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寇发动的侵华战争中，湖北是遭受侵略的重点地区，湖北抗战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史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史上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全面抗战初期，湖北一度成为全国抗战的中心，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积极倡导下，湖北军民谱写了一首首惊天地、泣鬼神的抗战诗篇，为迎得全国抗战的战略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并留下了众多抗战历史档案。据省档案馆统计，我省是日军侵华档案资料最为丰富的省份之一，全省民国时期形成的涉及抗战内容的档案资料约有20余万卷册，新中国成立后，1951年至1956年间有关部门调查日军罪行及审讯战犯档案资料两者相加约近30万卷册，内容涉及全国8个省份及湖北省内64县的抗战，还有关于长江水道数以万张日军侵华绘制的地图，由日方出版的画册资料等，这不仅是日军发动侵华战争的有力铁证，也是研究中国抗战历史，教育世人的重要史料，借助馆藏抗战档案资料，重点解密1938年的湖北何以成为全国抗战的中心及其所发挥的重大作用。
湖北政治地位的重要性。湖北是辛亥首义爆发之地，是北伐军胜利进军的重要战场，在大革命时期省会武汉就曾为国民政府首都，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在此演绎开启了中华民族觉醒复兴的序幕，这块风云际会之地在当时中国人民的心中确是一块民族精神高地。武汉会战前，湖北武汉不仅是全国抗战的指导中枢，实际上的战时首都，而且更成为全国团结抗战、民主政治和进步向上的象征，是以国共合作为主体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和付诸实践的核心区域。故而日军以为攻占湖北，可进一步逼迫国民政府全面投降，瓦解其统一战线，屈服其国民的抗战意志，进而取得侵华战争全胜。这一点在日寇当年的叫嚣中就已十分清楚，日本大本营在解释其作战目标时曾放言：“只要国民政府还盘踞在汉口，汉口就是主要以西北各省为其势力范围的共产党军和主要控制着西南各省的国民党军之间的接合点和两党合作的楔子。为了摧毁抗日战争的最大因素——国共合作势力，攻下汉口是绝对必要的。”
湖北地理位置的重要性。自古以来荆楚就是制控八方，绾毂中原的兵家必争之地。湖北地处中国中部，东接安徽，南连江西，北邻河南，西通陕川，当四战之地，居天下之中，全面抗战之初就成为抗击日军东、北两路进攻的主战场，在南京失守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后，又成为护卫重庆和西南西北大后方的重要屏障。日方认为：只要攻占汉口、广州，就可以统治中国，攻占汉口可早日结束在华战争。蒋介石认为：自从上海、南京失守，我们唯一的政治、外交、经济的中心应在武汉，武汉决不容再失。我们要维持国家的命脉，就一定要死守武汉，巩固武汉。中日双方这种对武汉战略地位的高度认同，使得武汉会战不可避免。1937年12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在汉制定了《第三期作战计划》，确定了以确保武汉为核心，持久抗战，争取最后胜利之目的的“持久战”、“消耗战”方针，以粉碎日军的“速战速决”的计划。其总体战略方针，是通过将主力军置于武汉外围，争取行动上的进退自由来达到目的。1938年6月下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式下达作战指导方针指出：国军主力集中武汉外围，利用鄱阳湖、大别山地障及长江两岸丘陵、湖沼，施行战略持久战。
湖北经济地位的重要性。丰富的自然资源和重要的经济地位使湖北成为日军侵华争夺的首要区域之一，日寇企图借占领湖北之便进行大肆经济掠夺，达到以战养战之目的。湖北居全国腹地，九省通衢，在洋务运动时期，张之洞督鄂18年，在湖北大力发展近现代工业，修铁路、开矿山、建工厂、练新军、兴文教、办实业，使武汉成为中国近代史上最为发达的地区，当时世界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城市，在客观上为湖北成为近代中国重大历史事件策源地奠定了坚实的物质文化基础。据档案史料载，湖北在当时已经成为仅次于江苏的全国税源大省，武汉一跃而成为全国的重工业基地，近代工业化企业，居全国之冠。汉口由商业重镇一跃而为国内屈指可数的国际贸易商埠，一些国内有影响的民营企业相继产生于此，武汉大有“驾乎津门，直追沪上”的势头，而被世人誉为“东方芝加哥”。张之洞在为奥略楼(今黄鹤楼)撰写的一幅楹联也有力说明了当时湖北在全国的重要影响，其联日：“昔贤整顿乾坤，缔造多从江汉起;今日交通文轨，登临不觉亚欧遥。”据馆藏《湖北省外侨统计表》档案资料显示，1885年11月和1896年3月日本先后在汉口、沙市开设领事馆，1909年10月又将汉口领事馆升格为总领事馆。到1937年3月，在鄂日本人就达到2044人。而曾任日本首相的田中义一在1913年就曾直白提出：“利用中国资源是日本富强的唯一方法”，并以此作为日本侵华的长期国策。1923年日本在其《国防方针》中明确指出“不足资源需在中国寻求”。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日本将其首要目标确定为占领湖北这个有着重要经济实力的内陆区域，控制中国经济命脉，凭借湖北之资源为其发动更大范围的侵略战争提供军需物资。
