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毛泽东认为武汉保卫战将对中国抗战产生重大影响
全面抗战爆发后，日本迅速占领北平、天津、上海、南京、徐州，之后将矛头指向武汉。1938年5月29日，武汉会战拉开序幕。对日本而言，占领武汉有着特殊的意义，它认为只要国民政府还坚守在武汉，蒋介石政权就能“始终指导着抗日民族战争，事实上发挥着中央政权的威力，长时期的威胁着新政权(指1938年3月日本扶持成立的以梁鸿志为行政院长的南京“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发展，妨碍着新中国的新秩序的确立”。而一旦占领武汉，日本就可以“把汉口以下的长江流域归入统治圈内”，国民政府则就“丧失了湖南湖北的粮仓地带和中国内地唯一的大经济中心，不但会造成该政府经济自给的困难，并且会减弱现在唯一的大量武器的输入通道——粤汉路的军事、经济价值”。由此，日本就可以借机“谋求经济的独立，以及实现华中战区的复兴”。
作为中共领导人，毛泽东早就估计到武汉保卫战将对中国抗战形势产生重大影响。1938年3月3日，他对延安陕北公学第六、七、八、九、十队毕业同学指出：“如武汉失守，就会出现动摇妥协与怀疑应否继续抗战的问题，前方后方都可能发生这样的问题”;“武汉一失守，局势一定是很坏的，主和的人一定会出来的”。同时，他又乐观地指出，武汉保卫战即使失败，也不要紧，因为中国的抗战一定会取得胜利，这是毫无疑义的。
5月底6月初，就在徐州失守、武汉紧张之际，毛泽东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发表了著名的《论持久战》演说。演说批驳了“亡国论”和“速胜论”的论调，指出中国抗战必须经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敌之战略进攻、我之战略防御的时期。第二个阶段，是敌之战略保守、我之准备反攻的时期。第三个阶段，是我之战略反攻、敌之战略退却的时期”。演说认为：中国抗战还处于第一个阶段，但敌人士气已开始颓靡，进攻锐气已不如初期，财政经济已呈竭蹶状态，人民和士兵的厌战情绪已开始发生，这意味着中国抗战的第一阶段已接近“末尾”，抗战相持阶段就要到来。演说还指出抗战相持阶段到来后敌我双方的具体表现：于敌而言，“企图是保守占领地，以组织伪政府的欺骗办法据之为己有，而从中国人民身上尽量搜括东西，但是在他的面前又遇着顽强的游击战争”;于我而言，一方面“尚难迅即举行战略反攻”，“这个阶段的时间的长短，依敌我力量增减变化的程度如何及国际形势变动如何而定，大体上我们要准备付给较长的时间，要熬得过这段艰难的路程”，另一方面“因大城市的丧失和战争的困难，动摇分子将大倡其妥协论，悲观情绪将严重地增长”，因此需要动员全国民众，齐心一致，排除一切悲观主义和妥协论，毫不动摇地坚持战争。
正是根据上述认识，1938年10月12日至14日，在武汉失守已成定局的情形下，毛泽东在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指出：武汉失守虽不等于“旧阶段的完结，新阶段的开始”，然而“相持局面快要到来了”，因为敌人在占领武汉后，虽然“还有一点余威”，但“在进攻武汉的战斗中，他之强的力量已经进一步发挥了”，“他的兵力不足与兵力分散的弱点将更形暴露”，“在其作了进一步的发挥之后，气力势将衰退下去，就不得不使其总的战略进攻接近了一个顶点”。相反，中国的抗战力量却在增加，虽然增加的程度还不足以停止敌之进攻，这主要表现在“全国的团结，军队的进步，政治的进步，文化的进步，人民觉悟程度与组织程度的提高。主力军虽后退了，游击战争却前进了。一部分地方虽损失了，另一部分地方却进步了”。毛泽东的这些论述表明他已经敏锐地意识到，随着武汉的失守，中国抗战局势将要发生转折性变化，但由于不知道日本是否会继续发动大规模军事进攻，所以采取了抗战相持阶段“快要到来了”这一较为灵活的说法。
武汉会战
二、毛泽东认为武汉失守后中国抗战形势发生了转折性变化
