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抗日战争时期从严治党管党的历史背景及动因
抗日战争时期之所以要从严治党，与其深刻而复杂的历史背景及环境密不可分。
——非马克思主义思潮蔓延，严重影响党的团结和统一。早在革命初期，党内就滋生和存在着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和主张。红军长征胜利后，党中央立足陕北，这种错误思潮又沉渣泛起，愈演愈烈，有蔓延之势。特别是王明回国后，高谈“两个一切”的“左”倾错误论调，造成党员干部思想一度混乱，而党的正确主张则受到质疑。用毛泽东同志当时的话说就是“我的命令出不了这个窑洞”。此外，“才子佳人”式追求安逸和享乐等非无产阶级思想也趁隙而入，对一些党员干部诱惑很大，严重影响了正确抗战思想路线的统一，产生了不小的消极影响。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指出：“中国是一个小资产阶级极其广大的国家，党处在这个广大阶级的包围中，我们又有很多数量的党员是出身于这个阶级的，他们都不免或长或短地拖着一条小资产阶级的尾巴进党来。小资产阶级革命分子的狂热性和片面性，如果不加以节制，不加以改造，就很容易产生主观主义、宗派主义。”这些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风气不断滋长和蔓延，致使一些党员干部甚至是党的高级干部，出现了理想不清、信念不坚、思想不纯等突出政治问题。尤其是张国焘叛离革命离开延安后，影响非常恶劣，愈加证明了非马克思主义思想影响和破坏党的集中领导与团结统一的严重危害性。
——贪污腐败现象开始出现，威胁到党的生存和发展。总体来说，当时党的绝大多数干部是清廉的，陕甘宁边区政府是勤政廉洁的。但是，一些贪污腐败现象开始浮现。如：红军干部肖玉璧在转至地方任职后，滥用职权、贪污受贿，被判处死刑;八路军团政治委员刘振环，因贪污公款被开除党籍并受到法纪制裁;在陕甘宁边区高干会议上，严厉惩处了王华亭等6名贪污腐化的干部。此外，在边区政府金融领域，经常发生财务混乱、公款吃喝甚至携款潜逃等严重问题。从1937年至1940年，腐败案件由180余件增至644件，已呈现逐年增加的不良态势。虽然，腐败案件所占案件比重还很小，但造成的负面影响和危害性却很大，严重威胁着党和边区政府的生存和发展，亟需大力整治。
——党员队伍迅速扩大、数量增加，部分党员组织和规矩意识淡薄。抗日战争爆发后，为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党大量吸收农民加入革命队伍。在壮大革命力量的同时，也随之带来了一些不利因素。一些新的党员生活比较散漫，不愿意接受党纪党规的约束，不服从组织决定和安排，出现“党的命令不服从，个人意见第一，只要组织照顾，不要组织纪律”的不正常现象。由于农民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党员越来越多，这部分党员从根本上缺乏对党的纪律和规矩的敬畏，组织意识非常淡薄，导致违法乱纪之事频发。这就迫切要求党必须执行铁的纪律，特别是要求重视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强化组织和规矩意识。
——官僚主义等歪风邪气滋长，严重影响党群干群关系。延安整风时期以前，党内已经出现以“自高自大”、“风头主义”、“个人英雄主义”为主要表现的官僚主义等歪风。有些党员过分计较党内地位高低，好出风头，喜欢别人奉承抬举;有些人存在着个人私欲和野心，好居功，好表现，好包办，没有民主作风。还有些人虚荣心强烈，不愿吃苦受累埋头苦干，不愿做事务性、技术性的工作。更有甚者，傲气十足，有一点成绩就骄傲自满、盛气凌人，好为人师，指挥别人，不愿接受正确意见和批评。此外，还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奢侈浪费、自私自利、“小山头”等坏习气。这些都严重影响着党与人民群众之间的感情和关系，有待于营造良好风气。
二、抗日战争时期从严治党管党的实践经验
——教育从严。党对干部教育特别是在职干部教育历来高度重视，将其放在思想政治教育的第一位。1942年，延安整风伊始，就专门制定了《陕甘宁边区在职干部教育实施办法草案》，对在职干部教育的组织、领导、科目、编制、奖惩、考试、检查、教员等方面做了详细严格的规定。《实施办法(草案)》明确党的在职干部教育以理论联系实际、学以致用为原则;以马列主义基本问题为主要课程;以服务边区为基本教育方针;以业务教育、政治教育、文化教育、理论教育为范畴;以记笔记、开讨论会、查资料、小组会议为主要学习方法;以口头作答、作文、调研报告、工作报告等为检查方式，实行两小时学习制。把延安整风学习作为考核的重要内容抓紧压实，实现干部在职教育的制度化，促使在职干部真学真懂真用，有效地避免了形式主义，为党员干部树立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夯实了思想根基和理论基础。