全面抗战形势之使然。1937年“七七事变”后，中华民族的全面抗战由此开启。中国共产党以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为重，积极倡议国共合作抗日。1937年9月，国共两党开始第二次合作，以国共合作为主体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为推动国统区的抗战，经周恩来等与国民党谈判斗争，国民党政府同意在南京、武汉、西安、重庆等地设立中共的公开办事机构——八路军办事处。1937年9月，中共中央代表董必武到汉，筹建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1937年10月下旬中共中央在武汉建立八路军武汉办事处。1937年12月初，南京沦陷前，南京“八办”撤至武汉，与武汉“八办”合并，1938年1月中共中央长江局成立后与武汉“八办”合署办公，一方面周恩来、董必武、王明、博古、叶剑英等一批共产党重要领导人以武汉为中心在湖北地区积极开展抗战工作;另一方面随着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和国民党重要的党政机关皆先后迁到武汉，国民党党政军要员蒋介石、汪精卫、冯玉祥、于右任、孔祥熙等齐聚于汉，指挥正面战场的全国抗战，武汉成为了实际的战时首都，湖北成为全国抗战的决策指挥中心。另外许多中外知名的文化艺术人士、大批的媒体和出版机构、全国各界救国团体等云集武汉，他们怀抱正义和爱国热情，通过抗战文化宣传活动，向世界传递中国抗战的讯息，唤醒中国乃至世界人民共同抗击法西斯的斗志，使湖北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瞩目和关注的焦点。
毛泽东曾说，在这个时期，确实已发动了百年以来未曾有过的全国范围的对外抗战。
在上海、南京相继失守后，湖北成为全国的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中心，中国的抗战中心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心。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紧密团结合作，共赴国难，广泛发动全民抗战斗争，湖北成为国共合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最重要的实践和发展之地，湖北军民和全国军民在中共提出的持久战、全民抗战战略思想指导下，团结一心，同仇敌忾，以保卫大武汉和中国大后方为中心，组织起了中国抗战史上著名的武汉、随枣、枣宜、鄂西四大会战，特别是武汉大会战是中国抗战初期历次大会战中持续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牺牲最多、最具战略意义的一次大会战，对于打击日寇侵略气焰，振奋全民抗战精神，消耗敌人有生力量，粉碎日军“速战速决”以决定性的战役迫使中国屈服的意图，掩护敌后游击战略实施和抗日根据地的开辟，阻滞日寇对西北西南大后方的进攻等起了重要作用，取得了中国抗战由战略防御转向战略相持阶段的转折性胜利。武汉沦陷后，中共中央派遣李先念率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大队南下湖北，建立抗日根据地，从此，鄂豫边区的抗日武装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由分散到统一，成长壮大为新四军第五师。在漫长的中原抗战烽火里，李先念率领的新四军第五师，孤悬敌后，一直浴血奋战在侵华日军兵力密度之最的中原地区，成为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抗击日军的主力军。新四军第五师先后抗击了15万日军、8万伪军，对日伪军主要战斗1262次，毙伤俘日伪军和投诚官兵4.3万多人，创建了跨越豫、鄂、皖、湘、赣五省纵横9万平方公里，人口1300万，建有7个专区38县抗日民主政权，拥有主力部队和地方武装5万余人，民兵30余万人的抗日根据地，完成了对武汉的战略包围，成为中原抗战的中流砥柱，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
湖北的抗战不仅是国共合作团结抗战的典范，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共合作开展的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湖北抗日救国文化宣传活动，引领中国乃至世界反法西斯文化宣传之先，对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建立形成都产生了极大影响，而湖北和全国其它地区的武装抗日战场，对于牵制日军北进苏联，南侵东南亚以及与美国在太平洋地区展开全面争夺战的侵略步伐都发挥了无可替代的重大作用，为中国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最终的伟大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