武汉失守前后，毛泽东估计日本将进攻西安、宜昌、长沙、南昌、梧州、福州等地及附近地区，甚至准备进攻整个粤汉路与西兰公路。但是，这一预计的情形并没有立即出现。相反，日本在占领武汉后，迅速改变了对华侵略政策：一是在沦陷区积极扶植各类汉奸伪组织成立伪政权;二是对中共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加强打击力度，对国民党则以政治诱降为主。在这一背景下，国民党阵营出现了以副总裁汪精卫为代表的妥协投降逆流。虽然有些变化，但总体情形与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对抗战相持阶段到来后敌我双方具体表现的预计仍然大体一致。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虽然没有直接提出武汉失守标志着中国抗战相持阶段的到来，但认为中国抗战形势已经在发生转折性变化。
1939年1月20日，毛泽东在为《论持久战》英译本写的序言中指出：“抗战在武汉、广州失守后正在向着一个新的阶段——有利于中国不利于日本的新的阶段发展，这个阶段就是敌我相持的阶段。”1月28日，毛泽东在第十八集团军延安总兵站检查工作会议上又指出：武汉、广州失守三个月来，敌人在侧后打得很凶，但正面没有大举动。之所以如此，他认为主要是“敌人国小，人少，兵少，现在战线又是这么长”，“再加上这个兵力分散，强兵也便变弱了”。在这里，毛泽东虽没有提及武汉失守与抗战相持阶段到来的关系，但认为武汉失守后，中国“将更加困难，同时更加进步”，而且这种进步能够克服困难，“使战争转到新阶段”。1939年6月，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的报告中，又将九一八事变后的日本侵华史分为三个阶段，并认为武汉失守之后已经是第三个阶段，因为日本发表的关于调整中日关系方针的重要宣言，“明显地表示改变策略”。这也表明此时毛泽东对武汉失守与抗战进入相持阶段的关系已经有了一个比较清晰的判断。
事实上，即使是在1939年8月底9月初毛泽东认为中国抗战“相持阶段是有条件地到来了”的情况下，他也多次指出武汉失守后中国的抗战形势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例如，1939年10月1日，他在要求中共注重研究沦陷区问题时就指出：“在目前阶段内，敌人侵略中国的方式，正面的军事进攻，大规模的战略进攻(某种程度的战役进攻不在内)，如同大举进攻武汉那样的行动，其可能性已经不大了。”10月10日，他在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抗战形势和党的任务的决定中再次指出：“在现在时期，敌人如同过去进攻武汉那样的大规模战略进攻行动，由于他所受中国过去二年余的英勇抗战的打击，由于他的兵力不足和财力不足，其可能性已经不大了。在这种意义上，抗战的战略相持阶段基本上已经到来。”1940年1月，他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到日本侵华政策的改变时进一步指出：“日本帝国主义在占领武汉后，知道单用武力不能屈服中国，乃着手于政治进攻和经济引诱。”1944年4月12日，在延安高级干部学习会议上，他再次指出：“自一九三八年十月日本帝国主义者占领武汉以后，他们即已开始改变这个政策(对国民党以军事打击为主、以政治诱降为辅的政策;对中共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则不重视)，改为重视共产党，轻视国民党;改为以政治诱降为主、以军事打击为辅的政策去对付国民党，而逐渐转移其主力来对付共产党”;“自从武汉失守以后，由于战争失败和仇视共产党这种情绪的发展，国民党就逐渐反动，反共活动逐渐积极，对日抗战逐渐消极”。
由以上可见，毛泽东虽然没有明确提出武汉失守与抗战相持阶段到来的关系，但在论述中国抗战形势已经发生转折性变化的问题时，都是以武汉失守作为标志性事件的。
中共七大会场
三、毛泽东同意朱德抗战相持阶段到来始于武汉失守的提法
1945年前后，在抗战胜利已成定局的情况下，中共决定召开七大，讨论决定抗战胜利后中国的前途命运和全党的任务等问题。如何认识中国抗战所经历的不同阶段，也就成为此次大会军事报告的一个重点内容。
早在1941年3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七大准备工作时，就已经决定七大的主要议程为三大报告，即毛泽东的政治报告、朱德的军事报告和周恩来的组织报告，同时要求就组织问题和军事工作开始准备报告材料。1944年2月24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七大的准备工作时，又决定由毛泽东作政治报告，朱德作军事报告，刘少奇作组织问题报告。到5月21日，扩大的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正式通过七大的议程和各报告的负责人。其中，政治报告由毛泽东负责，组织及修改党章报告由刘少奇负责，军事报告由朱德负责，党的历史问题报告由任弼时负责，统一战线报告及公开讲演由周恩来负责。
