文与周恩来于23日会谈，没想到会谈取得意料不到的结果。周恩来在给中共中央的电文中说：“蒋暗示宋，改组政府，三个月后开救国会议，改组国民党，同意联俄联共。”关于红军则是：“停止剿共，联合红军抗日”。据张学良转告，蒋介石同意停战，“令东路军退出潼关以东，中央军决离开西北。”“联红容共，蒋主张对外，现在红军苏区仍不变，经过张暗中接济红军，俟抗战起再联合行动，改番号。”
周恩来与宋子文的会谈，引起蒋介石的兴趣，25日上午，蒋介石会见了周恩来。蒋周会晤的当事人宋子文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委员长答曰：红军北上抗日一直为其心中愿望，若如周之所言，他们愿意停止一切赤化宣传，听从他的指挥，他将视其军队如己出。在‘剿共’之所有岁月里，他一直记怀中共之领袖，他们许多人皆曾为其部下。既然他能对桂系施以仁怀，那他对中共亦一定能慷慨对待。他已委托张来改编红军，若红军对其效忠，他们将享受胡宗南军队一样之待遇。在他充分休息后，周本人可亲赴南京，继续讨论。”
国民党代表张冲代表蒋介石对中共作了三点确认，其中就有：红军驻地“延川、延长、肤施、鄜县、庆阳、西峰一带及凉州以西，除陕南外，蒋先生一概承认。给养问题，蒋先生已答应与中央军同一待遇，以军队之多少决定军饷的数目。”“关于保障和平，不再攻打红军，已由宋子文先生向贵方代表直接声明，代表蒋负责保证。”
■自动改编向全国公布
蒋介石在顺利解决了东北军、十七路军问题后，以为红军问题已有章可循，又老调重弹，认为红军不是改编而是投降。他在给顾祝同的电报中说：“今则时移情迁，……中央准编其为四团制师之两师。照中央编制，八团兵力已在一万五千人以上之数，不能再多，……各师之参谋长与师内各级之副职，自副师长乃至副排长人员，亦皆应由中央派充之。”
蒋介石料到中共不会接受这个数字，1937年2月27日，张冲又带来蒋介石的新意见，红军可改编为三师九团。3月1日，中共中央给周恩来发来电报指出：“红军编五万人，军饷照国军待遇，临时费五十万，以此为最后让步限度，但力争超过此数。”周恩来与张冲交涉谈判，并达成这样的协议：红军中之最精壮者选编为四个步兵师，计四万余人，并设某路军指挥部;红军中精壮者选编为两个工兵师，计两万余人;红军军委直属队，改为某路军总指挥部的直属队;红军的地方部队改为地方民团、保安队及特别行政区的警卫队;红军学校办完这一期;红军的医院、学校保留;老弱病残由中央负责解决，给资遣散等。
蒋介石所孜孜以求的是要取消中共对改编后的红军的领导，这在他的日记中暴露无遗，“只可收编其部队，决不许其成立军部或总指挥部”。深得其要领的贺衷寒，竟然对会谈形成的，并将送达蒋介石最后决定的草案，擅自作了重大改动。这些改动是：将“陕甘宁行政区”改为地方行政区，直属各省政府;改编后的红军定员，被裁减为三个师，二万七千人;将红军改编后“服从统一指挥”，改为“服从一切命令”;不提在河西走廊停止进攻红军。3月11日，毛泽东和张闻天致电周恩来：“现在问题非与蒋谈不能解决。如果承认贺衷寒所提各点，不但非常危险，而且过几天有可能连贺案亦被推翻，因此决不能同意。”中共中央书记处还就此定出最低限度：“红军改编后之总人数，不少于四万三千人。”
蒋介石此时也急于要根本解决共产党问题，所以立即电约周恩来面谈。3月和6月，周恩来在杭州和庐山与蒋介石谈判。蒋介石对周恩来交谈所坚持的中共几项原则，其中尤以改编后的红军人数等问题，似乎并不十分在意，十分爽快地说：这些小节不成问题。他所反复向周恩来强调的是“承认谁为领导者”的问题，对此在当日日记中更是表露的明明白白：“共党必欲将收编部队设一总机关，自为统帅，此不能允许，应严拒之。”
卢沟桥事变的爆发，全民抗战兴起。蒋介石本应顺应抗战大局，降低与中共的谈判条件，以便红军早早完成改编，奔赴抗日战场。可是，蒋介石仍然坚持红军改编后，“各师须直接隶属行营，政治机关只管联络。”就是不让设立总指挥部，以取消中共对改编后的红军的领导。朱德、彭德怀等红军将领对此表示出最为坚决的态度，他们认为：“蒋介石对红军改编所提条件，超过我们统一战线最低限度原则，如果接受其条件有瓦解危险。我们改编三个国防师一军部及若干地方武装，是最低限度的原则与要求，否则拒绝谈判。”他们主张，不论蒋介石同意与否，我们“立即自动的改编为三个师一个军部，向全国公布”。
战事的发展已由不得蒋介石，8月18日，蒋介石亲自发布命令，主力红军改编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朱德为八路军总指挥、彭德怀为副总指挥。25日，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副主席朱德、周恩来，根据国共谈判协议，发布主力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9月，根据战斗序列，八路军改称第十八集团军)，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改为第八路军总指挥部，下辖115、120、129三个师，将近五万人。10月，中共领导的南方8省11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也被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