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上海、南京相继沦陷，由于运力有限和水路不畅，大量需要撤退的战略物资和人员滞留在宜昌。民族实业家卢作孚创办的民生公司采取“三段式航行”的方式，历时40天，用极其有限的运力将停驻在宜昌的十几万吨货物和3万余人转运至大后方，保住了中国民族工业的命脉和大批人才，为抗战的最后胜利提供了有力的保障。图为宜昌大撤退中的轮船。
抗日战争对近代中国经济、社会、文化发展影响深远。中华民族在战争中作出的牺牲、付出的代价是极其巨大的。然而，人类历史上每一次巨大的灾难，常常都是以历史的巨大进步作为补偿的。一方面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的残酷破坏和疯狂掠夺，使中国遭到空前的创伤，损失惨重，阻断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另一方面中华民族在极端艰难困苦之中，顽强不屈，玉汝于成，以惊人的代价、惨烈的牺牲，最终赢得了抗战的胜利。同时，在争取民族独立的进程中，中国社会也孕育和积累了现代化的“新因素”。这些“新因素”包括人口、工厂和文化教育内迁带来的新变化和新动力。
抗战爆发后，民族工业的大迁移对国民经济由平时向战时转移、支持抗日战争发挥了重要作用
经济发展不平衡，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一个主要特点。战前中国的经济重心，主要集中在东南沿海沿江，特别是以上海为中心的江浙地区。而在广阔的西南、西北地区，现代化工矿企业和工业门类，几乎处于空白状态。抗日战争爆发后，东南沿海地区的大批企业毁于炮火或被侵略者劫夺。为了保存中国赖以坚持抗战的有生力量，民族工商业者、工程技术人员和广大工人，冒着敌人的炮火，不畏艰辛，内迁大后方。国民政府也积极协助工矿企业内迁。这次民族工业的大迁移，不仅对国民经济由平时向战时转移、支持抗日战争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对改变中国工业布局的严重不合理状况产生了深远影响。
抗战初期的民族工业内迁，是中国抗战战略防御阶段的一项重大工程。据统计，整个内迁工厂多达600余家。这些工厂基本上都是现代化程度较高的大中型企业，机器设备精良，技术比较先进，特别是大量技术工人的内迁，为内地工业发展输入了新鲜血液，有力推动了大后方经济发展。据统计，1937年四川、云南、贵州、陕西、甘肃、湖南、广西七省份工厂之和仅占全国总数的6.03%，资本总数仅占全国的4.04%。1943年，大后方的工厂数已达4524家，与战前相比，工厂数增加了18倍，工人数增加了82倍，资本总额增加164倍。
1938年4月，国民党全国临时代表大会通过的《抗战建国纲领》明确规定：“经济建设应以军事为中心，同时注意改善人民生活。本此目的，以实行计划经济，奖励海内外人民投资，扩大战时生产。”这一经济纲领，成为战时中国政府调整和制定经济政策的基本依据。它有力促进了大后方经济的恢复和发展，重工业比重不断提高，水陆交通建设得到开拓，农业技术推广日渐深入。同时，它也为国民党官僚资本的垄断提供了合法的依据。
在敌人炮火威胁下的高等院校辗转内迁大后方，保存了中华民族教育文化之国脉
虽然，“这种发展变化不是出自中国经济现代化的内在必然结果，但是，相对于被打断的现代化进程，这些发展和变化的确是新的现代化因素的积累”。伴随着民族工业大规模内迁的同时，许多著名高等学府也大举迁入内地。近代中国的大学布局同工业布局一样十分不合理。无论是公立、私立还是教会主办的大学，绝大多数集中在东南沿海和平津等几个主要城市。据统计，战前全国共有高等学府108所，仅北平、天津、上海三市就占了46所，在校学生约占全国在校生总数的2/3。中国易受敌人攻击之区，多为教育文化中心。
为了保存中华民族教育文化之国脉，在敌人炮火威胁下的高等院校纷纷辗转内迁大后方，在异常艰辛的条件下继续办学。在整个抗战期间，大学的内迁几乎从未间断过。
平津沦陷后，国民政府教育部采取紧急措施，命令平津两地方6所大学分别迁往长沙和西安。迁往长沙的是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三校组成长沙临时大学，于1937年10月正式开学，到校学生1400多人，到校教师150多人。同年12月，长沙临大又奉教育部之命，迁往云南昆明，更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教授阵营可称极一时之选。