之后，随着七大召开日期的临近，无论是毛泽东的政治报告，还是朱德的军事报告和其他人负责的报告，都在党内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讨论和交流。例如，为了“起草七大的军事文件”，于1945年1月17日召开的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座谈会讨论了军事报告的具体内容。3月16日，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又研究了七大的正式议程，决定由毛泽东作政治报告，朱德作军事报告，且将“政治报告与军事报告合并讨论”。4月20日，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举行最后一次会议。会上，朱德介绍了军事报告的起草情况和基本内容，并要求大家提出修改意见。与会者经过讨论，普遍认同军事报告的基本思想，毛泽东亦“提议，赞成就基本内容通过”。这表明，朱德的军事报告内容包括武汉失守标志着抗战相持阶段到来的基本判断，中共中央及毛泽东是知晓和同意的。事实上，朱德准备向七大所作军事报告的内容和中共中央《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也就是在这次会议上讨论通过的。
1945年4月23日，酝酿已久的中共七大在延安开幕。4月24日，七大第二次全体会议举行。会上，毛泽东作《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并且延续了他关于武汉失守后中国抗战形势就发生了巨大变化的一贯认识。报告指出：“一九三八年十月武汉失守后，日本侵略者停止了向国民党战场的战略性的进攻，逐渐地将其主要军事力量移到了解放区战场;同时，针对着国民党政府的失败情绪，声言愿意和它谋取妥协的和平，并将卖国贼汪精卫诱出重庆，在南京成立伪政府，实施民族的欺骗政策。从这时起，国民党政府开始了它的政策上的变化，将其重点由抗日逐渐转移到反共反人民。”
4月25日，七大举行第三次全体会议，由朱德作《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朱德指出：军事报告内容遵循了毛泽东“政治报告的精神及其方针”，分为“抗战八年”“论解放区战场”“中国人民抗战的军事路线”“今后的军事任务”“结束语”五个部分。其中，在“抗战八年”这一部分中，朱德系统阐释了毛泽东《论持久战》中有关中国抗战需经历三个阶段的论述，将中国的抗战历程分为“敌人的进攻”“敌我的相持”“我方的反攻”三个阶段，并且指出“第二阶段，亦即战略相持阶段”，“这是在武汉失守之后开始的。构成这个阶段的特点，是敌人与解放区之长期反复的最残酷的战争”。这也是中共文件首次出现抗战相持阶段的到来始于武汉失守的说法。显而易见，这体现了毛泽东关于武汉失守后中国抗战形势就发生了重大变化的一贯思想。对于抗战相持阶段到来始于武汉失守的说法，这也是一个具有历史性的总结。
根据七大的会议程序，代表们对毛泽东的政治报告和朱德的军事报告进行了充分而热烈的讨论，最终形成一致意见。4月27日，毛泽东主持七大主席团会议和各代表团主任会议，听取各代表团讨论政治报告和军事报告的情况。5月1日，毛泽东主持七大主席团会议，强调虽不限制各代表团讨论的具体内容，但“以讨论毛泽东的政治报告和朱德的军事报告为中心”。5月8日，毛泽东再次主持七大主席团会议和各代表团主任会议，听取各代表团讨论政治报告和军事报告情况的汇报。5月30日，朱德向大会与会代表们作了关于军事报告讨论的结论，指出报告内容贯彻了毛泽东的军事思想，“报告的基本内容，他在前几天的联席会议上谈过，大家赞同他的基本观点”。在此情形下，到6月11日，大会基本通过《关于军事问题的决议(草案)》。至此，抗战相持阶段的到来始于武汉失守这一说法已成为中共内部的共识，并且为以后的史学界所普遍接受。
总之，一种标准说法的形成绝非偶然。从历史上不同时期存在过的表述看，有些学者近年来关于抗战相持阶段到来时间的不同说法只是关注到某些历史的片段，而并没有抓住历史演进的内在逻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