——制度从严。在当时的延安，党虽然处于困苦的战争年代，但却从未放松制度建设，相反，始终坚持不断健全制度以规范和约束党员干部的行为。第一、制定颁布法律法规。党先后制定《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陕甘宁边区宪法原则》等宪法性文件，并颁布刑事、民事、廉政、司法等具体法律条例。第二、建立干部管理制度。毛泽东同志指出，政治路线确定后，干部就是决定因素。 党制定实行了干部的培养、教育、考核、报告、交代、任用、学习、奖惩等制度，切实做到严管干部。第三、实行统一财经制度。由于边区金融领域存在诸多制度漏洞，贪污现象屡有发生。党建立和完善了自收自支、预决算、会计、审计、金库、公产、税收、地方财经、财务人员训练等财经制度体系，堵塞了机制及制度漏洞，边区财政经济状况转为良好。
——监督从严。延安整风时期，党逐步形成和完善了一整套党员干部的监督体系。第一，党内监督。党设立了监察委员会、审计处、行政督察专员公署等党内监督机构，对政府各个部门进行严格监督。第二，民主监督。在边区实行了以“三三制”为主的参议会监督，三分之一的共产党员处于三分之二的民主党派和非党人士的监督之下。第三，人民群众监督。党充分发扬民主，赋予人民群众真正的选举权、罢免权，以法律形式规定人民群众可以用任何形式控告任何公务人员的违法犯罪行为，人民群众的监督真正落到了实处。第四，司法监督。边区设立了高等法院，独立行使监督权。后又设独立建制的监察处，专门设立专门的巡回法庭或流动法庭，有效地发挥了司法监督作用。第五，新闻舆论监督。党利用有限的报刊杂志刊载反腐倡廉文章，如《解放日报》从1941年5月至1947年3月共刊登反腐败案件报道58篇。通过全面监督，党员干部的思想觉悟进一步提高，贪污等违法行为得到有效遏制。
——惩腐从严。延安整风时期，党对于腐败分子厉行严惩，一经发现，无论职务高低，一律从严从重惩治。其间，最有代表性的是黄克功案和肖玉璧案。黄克功是一名资历老、功劳大的高级干部，党并没有因此让其“以功赎罪”，而是处以极刑。肖玉璧也是一位有功之人，但是其无视党纪法律，贪污公款3050元，被执行枪决。由此，“共产党与红军，对于自己的党员与红军成员不能不执行比一般平民更加严格的纪律。”当时，胡耀邦同志在抗大校刊上著文说到，“如果我们开除了一个坏分子，不但不会使我们的队伍减弱，相反的只有使我们的党、我们的队伍更加强健起来”。惩腐必严，腐败分子因严惩而收敛、收手，从而起到了“不敢腐”的震慑作用，挽救了一些党员干部滑向腐败深渊。
——作风从严。作风关乎党风、关于民心。针对一些党员干部出现的官僚主义、奢侈浪费、贪污贿赂等歪风邪气，党始终坚持严把作风关，不断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全党焕发风清气正的崭新气象。在当时的革命实践中，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逐渐形成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在群众工作中，党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深入实际，反对空谈，为人民群众办实事、谋实利，赢得了广泛的拥护和支持，逐渐形成了党的群众路线和作风。在党内纠正和解决“左”和右的问题中，党提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不扣帽子、不抓辫子、不打棍子，开展民主生活会，逐渐形成了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风。在大生产运动中，又形成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正是基于这些优良作风的深刻影响和从严要求，真正造就了具有良好素质和过硬作风的党员干部队伍。