学校在极为艰苦的物质条件下，在研究工作和培育人才方面都作出了突出成绩。迁往西安的是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洋工学院，三校组成西安临时大学，后改称为国立西北联合大学。1938年7月，教育部又令西北联合大学的各个学院独立，分为西北医学院、西北农学院、西北师范学院、西北工学院和西北大学。它对全国的影响没有西南联大那么大。随后，东南沿海地区等许多高等学校也陆续内迁。“战时内迁的高校，主要分布在四川、云南、陕西、贵州四省。其中四川最多，仅重庆一地就集中了25所。”“贵州原来连一所大学也没有，此时则云集了众多著名学府。”这些内迁院校，在教学和研究方面都作出许多成绩，并且对推动西南、西北的经济文化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
战时，不少家住沦陷区的广大爱国青年背井离乡，来到大后方求学。为了保证他们能够顺利完成学业，国民政府在后方陆续开办了不少国立高中。同时，对于来自沦陷区的大专及中学学生，政府大都给以贷金，后改为公费。战前，学生读书“年须(需)数百元，非富有之家，无力送子弟入学，以至高等教育过于贵族化，不合平民主义的原则”。那时，贫苦家庭的子女即使能考入大学，也付不起昂贵的学费。战时的贷金制度，不仅保证了来自沦陷区的青年学子继续求学，而且将近代以来高等教育贵族化倾向打破，一些家境清贫的学生，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依靠政府的贷金和公费制度，享受高等教育。战时“专科以上学校学生获得此种贷金或公费者，每年常在五万人至七万人左右”，约占当时在校生总数的80%。
抗日战争刺激了中华民族的觉醒
1938年，全国各地还出现了成千上万青年知识分子奔赴延安的热潮，其中包括不少平津和东南沿海的大学生。“抗战后到延安的知识分子总共四万余人，就文化程度而言，初中以上71%(其中高中以上19%，高中21%，初中31%)。”为了躲避战火，还有更多不愿做亡国奴的社会各阶层民众，纷纷从战地和沦陷区向大后方迁徙。据社会学者对知识分子内迁的估计，高级知识分子90%以上西迁，中级知识分子50%以上西迁，低级知识分子30%以上西迁。这一群体因为受过相当的教育，经济条件也使他们有可能长途迁徙，因而在同一群体中内迁比例最高。此外，小商贩、小手工业者和技术工人在内迁者中也占了很大的比重，这是因为他们的职业适应性强，谋生较为容易。而广大农民在内迁人口中所占比例最低，这是由于他们的生产、生活离不开土地这一特殊条件。战时内迁人口“至今没有完全的统计。但有着从一千数百万人直至五千万人的种种不同的估计。一般认为，约在二千万到三千万人之间”。这是中华民族历史上一次人口大迁移。
在中华民族觉醒的历程中，抗日战争所起的教育作用，是其他任何历史事件都难以比拟的。在各界社会精英、政党共同参与的广泛社会动员下，民族意识和民族认同感在战时得到了空前增强。以沿海工业、文教机构内迁为标志的中国社会经济文化中心的转移，对于矫正中国近代化过程中的畸形状态，客观上起到了出乎时人意料的作用;战时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强烈愿望，也有力地推动了后方民族工业、教育文化事业的发展。
与此同时，受战争影响，这种变化发展又多形成于临时被动的危机应对状态下，并非中国近代社会演变符合逻辑的自然递进，而且国家垄断资本的急剧膨胀，国民党“党化教育”等战时统治的限制，所产生的负面作用也贻害甚深。但无论如何，抗日战争带来的民族觉醒，不仅支持抗战取得最后的胜利，也进一步推动了中国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是中国坚持持久抗战的源泉。
(本文原载于2020年07月13日《北京日报》，作者为中国历史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副所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