——领导示范。延安整风期间，党的各级领导干部以身作则，率先垂范，成为党员干部竞相学习的榜样，起到了真正的表率和示范作用。生活上，领导干部和普通工作人员一样 ，穿粗布衣服，吃小米饭，住土窑洞，从不搞任何特殊化。工作上，领导干部总是吃苦在前、冲锋在前，跟我上，功劳表扬让给别人，责任错误自己承担。特别是在遵守纪律上，党员领导干部严格执行组织纪律、政治纪律、工作纪律、生活纪律、廉洁纪律的规定，当时涌现出了习仲勋、王震等一大批模范领导干部。延安整风时期，党的各级领导干部真正践行了：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必首先做到;要求别人不做的，自己必首先不做;带头勤恳工作，廉洁从政，遵纪守法，艰苦奋斗，充分展现了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三、抗日战争时期从严治党管党的现实启示
延安整风时期从严治党管党的一系列实践举措，取得了非常显著的效果，形成了许多值得我们认真思考和研究的经验，对当前我们党全面从严治党具有重要的现实启示。
——注重思想上建党是从严治党管党的根本。学习教育是思想从严的根本途径。延安整风时期，党通过建立健全思想教育制度，创新教育方法，不断强化以马克思主义为主的思想教育，促使党员干部明确革命目标，树立理想信念，提高党性修养，为完成革命任务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当前，我们党面临着“四大危险”和“四大考验”，更要紧抓党性修养这一核心、思想教育这一基础，进一步坚定党员干部的理想信念，补好精神缺失之“钙”，从源头上筑牢思想防线，这是从严治党管党的根本所在更是从思想上建党的根本要求所在。
——健全制度是从严治党管党的保障。延安整风期间，党通过完善法律法规，统一财经制度，建立配套的干部管理制度，构筑了比较全面的治党管党制度体系，扎紧制度的笼子，严防不严现象出现，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当前，我们党仍然要坚持以此为借鉴，继续推进党的制度建设及党纪党规建设，真正扎牢扎密制度的笼子，形成全方位的约束效应，充分发挥制度治党管党的应有作用。
——严惩腐败是从严治党管党的本质要求。腐败是从严治党的绊脚石。延安整风时期，党对黄克功和肖玉璧两名劳苦功高的党员判处极刑，表明了党对腐败分子严惩不贷的决心信心。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出现了所谓区域性腐败、塌方式腐败、家族性腐败、系统性腐败等新现象，反腐败斗争的形势愈益严峻。这些腐败分子政治上蜕变、经济上贪婪、作风上专横、生活上奢侈，严重败坏党群干群关系和社会风气，严重制约“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推进和实现，必须持续高压、重拳打击，始终把严惩腐败作为从严治党管党的根本任务紧抓、长抓、严抓、抓实。
——严管党员干部是从严治党管党的重点。从严治党关键是从严治吏。延安整风时期，从严治党“主要与首先的对象是中高级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由于延安整风运动是从领导干部整起，从领导干部严起，以上率下，紧紧抓住党员干部这个重点，层层推进，级级严管，实现了党员干部的严格教育和管理。当前，从严治党同样要把党员干部当作重点来抓来管，特别是党的中高级干部这个“关键少数”。对于手握权力的干部尤其是主要领导干部，更要严肃党内政治生活，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切实加强监督管理，促使各级领导干部真正明白担任领导职务就必须严格言行举止，必须担当更多责任，承担更大风险。
——讲究方法是从严治党管党的关键。延安整风时期，采取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批评与自我批评和民主生活会等正确方法，从严治党取得了明显效果。毛泽东同志指出，“正是抵抗各种政治灰尘和政治微生物侵蚀我们同志的思想和我们党的肌体的唯一有效的方法。”当前，从严治党就是要经常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红红脸、出出汗。党员领导干部严格按照八项规定和反“四风”的要求来规范自己的思想行为，不折不扣的落实《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和《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这是新的历史时期，党针对不同情况采取的从严治党的正确方法，既弄清了情况，解决了问题，又能保持心情舒畅，取得实效。我们应当坚持运用和落实这一方法，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作者：刘 靓 单位：中共荆州市委党校)
